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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人物之 千古谁识李鸿章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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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0楼 发表于: 2006-06-25
晚清人物之 千古谁识李鸿章

1901年11月7日,对于大清国的普通百姓来说,这天就像他们度过的无数个日日夜夜一样,平淡无奇,偶尔可能会有张家的狗窜到隔壁李家,咬死了李家那只产蛋量极高的大花母鸡,从而引发一场邻里间的纠纷;也有可能村东头的小木匠外出做活,回来时带了个漂亮年轻的姑娘做媳妇;还有可能是一个技量不高小偷潜入人家,却被主人发现,东西没有偷成,反而遭来一顿暴打,最后被扭送到衙署……老百姓的日子永远是平淡的、安逸的,偶尔的小小闹剧,也不过是茶余饭后的闲资罢了。
  可是,对日夜没落的大清王朝来说,这天却是极不平常的,这种不平常来自北京贤良寺的哭声,当一声声悲痛欲绝的哭喊透过厚厚的朱漆大门传到街上时,皇城根下善于窥测的人们明白,贤良寺的主人去了,虽然他们早就听说,贤良寺的主人为朝廷耗尽心力,病倒在榻,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他走得这么快,这么急,这使懒散惯了的皇城百姓多少有点不知所措,无所适从……进进出出的达官显贵和披麻戴孝的主人子孙更加使人们有理由相信,贤良寺的主人真的去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一  
  贤良寺,原在校尉胡同西侧,最初是康熙皇帝第十三个儿子怡亲王允祥的王府,允祥曾为支持四皇兄胤缜登上皇位立下大功,所以,胤缜即位(即雍正皇帝)后,便将此处房屋赐予了他。允祥死后,雍正将其王府建委贤良寺以示纪念。乾隆年间,贤良寺迁到冰盏胡同。
  以前的寺庙都有一定的成例,一般只在每月的初一或十五开放,供善男信女顶礼膜拜,当然,遇上传统的节日或自己宗教的节日,也会开放,但这样的时间在一年当中占的比例极少,总的情况是,寺庙关闭的时间多,开放的时间少。
  与喧响杂陈的尘世相比,寺庙显得宁静雅致,香雾缭绕中别有一番风味。这自然成了很多文人雅士,达官显贵向往的地方。晚清时的贤良寺便成了各级地方官吏进京休憩整肃的地方,到后来,逐渐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进京陛见的行辕。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今肥东县)人,出生于道光三年正月初五,也就是1823年2月5日。因排行第二,所以又称李二,后来,因为代表大清帝国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便背上了“李二先生是汉奸”的骂名,从而,更加广为世人知晓。
  李家世代耕读,虽然算不上很富裕,但也衣食无忧。在传统社会中,普通老百姓要想跻身仕途,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寒窗苦读,以科举考试来争取功名。他的父亲李文安无疑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1838年,李文安中了戊戌科的进士,成为李家第一个跳出农门的人。报子来报喜的时候,鸿章和母亲正在田里除草,听到消息,母子俩先是一惊,继而高兴的扔下锄头,奔回家里,招呼邻里,大肆庆祝一番。文安最初在户部任官,后来被调到刑部,任刑部郎中,记名御史。据知情人透露,文安在任上性情刚烈,清正廉明,很有宋朝时期包拯的作风,但据史料上的记载看来,文安也没有多少过人之处。
  李鸿章的母亲是一位传统的乡下妇女,操持家务,下地干活,与普通妇女没什么两样。因为劳动的需要,没有缠足,形成了一双像马皇后一样的天足。后来,鸿章当了大官,接母亲到京城享福,路上母亲的大脚无意露在轿帘之外,鸿章见后,颇觉尴尬,悄悄伸手用帘子盖住了母亲的大脚,结果,惹的母亲好长一段时间不快活。  
  1845年,李鸿章进京,之前,他曾赋诗一首,表达志向,诗曰:
  丈夫事业正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
  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
  闻鸡不觉先起舞,对镜方知颊有髭。
  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为?
   此诗通俗直白,既有青年人年少气盛,恃才傲物的风骨,又有日月如梭,浮生碌碌的感慨,可以想见,鸿章写这首诗时的心境时极度矛盾的。
  进京后,鸿章以“年家子”的身份投靠在父亲的同年、大儒曾国藩门下,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鸿章初以优贡京师,以文学受知于曾国藩,因师事焉。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毕生所养,实基于是。”曾国藩是桐城派大师姚鼐的学生,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在学术上的名气远远大于仕宦上的名气。
  对于这位聪颖的年家子晚辈,曾国藩一见面就喜欢上了他,这位安徽的乡下佬不仅人极聪明,而且还谦逊好学,更重要的是他办事也是少有的拖沓,干净利落,且能照顾到多方面的利益,总能把事情办得尽善尽美。对此,曾国藩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暗自下决心大力栽培这位聪颖的安徽佬。当然,栽培还得从帝国最传统的学问做起,义理之学是必不可少的,至于经世之学嘛,只要是鸿章喜欢,曾师傅泽便会不遗余力的倾囊相授。李鸿章在此时能有一位父执般的人做他的老师,自然受益匪浅,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仕宦经验多半来自于这位湖南的执著的师傅。有了这层关系,李鸿章侍奉曾师傅的身份一方面是年家子的晚辈,一方面又是虚心求教的学生。曾国藩后来大力提拔、奖掖李鸿章,固然与鸿章的聪敏颖悟,颇具才识有着不可分割的原因,但也不能否认上述的两个方面。
  1847年的帝国人才大选拔中,李鸿章有幸高中,成为帝国的进士,进士及第,在传统的帝国体系中是一件既为荣耀的事情,由于它是士人科举考试的最后一道门槛,因此人们常常把中进士称为“登龙门”,意味着士人一脱十年寒窗的生涯可以进入帝国的官僚体制行列了。与李鸿章同时考取进士的还有直隶南皮张之万、江苏吴江沈桂芬、山东菏泽马新贻、福建侯官沈葆桢等人,这些同年在帝国后期的官场中拥有很高的地位,一度成为帝国大厦的顶梁柱。当然,无论从声望,还是从事功上来说,李鸿章都是这些同年中的佼佼者。
  按照帝国固有的官僚体制,进士及第还不能出外任官,除非你有特别突出的才干和能力,否则只能作为储备官员畜养起来,等到时机成熟时,才可以出任帝国的官僚。李鸿章虽然优秀,但再优秀的人也不能破了帝国的体制,因此,进士及第的李鸿章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翰林院短期的官职,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
  三年的深造之后,李鸿章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官职是正七品。虽然是一芝麻粒大的小官,但根据帝国任官的惯例,像李鸿章这样的汉族官吏要想出人头地,十之八九得在此任职不可,至于最后的结果,还得看进入翰林院以后的学问和修养如何。
  1852年,李鸿章在翰林院的考试中,名列第二,得到继任不久的咸丰皇帝的赏识,这本来鸿章仕宦前程的美好预兆。无奈,时运不济,广西金田兴起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打破了帝国固有的宁静,李鸿章的仕途也因此受到阻碍。
  为了遏制和扑灭这场起义,咸丰皇帝先是调用帝国的正规军队前往起义前线,可能是新继任皇帝低估了农民起义的力量,也可能是高估了帝国正规军队的战斗力,最终传到皇帝耳朵里的战报多半都是帝国军队战败,农民军取胜。
  当农民军发展到十多万时,咸丰皇帝敏锐地感到帝国的正规军队已经不可用了,必须寻找新的力量去扑灭眼前的熊熊烈火,于是,他一口气任命了43名“团练大臣”到各地组织地方武装,连丁忧在家的曾国藩都要在湖南老家组织团练,担负起保家卫国的大任,更不用说在翰林院悠闲自得的李鸿章了。  
  文人搞武装似乎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但帝国几千年来的经验似乎又证明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策略。李鸿章回到家乡不久,便组织起了一支颇有战斗力的军队,与农民军的第一次接触是在和州的裕溪口,毫无临敌经验的李鸿章居然首战告捷,这对鸿章本人还是士气低靡帝国来说,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远在京城的皇帝接到报捷,欣喜之余,立马赏鸿章戴蓝翎,官制从七品升到六品。随后的含山一战,鸿章又胜,为了表彰功勋,咸丰皇帝特赏鸿章加知府衔,赏换花翎。
  这时,李鸿章的父亲受咸丰皇帝的任命,回家乡办理团练。鸿章的哥哥翰章也受皇帝的青睐,署理河南益阳的事务。做京官没做出什么事来的文安公,似乎在打仗上也不甚着彩。没过多久,便带着对朝廷的无限忠心走完了生命的历程。
  国难当头之际,鸿章放弃了回家丁忧,依然留在营中继续着他的破贼大业。在攻克庐州府的战役中,鸿章因参与有功,得到“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的奖赏。不久,又赏加按察使衔。后来,又因“剿匪出力,奉旨交军机处记名,遇有道员缺处,请旨简放”。道员是朝廷的四品官,短短的几年时间中,毫无背景的李鸿章由七品编修升到四品道员,其升迁的速度也可算是相当惊人的了,足见鸿章本人的才能和帝国对他的重视程度。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伴随鸿章人气上升而来的是一些帝国官僚对他的防范,赵凤昌撰《惜阴堂笔记 书合肥轶闻》云:  
   咸丰初年,以翰林在办乡籍。其时皖南北土匪遍地,各乡筑围以御,扰无虚日。朝廷派胜保办皖军务,胜疑合肥,预防闲之。一日侵晓,土匪攻乡围,合肥领围出战,竟败退,直抵本围。时已逾午,饥甚,入宅不见一 人,盖先避去。疾往厨舍,饭正熟。灶低洼,即翘一足踏于灶沿,一手揭盖,一手取碗,直 递口狂咽,不暇用箸,亦无一蔬。随咽随呼曰:“同队快干(快食之意),好跑(即逃之意)!”……饱后仍退,忽报胜保从后路来,合肥颇惶急,虑有不测,不得已迎谒之,述告匪情。  
  胜保是满洲镶白旗人,由于作战勇敢,屡立战功而深受咸丰皇帝的青睐,此时正奉命督办安徽军务,他怀疑李鸿章割地自居,名为办团练而实际上与土匪相勾结,当他亲眼看见堂堂帝国四品大员竟然“翘一足踏于灶沿,一手揭盖,一手取碗,直递口狂咽,不暇用箸,亦无一蔬”时,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土匪形象,更何况鸿章说的又是一口土匪黑话。难道李鸿章真的与土匪有勾结吗?胜保心里很是纳闷,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既然自己亲眼看见了,为了朝廷的安危计,还是对这些汉族官吏防着点好!
  深的进退之道的李鸿章此时也有自己的盘算:虽然胜保当时没有把这件事情上奏给远在京城的皇帝,可朝廷里的事哪能说个准啊,万一哪天胜保觉得自己不顺眼了,将这件事情上奏圣听,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事啊。再说了,现在的巡抚福济也是个没多大能耐的大臣,一切战守措施,多半不合时宜。在他手下效命,也混不出个什么名堂,还不如及早抽身,寻找新的机会为好。
  这时,极度郁闷中李鸿章听说当年的师傅曾国藩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认为一旦投奔到师傅那里,凭着师傅的知人善任和自己的办事能力,大好前程就可指日而待,于是,他风尘仆仆地向师傅那里奔去。
  许多在想象中似乎十分完美的事情,一旦进入现实社会当中,则变得不怎么完美起来,有时甚至还会大相径庭。到了曾国藩幕府后,李鸿章也不甚得意。个中原因,颇为复杂,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李鸿章早在来此之前,就被授予道员的官衔,是朝廷的四品官,可是,到了这里,只不过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幕僚,心中自然甚感不平;二是,当时的曾国藩只是以侍郎的身份办理军务,官职不是很高而权任也不是很重;三是,李鸿章自认为在安徽期间久经战场,可以独当一面,如今却没有机会领兵出战,想来委屈憋闷。
  对于急于建立事功的李鸿章来说,这些都是他无法面对的,心中的郁闷无法排遣时,鸿章常常借酒浇愁,这在师傅曾国藩看来,完全是不思进取,自己大力栽培的学生居然成了这个样子,曾师傅很难想象。为此,师徒俩人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摩擦,李鸿章还曾一度拂袖而去,再加“闲居一年”。
  李鸿章的吏才在弹劾安徽巡抚翁同书一案上凸现出来,得到师傅曾国藩的激赏。当时安徽巡抚翁同书在处理江北练首苗沛霖的事件上措施失当,以致激起大变,而他本人又在守卫定远时,弃城逃走,没有尽到封疆大吏应有的责任。对此,曾国藩极为愤慨,想要上书弹劾,苦于找不到恰当的措辞。
  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是前朝大学士,也是本朝咸丰皇帝的老师。翁同书的弟弟翁同和则是当朝状元,翁家父子深受皇恩“眷顾”,门生故旧遍布朝廷内外,要想撼动这样一颗根深蒂固的大树,奏疏的措辞必须相当谨慎,才能使皇帝破除情面,依法严惩。稍不小心,就会赔了夫人又折兵,甚至搭上自己的脑袋。
  如何写好奏折,曾国藩颇费了一番周折,他先是让一位僚属代拟,完稿后却发现与自己所想相距甚远。正在发愁之际,李鸿章出现在他的眼前,曾国藩灵机一动,决心考验一下这位学生,马上命他草拟奏稿。
  李鸿章领命拟稿,不但措辞得当,逻辑严密,充分指出了翁同书的实际错误,而且还有一段极为警策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前就”。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不但使皇帝无法徇私包庇,就连朝中的翁氏故旧也无从插口。
  曾国藩看了之后,大为激赏,立马将这份奏稿送达圣听。结果,翁同书被革职拿问,发配新疆充军。
   李鸿章有如此吏才,曾国藩不能不刮目相看,二人的相知也由此日益加深。
  1861年的国内形势对大清帝国的南方子民来说,表现的极为严峻。江南除镇江和上海为帝国掌控外,其余的地方都被太平天国占领。江苏的官僚和士绅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组成乞求军事援助的代表团,前往安庆,希望能够得到曾国藩的援助。曾国藩经过考虑,不仅决定派左宗棠率兵去浙江作为南翼,而且还决定为收复江苏建立一支新的军队。他委托当时正负责着一支长江水军的李鸿章组建这支新军队,李鸿章回到家乡安徽淮南地区去征募新兵,这支军队就是后来著名的淮军。
  李鸿章摆脱了曾国藩的制约,在家乡办起新军来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一年后,他带领新招募的淮军到达上海。久闻李鸿章大名的沪上绅士和洋人们站在上海码头,迎接他们心中救星,当一队队淮军走出船舱时,绅士和洋人傻眼了,眼前的士兵与他们期望的实在是太远了:满口安徽土话,脚穿草鞋,身着大脚裤,头裹破布,浑身散发出恶臭的“叫花子”般的异味。这与帝国的正规军队和洋人官兵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些灾区逃荒过来的流民。
  他们的主帅也是一口安徽土话,好在有足够的能力担此重任。他对嘲笑他们的士绅和洋人报之一笑,说:“军队贵在能战而不在外表,等我们打完一仗,你们再笑不迟。”说完,他对他的乡军说:“伙计们,贼娘好好的搞!”果然,隔了不久,虹桥之战的胜利使士绅和洋人们再也笑不出来了,这场战役居然以三千淮军对十万太平军的绝对劣势取得了胜利,以“大裤脚”著称的淮军的名声从此确立。这场战役,对帝国政府的意义则更大,他扭转了东战场上帝国军队屡战屡败的局面,使官兵和朝廷都看到了可能扭转战局的希望。
  李鸿章到达上海不久,咸丰皇帝便将江苏巡抚薛焕调任他职,而让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这样,李鸿章便成为江苏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可以充分地利用江苏的财力和物力,来精心打造自己的淮军。
  李鸿章在江苏站稳脚跟的同时,另一位帝国将才左宗棠也在浙江安下身来,作为最高统帅的两江总督曾国藩现在便有了两支新的军队配合他的主力部队——这支部队由他的弟弟曾国荃率领——沿长江向东推进,太平军三面临敌,形势危急,而大清帝国似乎也时来运转起来。  
  李鸿章是三路军队中最早完成任务——收复江苏的。淮军包围苏州城,经过反复的拉锯战后,太平军“纳王”郜永宽提出投降,条件是他杀拒不投降的太平军“慕王”且开门迎降,作为回报,大清帝国不但不能杀他,而且还要赏他二品顶戴。李鸿章对此表示同意,但当郜永宽拿着慕王首级来到早已入城的李鸿章帐中时,李鸿章却下令将郜永宽就地正法,而且对已经放下武器的两万多名太平军大开杀戒。
  这一举措在帝国政府内产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轰鸣,不但普通百姓反对,就连朝廷的一些大员也纷纷指责李鸿章的不是,甚至洋人也愤怒了。和李鸿章私交极好的洋枪队统帅戈登立马翻了脸,声称如果帝国政府不追究李鸿章的责任,那么他们将凭着强大的武力迫使把已经在帝国手中的苏州城转交给太平军。
  李鸿章此时心境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虽然皇帝还是向着他,对他大加赞赏,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点李鸿章是再清楚不过的。经过反复权衡后,他出现在了郜永宽的祭吊仪式上,并且还撒下了几滴眼泪,虽然在场的很多人认为这是李鸿章在惺惺作态,可是堂堂朝廷大员祭奠所谓的“民贼”,在当时看来,也是很难能可贵的。善良的人们最终原谅了这位“悲痛”的大员。
  1864年,太平军都城天京终于被攻破,浩浩荡荡延续了14年的太平天国终于覆灭。
  李鸿章和他的师傅曾国藩一起受到了朝廷的嘉奖,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被封为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一方诸侯,这一年,他42岁。
  接下来的五年中,李鸿章恩宠有加,朝廷对他的官职一升再升,先是两江总督,再是钦差大臣,接下来是湖广总督,后又加太子太保,升协办大学士,到1870年,已经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了,集外交、军事、经济大权于一身,成为洋务派领袖。  
  三  
  太平天国被遏制后,农民起义对帝国的威胁相对地减少了,相反,昔日的那些能战善战的将领却成了帝国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对此,世故老到的李鸿章是十分明白的。而他又十分舍不得拼了老命才换来的顶戴,凭着政治家的敏锐眼光,他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帝国正在萌芽的洋务上,在他的带领下,开始了帝国早期的洋务——自强——近代化运动。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电报局、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近代化机器制造厂、第一个民营企业、第一个建议并适时向外国派遣中国留学生、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陆军、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
  李鸿章为大清帝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各项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然而,他一生所从事的另一种“洋务”——外交,却使他得声名一落千丈,即便是在他去世100年后,仍不为人多数人原谅。因为根据国人一向的认知,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与不公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所有竭尽心力的努力无不是在把国家的领土、财富和臣民出卖给洋人,这位大清重臣的罪责深重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使李鸿章的外交才能凸现出来。事情的起因来自于一位英国传教士——马嘉理,他在云南“旅游”时,被不知情的当地居民杀死。英国政府得知后,借机向帝国政府提出赔偿要求,并将军舰开入烟台,整装待发,随时有可能炮轰帝国领土。
  外患相逼,朝中一些大臣主张开战,与敌人一决雌雄。可他们那里知道大清帝国这支腐朽的破船哪能承载如此巨大的“重量”,还是办了多年洋务的李鸿章看得明白:大清帝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那样失去的将会更多。为何不直接与洋人议和?虽然有可能失去一些利益,可总比战败了再去求人家议和强吧!
  李鸿章带着化干戈为玉帛的期望走上了谈判桌,面对强大的威胁,李鸿章依然能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他巧妙地利用国际法力挽狂澜,在他建议下,大清帝国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不仅如此,他还为大清帝国挽回了一些利益,就连觊觎更多在华利益的英国人事后也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 从此,洋人们知道了大清帝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然而,在国人的眼里,从烟台回到直隶总督府的李中堂却因赔款和开放口岸而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1883年的中法战争又一次把李鸿章推上了风口浪尖。当战争在帝国的藩属国越南燃起并蔓延到帝国边境时,帝国首脑命令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
  作为帝国政府的高级官吏,李鸿章对自己和对手的实力有着深切地认识:他认为各省海防兵不强,军费也不多,水师还没有练成,所以“未可与欧洲轻言战事”。况且,越南并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它基本上是独立的,有自己的军队和外交,而且越南国内已经非常腐败,大片国土已逐渐沦亡。抗法的战将刘永福最强盛时麾下也只有几千人,他根本没有力量抵御法国的兵力。如果非要刘永福承担这个力不从心的责任,实际上等于清政府宣告自己同法国进行争夺整个越南的战斗。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与法国海军军官福禄诺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同意在中越边境开通商埠,并撤出中国在越南的军队。
  然而,撤军议和并不意味着主动放弃,与洋人打了多年交道的李鸿章明白:实力才是作战的唯一凭借,万一战争真要打起来,沿海地区可能就会首当其冲地成为主战场。因此,他先是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对烟台到旅顺的水陆军队作了周密的部署,然后给滇桂两省调拨兵力的同时,又调拨一些弹药枪支给桂军。
  中法战争不可避免的燃烧到帝国领域时,对战争形势认识最清楚地依然是李鸿章。早在马尾海战爆发的前一个月,他就分别致电总理衙门和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管理福州船政局张佩纶,告诉他地方船坚炮利,我方在目前阶段很难与之匹敌,倒不如将战舰全部调走,保留实力,否则一毁全毁,福建门户洞开,后果不堪设想,朝廷同意了这一主张,指示张佩纶“事急莫如腾空船厂,撤全军,以顾省城根本重地为第一义。”可惜,张佩纶没有接受这一主张,结果损失惨重:被击沉的军舰有七艘,死伤约二千余人,龙槽船十几只和一大批小船被毁,福建水师丧失殆尽,仅舰船和工厂设备的损失就在二百万两以上。
  虽然,在此之前冯子材等人在中越边境取得了一些局部性的胜利,但从整个战局看来,依然是敌强我弱,大清帝国能否依靠自己的实力夺回被占领的台、澎失地,尚有待可考,但要把法军从越南驱赶出去,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与其吃力不讨好的在战场上消耗,倒不如静下心来好好整治内部,等自强之后,一切就不在话下了。
  在这样的想法下,李鸿章又一次坐在了法国代表的对面。这次在谈判桌上的结果就是国人广为人知的“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中法新约》。谈判桌下,李鸿章再一次地成为人们唾骂的对象。
   四
  如果说中法战争使李鸿章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那么,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则是他一生遇到的最大挫折。这次战争中,他费尽心血亲手创办的北洋舰队毁于一旦,他的苦闷心情是常人所难以理解的。
  帝国政府中,李鸿章很早就看出日本的崛起对大清帝国存在着巨大的威胁,他在1874年的一份奏折中就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倖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为了防御日本,他疾呼中重视海防,组建北洋海军,甚至在新疆出现危机时,他也主张先以海防为重。
  然而,李鸿章发展海军的计划,从刚一开始就受了来自多方面的阻碍。
  1891年,北洋海军成立不久,李鸿章奏请在胶州(今青岛)、烟台增加炮台,刚刚获得上谕允准,户部尚书翁同和就以户部的名义,奏请两年内停止南北洋购买外国枪炮、船只、机器。其实,翁同和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报复,当初因为李鸿章的奏章,自己的哥哥翁同书差点掉了脑袋,最后,脑袋虽然保住了,但还是被发配边疆,到死也没有回来。更为心痛的是父亲因为哥哥的事怨气太深,没两年也便归西了。为此,翁同和很是郁闷了一阵子,并发誓一定要和这位安徽佬斗到底。因此,当得知李鸿章要通过自己管辖的户部领取款项时,他毫不犹豫地给自己的学生——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上了封奏折。
  李鸿章大为愤懑,可是,除了发发牢骚之外,他还能对皇帝的这老师怎么样呢?
  正是在这几年中,中国对日本海军原先保持的领先地位被倒置了。
  中日甲午战争刚刚打响时,翁同和积极主战,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赞誉,而掌管北洋军务的李鸿章认为,“海军弱,器械单,不敢开边衅。”(胡思敬《国闻备乘 卷一 名流误国》主张依靠外国人的调停来消弭战争,由此被人们扣上“投向卖国”的帽子,直至今日,仍有人如此看待。据翁同和的学生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回忆,中日战争初起时,他曾向翁同和提出中日军力相差深远,中国不宜开战。翁同和却说:“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又说:“吾心欲试其良苦(左木右苦),为整理地也。”
  黄海之战后,翁同和奉旨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商量会战对策,问及北洋海军时,李怒目相视,半天没说一句话,后来,才慢慢的掉过头来说:“师傅总理都支,平时请款诹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谏果可恃乎?”翁同和称:“计臣以樽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
  李鸿章当即回敬道:“政府怀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在绕绕(左口右尧)不休,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和听后语塞,回去之后再也不提战争的事了。     
  1894年11月7日,大连沦陷,与之互为犄角,拱卫京城的旅顺也岌岌可危,战争进行到此,强弱已分,大清帝国的战局一溃千里,不可收拾。就在这天,北京的颐和园内却是另一番景象,歌舞升平,莺歌燕舞,北京城里最好的戏班子在台上接二连三的为60岁大寿的慈禧上演节目,喧嚣的锣鼓声盖过了轰鸣的枪炮声,在北京西郊的上空飘荡。
   1894年11月7日,大连沦陷,与之互为犄角,拱卫京城的旅顺也岌岌可危,战争进行到此,强弱已分,大清帝国的战局一溃千里,不可收拾。就在这天,北京的颐和园内却是另一番景象,歌舞升平,莺歌燕舞,北京城里最好的戏班子在台上接二连三的为60岁大寿的慈禧上演节目,喧嚣的锣鼓声盖过了轰鸣的枪炮声,在北京西郊的上空飘荡。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已经没有资格听戏的人,正在为求和的事紧张的忙碌着,他就是被“拔去三眼花翎,脱去黄马褂”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战前,李鸿章就曾对中日力量进行过对比,他发现无论是战舰,还是装备,此时的日本已经远远超过了大清帝国,如果贸然开战,必定失败。现在,果然失败了,使战争结束的惟一办法就是求和,遍找大清国内,居然没有一人可担此重任,最终,帝国的高层官僚们一致认为,李鸿章熟悉中外交涉,为外洋各国所倾服,因而在慈禧的核准下,“李鸿章着偿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偿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议和。
  李鸿章接任后,根据日本政府提出的“全权大臣须能谈判各让土地”的要求,知道此一去,必定使谈判者身败名裂,但李鸿章没有退缩。临行请训时,李鸿章有意请翁同和同往,翁立即以没有办过洋务为由回避了,他说:“若予曾办过洋务,此行正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李鸿章说:“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
  朝中大员都知道日本此战的目的主要在于割地,因此,相对无语,只有翁同和在一边不识时务的表示:“只要不割地,就算多赔款也可以。”聪明的慈禧也不原意背上割地的骂名,把傀儡皇帝光绪往前台一推,自己躲到戏园子看戏去了。
  李鸿章反对割地,但他知道如不割地,则议和断不可成。唯一的办法,还是挑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牵制,在他们你争我夺的缝隙中寻找生存的空间,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在华有着巨大利益的英、俄身上。然而,实际的情况,却令鸿章失望,因为英、俄两国连一句“切实相助”的话也没有,希望破灭了,看来,英、俄是指望不上了。
  1895年3月14日,两艘德国轮船载着帝国政府庞大的代表团出发了,临行前,鸿章上奏皇帝谢恩,他说:“伏念此行,本系万不得已之举。苟有利于国家,何暇更避怨谤。关系之重,转圜之难,均在朝廷洞见之中,臣自应竭心尽力以图之。”
  李鸿章此时的心绪肯定难以平静,他带着皇帝任命他“全权事务”的上谕,带着对国家、百姓负责任的满清热忱出发了,他前面的路就像这大海里的险滩一样捉摸不定,可是,还得须硬着头皮闯过去。
  在甲板上,他不无悲伤的吟诗一首:
   晚倾波涛离海滩,天风浩荡白鸥闲。
  舟人那识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  
  双方谈判的地点选在马关(今下关)春帆楼,当时,这里只是一家普通的饭馆兼旅馆,以经营河豚料理闻名,据说日本首相伊博文年轻时,曾是这里的常客。这次有意把谈判地点选在这里,是否跟伊藤博文有关,不得而知。
  尽管帝国政府授予李鸿章全权负责谈判事务的权利,其中也包括帝国政府所预料割地赔款事项,但在谈判中,他仍然本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期望,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努力为大清帝国争回权益。
  第三次的谈判后,李鸿章坐着从祖国特意带上带上的轿子(李鸿章来日本前,就发誓不用日本的任何东西,因此他自备了所需的一应物品),返回住处,马路两旁站着特意从各地赶过来,想一睹他们如雷贯耳的大清帝国外交使臣。就在轿子快到住处时,一名刺客冲过来,揭开轿帘,朝着里面心力交瘁的李鸿章脸部就是一枪。
  瞬间,鲜血染红了这位饱经沧桑、为国尽瘁的老人的脸部,顺着面颊流在官服上,鸿章马上昏了过去。
  所幸的是,子弹并没有伤着要害,卡在左眼下的骨头缝里。对于这样一个敏感而又危险的部位,凡是查验过伤口的医生都不敢贸然下刀,李鸿章本人也以国事艰难,刻不容缓为由拒绝动手术。在给清政府的电报也只有短短的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
  大清帝国的最高外交官在日本遇刺的事,通过媒体和电报向世界各国飞去,一些与大清帝国关系较为融洽的国家开始纷纷谴责日本的不负责任和强硬态度。日本政府的脸上挂不住了,更让他们担心的是:“若李鸿章以负伤作借口,中途回国,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他们再度居中周旋,至少不难博得欧洲二三强国的同情,如果引出强国的干涉,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陷入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方。”
  为此,日本政府大力搜捕刺客,第二天便将刺客抓捕归案,简短的审讯后,就草草地以“蓄意杀人未遂”,判处无期徒刑。随后,为了表示摆脱国际上对日本政府的谴责,宣布停止军事行动。
  小肚鸡肠的日本人始终认为李鸿章会在被刺一事上说事,因此他们预想了种种应付的方法,可是,后来的事情却证明他们错了,他们以小邦小民的心态来衡量来自大洋彼岸的礼仪之邦朝中大员的做法显得那么愚蠢可笑,猥琐不堪。
  李鸿章醒来后,顾不上脸上的伤痛,不卑不亢地给伊藤博文写了一封照会:  
  大日本帝国皇帝钦差全权办理大臣阁下:
  本日下午,本大臣自会议处所归途,忽遇意外可悼之事;致使面订明日上午十点钟会议之气未能躬亲,殊为抱歉!是以特此知会贵大臣:明日於所定之时,由本大臣委派李经方趋候贵大臣;祈将已承允诺出示大日本国拟结和局要款之节略,交由李经方赍回。本大臣一经接到贵大臣应允之合款节略,既当迅速细加察复,并望早日能与贵大臣会议也。手此,并颂日佳!
  
  大清帝国大臣在遇刺之后的从容和以国事为重,令日本人震惊。他们那里明白这种镇定和从容的背后是几千年礼仪文化的熏陶?
  脸部的伤痛折磨着这位年迈政治家,使他痛苦万分,然而比这更令人心痛的是日本人竟然提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三亿亿两的“要价”,这简直是无理取闹。
  伤痛和心痛折磨着李鸿章。他一方面推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继续谈判;一方面电告总理衙门,陈说谈判进度,并带着裹伤与日本据理力争。一番讨价还价后,日方终于松口了,同意将赔款数额定为二万万两平库银,通商口岸由原来的7个减为4个,其余一概不动。
  李鸿章明白,这是日本的最低底线了,要是继续采取强硬态度,只能使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任何战争,受害最重的还是广大百姓,虽然他自己不是什么清官,但他还是热爱百姓的,更何况以大清帝国的实力而言,战争的结果必然是一败再败,那样,日本人就会进入东北,说不定还会长期的占领,那可是他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再说了,战败的结果依然是割地赔款,而那时可能代价就更大了。
  和大清帝国的高层电报沟通后,李鸿章最重在春帆楼签下了被国人嗤之以鼻的丧权条约——《马关条约》。
  当李鸿章带着绷带和条约踏上祖国的土地时,他发现一切都变了。一个多月前,帝国的高层们还在为他饯行,虽然当时的气氛有点沉重,但朝廷中还有一些人愿意和他说话。可是现在呢?他却被孤立在帝国高层之中,居然连一个愿意倾听他说话的人也没有。
  更严重的是,他成了帝国政府中最大的卖国贼,他此行所竭尽全力的谈判变成了将国家的领土、主权出卖给日本。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同僚骂他丧权辱国,百姓说他接受贿赂,就连他脸上伤疤也被人怀疑,成为攻击的对象,“今道路传言,云有见李鸿章者,谈笑自如,依然故态,面上并无一点伤痕。然则非真中枪也,恐人议与通倭,故假捏之耳。”惩办他的呼声越来越高,甚至有人放出话来,说要不惜一切手段来暗杀他。
  李鸿章内心的痛苦除了他自己,估计谁也说不清。条约签订后,他就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也。”两年后,他出使欧美,途经日本,需要在横滨换船前行,日本政府得知后,极力邀请他休憩再走,均被拒绝,冒着掉入海里的危险,他从两船之间的搭板上进入新船。实现了当初的诺言。
  马关回来后,李鸿章成了帝国的替罪羊,为了平息众怒和调和洋务派与守旧派的矛盾,慈禧免去了李鸿章北洋大臣的职务,让他闲居贤良寺。
    说李鸿章是汉奸一点不假,10月革命后在俄国发现了老李受贿的证据!!!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受贿也不是不可能的。   
   五
  1900年,世纪之交的大清帝国变得多灾多难起来,这年夏天,英、法、美、日、意、德、俄,奥组成的八国联军突入昔日禁卫森严紫禁城,烧杀抢掠,肆无忌惮的坐在当初只有皇帝一人享用的御座上拍照留影……
  在这之前,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已经化装成农妇和普通百姓的形象向内地逃去,离开北京的第五天,帝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发出了两道上谕。第一道是发给军机大臣荣禄和大学士徐桐与户部尚书崇绮的,命令他们留在北京向洋人求和。可是,这位流亡中的统治者,哪里知道城破不久,她恩宠有加的荣禄已经跑到了保定,而那两位大臣也相继自尽了。第二道发给身在上海的李鸿章的,要求他火速前往北京,与正往京城赶的庆亲王奕匡(左匡右力)一起主持和议。
  每当帝国政府的破车陷入泥泞湿时,赶车的统治者们最先想到推车人是这位安徽的乡下佬李鸿章,而一旦走出泥泞,统治者们却毫不留情的把他抛弃,有时甚至丢得远远的。对此,李鸿章是再明白不过的,更为严重的是,他还得默默承担道德和声名上的谴责,一次次的被国人骂做是卖国贼。
  当请求他“主持局面”的电报如雪片般飞来时,他有些犹豫了,在给帝国驻德公使的电报中,他说:“政府尚无主见,我去无济于事。”
  然而,帝国政府却并不因此而打算放弃他,催促他北上电报接二连三的到来:
  7月3日:“懔尊前旨,迅速来京,毋稍延刻。”
  7月7日:“前迭经谕令李鸿章迅速来京,尚未奏报启程。如海道难行,即由路路兼程北上,并将启程日期先行电奏。”
  7月8日:“命直隶总督由李鸿章调补,兼充北洋大臣。”
  7月9日:“如能借到俄国信船由海道星夜北上,尤为殷盼,否则即由陆路兼程前来,勿稍延刻,是为至要。”
  7月12日:“无分水陆兼程前来。”
  作为大清帝国的大臣,李鸿章是绝对尽忠朝廷的,哪怕是牺牲自己的名节和生命也在所不辞,可是,朝廷要是不改变对八个国家继续作战的态度,那么他的北上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可是,朝廷的电报又到了,这次最高统治者在电报似乎开始耍起赖来:“现在事机日紧,各国使臣亦商在京……该大臣(李鸿章)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可比,其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耶?”并要求李鸿章“无论水陆,即刻启程,并将启程日期速行电奏。”
  李鸿章再也坐不住了,他决定启程,7月17日,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临行前,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些损失。李鸿章感叹道:“不能预料,唯有竭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李鸿章十律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 八千里外觅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 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频年伏枥困红尘,悔煞驹光二十春;马足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即此可求文字益,胡为抑郁老吾身!
  
  黄河泰岱势连天,俯看中流一点烟;此地尽能开眼界,远行不为好山川。
  陆机入洛才名振,苏轼来游壮志坚;多谢咿唔穷达士,残年兀坐守遗编。
  
  回头往事竟成尘,我是东西南北身;白下沉酣三度梦,青山沦落十年人。
  穷通有命无须卜,富贵何时乃济贫;角逐名场今已久,依然一幅旧儒巾。
  
  局促真如虱处裈,思乘春浪到龙门;许多同辈矜科第,已过年华付水源。
  两字功名添热血,半生知已有殊恩;壮怀枨触闻鸡夜,记取秋风拭泪痕。
  
  桑于河上白云横,惟冀双亲旅舍平;回首昔曾勤课读,负心今尚未成名。
  六年宦海持清节,千里家书促远行;直到明春花放日,人间乌鸟慰私情。
  
  一枕邯郸梦醒迟,蓬瀛虽远系人思;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诗酒未除名士习,公卿须称少年时;碧鸡金马寻常事,总要生来福命宜。
  
  一肩行李又吟囊,检点诗书喜欲狂;帆影波痕淮浦月,马蹄草色蓟门霜。
  故人共赠王祥剑,荆女同持陆贾装;自愧长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
  
  骊歌缓缓度离筵,正与亲朋话别天;此去但教磨铁砚,再来唯望插金莲。
  即今馆阁需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览镜苍苍犹未改,不应身世久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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