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发展：基于七大传统的传播学理论
传播学理论生成的土壤与根源，广泛存在于一系列学术传统之中。罗伯特·克雷格(Robert T.Craig)于1999年发表了一篇对传播学理论系统建构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文章，指出传播学的理论来自于七大传统，即修辞学传统、符号学传统、现象学传统、控制论传统、社会心理学传统、社会文化传统和批判传统(15)。李特约翰在著名的《人类传播理论》中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传播理论大厦，而其分类依据依然是这七大传统。考察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传播学理论的发展状况与研究脉络，七大传统无疑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参考框架。
(一)修辞学传统：从语言修辞到视觉修辞
修辞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是与传播较早发生关联的学术传统。著名修辞学家陈望道于1942年出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修辞学与传播学的“相遇”在这一时期隐隐浮现。相对于西方修辞学的劝服传统，中国早期传播修辞学延续了本土修辞学的遣词造句传统，更多强调媒介文本表达的实用美学问题。1958年，《新闻战线》上刊发的业务讨论中就强调了修辞手法的运用(16)，新闻语言表达的修辞问题成为新闻实务研究的重要议题。1963年张弓的著作《现代汉语修辞学》使用大量篇幅分析《人民日报》等报刊的文体特色和修辞语言。20世纪80年代，新闻传播与修辞学交流日益密切，信息学、广播电视语言等均被纳入现代修辞学的考察范畴(17)。《新闻大学》先后刊发了一系列文章，对新闻标题的修辞规范问题进行讨论(18)。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批判性话语分析理论和修辞批评理论传入国内，修辞学成为媒介文本与现象研究的重要方法论路径(19)。2000年以来，视觉修辞(visual rhetoric)成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20)。伴随着米歇尔的《图像理论》、阿恩海姆的《视觉思维》、约翰·伯格的《观看之道》、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等理论著作被引入国内，视觉修辞方法成为中国本土视觉实践研究的重要方法(21)，为视觉研究(visual studies)提供了一种新的学术范式。
(二)符号学传统：传播意义生成的符号阐释
符号学于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0世纪80年代被译介进入中国，由此催生了传播符号学的生成与发展(22)。1980年，李幼蒸发表的《结构主义与电影美学》可以看作我国符号学与大众传播问题结合的起点(23)。20世纪90年代赵宪章等学者系统整理和发展了西方形式美学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传播问题研究(24)。1996年，陈力丹倡导应将符号学视为传播学的基础理论之一(25)。赵毅衡指出：“在一个学科中，符号学是不言而喻的方法论，这个学科就是传媒学与传播研究”(26)。李彬首次从符号学的角度对传播内容的本体内涵进行系统阐释(27)。隋岩以传播文本为主体研究对象，揭示了含指向、元语言机制、普遍化机制等符号学理论问题(28)。符号互动论可以视为传播现象研究的理论基石之一，从个体意识到社会共同体的构建无不依赖于这一理论路径。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符号学在回应日益复杂的传播机制问题时也面临着方法论的更新问题(29)。
(三)现象学传统：现象学方法与“传播问题”的再发现
将意向性、还原、直观与先天作为基本原理，同时也将阐释(interpretation)推向了核心概念位置。现象学于20世纪60年代被引入中国(30)，而现象学方法则在20世纪80年代日益成熟，并且逐渐进入社会现象的认识和分析视野(31)。倪梁康对于图像意识的现象学考察可被视为对(视觉)传播问题的再发现(32)。2000年以后，受现象学传统影响的常人方法学逐渐引起传播学者的关注。现象学的基础假设是将主体体验视为赋予意义的过程，而常人方法学可以弥补传播学实证主义研究的诸多不足(33)。本质上，现象学传统的引入是基于当前传播现象下蕴含的复杂的价值性与主体性的再发现(34)。现象学方法论还增强了传播学当前在新技术运用领域的解释力度，如技术现象学即是在“人—技术—世界”的框架之下展开的有关技术对社会影响的研究(35)。
(四)控制论传统：传播研究的经验主义范式
作为影响了美国传播学主流范式的重要学术传统，控制论传统将传播过程看作是一个各种条件变量组合而成的系统。作为较早影响到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思想体系，控制论在很长时间内主导了我国的传播学研究。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新兴技术”广播电视原理与传播研究便是在这一范式下进行的(36)。20世纪80年代，控制论及相关理论迅速影响了我国传播学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制度、传播政策、受众认知、效果研究等领域。受控制论影响的中国传播学研究主要围绕经验主义范式展开，研究过程重视以统计和测量为手段的科学研究方法。祝建华于20世纪80年代发表系列文章，介绍受众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和控制实验法(37)。随后，陈崇山、柯惠新、喻国明、张国良、廖圣清、张洪忠、韦路、周葆华等学者一起推动了中国传播学的量化研究进程。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传播领域的运用，新技术环境下的数据隐私、伦理法规、信息价值观(38)等议题成为研究热点。与此同时，控制论作为主流传播学的理论预设也面临着来自技术哲学的挑战和“再出发”问题(39)。
(五)社会心理学传统：心理实验研究的兴起
社会心理学传统起源于美国，经历了芝加哥学派开创的美国本土社会心理学向科学主义实验心理学过渡的过程。传播学的受众心理研究、传播效果研究受到早期社会心理学传统的深刻影响。而在我国，基于宣传实践的心理研究更早产生，“思想工作”“思想教育”“思想改造”等长期在我国的大众传播领域中居主流地位(40)。徐培汀于1988年编著的《新闻心理学漫谈》，将受众心理研究推向了专业化路径。心理实验法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进入我国，其最初运用于教育传播领域(41)，20世纪80年代引起传播学界的关注，祝建华等学者开展了大量有关受众心理的实验研究。1995年，《新闻与传播研究》专栏引介了心理实验法(42)。中国大陆比较有影响力的实验研究成果可追溯到潘忠党和魏然关于传媒与价值观关系的研究(43)。1999年，郑兴东的著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系统探究媒介使用与消费的受众心理。2000年之后，随着认知心理科学实验法的普及，传播效果研究的理论验证与研究成果迅速涌现(44)，由此带动了认知传播学的兴起。
(六)社会文化传统：传播实践运行的文化逻辑
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就是努力回应社会文化命题，探寻社会文化生成的传播机制。20世纪50、60年代学界主要关注西方思想和文化在我国的传播过程问题(45)，20世纪60、70年代的讨论集中于社会主义文化领域(46)。1985年6月，复旦大学召开的传播学研讨会重点讨论了“传播与文化发展”问题(47)，由此打开了传播学研究的社会文化面向。社会文化传统起初关注大众传播对现代化进程的促进作用(48)，而后逐渐延伸到性别与社会文化领域。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新闻与传播研究》当年策划了媒介与妇女研究专栏，翻译介绍了传播与性别议题在各国的最新成果(49)。卜卫自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媒介使用与儿童教育和儿童权利问题，出版了《进入地球村：大众传播与中国儿童》《媒介与儿童教育》等多部著作。随着传播与社会文化研究的推进，传播的“社会之维”被极大地打开了。当前，新媒体时代的大众文化接受效应、亚文化群体传播、网络文化形态等研究，都为传播学理论研究打开了新的维度。
(七)批判传统：批判的传播话语研究
批判传统的传播理论主要包含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其思想资源之一是法兰克福学派。《哲学译丛》于1978年刊发了一组文章，系统介绍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50)。1987年，姜克安向国内传播学界介绍批判学派时，称其为“国际传播学界近二三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变化”(51)。批判学派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带动了诸多与之相关的理论流派(如政治经济学派、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中国之旅”，形成了一系列西方传播思想史成果——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传播理论的影响研究(52)、传播学古希腊渊源的批评性考察(53)、法兰克福学派经验研究的再发现(54)等。除了西方传播思想史的梳理，中国的批判研究也涌现出一些聚焦本土传媒议题的理论成果，如赵月枝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55)、吕新雨的传媒公共性反思(56)。总体来看，无论是研究范式的深层结构构建，还是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构建与反思，批判传统的丰富理论资源都不容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