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批判：传播学理论反思与范式批判
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传播现象和问题，传播学经典理论以及研究范式展示了强大的解释力和影响力。然而，在漫长的学习和接受过程中，由于传播技术环境的变迁以及媒介议题的推陈出新，这些经典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局限和不足逐渐显现出来。因此，考察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传播学理论研究，一个重要的认识路径就是理论批判，具体包括对经典传播理论和研究范式的批判性检视。
(一)经典理论的批判
传播学的发展主要是“按照个体参与程度不断增长来划分学科领域”(57)，即把传播分为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四个学科领域。围绕这四大传播学领域，中国学者结合本土实践对相关理论展开了批判性的检验和反思。
第一，大众传播早在1958年就以“群众交通思想”的译名被引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陈崇山(58)、祝建华(59)等人开展了大量媒介使用和民意测验等调查，但这些研究多属于描述性调查，未能在理论层面进行深入探索(60)。2000年以后，研究者对传播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验证和反思。2001年，张国良团队首次对议程设置理论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在中国经验中媒介议程与受众议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非对称性”(61)，随后又对知沟理论、培养理论、第三人效果等理论做了一系列验证研究。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学者纷纷意识到传统的行政式研究范式在理论拓展上面临诸多困境，开始结合更多元的理论视角反思经典的大众传播理论，如聚焦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媒介使用反思(62)、立足知识社会学维度的传播效果反思(63)、强调“人即讯息”观点的传播思想探索(64)等。在新媒体环境中，学者对大众传播理论研究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反思，如彭兰论述了“万物皆媒”的传播内涵，打开了媒介边界、媒介融合问题反思的新视野(65)。
第二，人际传播研究一度未能引起中国学界的足够重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王怡红(66)、芮必峰(67)等学者开始系统探讨人际传播的内涵、人际传播的关系理论和情境理论等。如果说传统的人际传播主要强调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那么即时通讯软件、聊天室、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介形态的出现，则使得媒介技术中介的人际传播成为可能，由此推动了基于网络、SNS等新兴媒介的人际传播理论检视与批判分析。当网络媒介创设了一个全新的生存语境和交流情景，传统人际传播中的自我呈现(68)、印象管理(69)、社会资本积累(70)等理论问题呈现出新的机制和趋势。翟学伟认为，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反而会忽视中国人际传播中的重要问题，他创造性地提出“面子”理论，为我国人际传播理论研究注入了全新的认识视角(71)。
第三，群体传播主要关注群体间的传播动力机制与互动过程。1995年，芮必峰就注意到初级群体理论，并指出群体传播对人的自我认知、群体意义共享会产生多重作用(72)。群体传播研究的首要命题是对群体形态的识别和把握。研究者不仅关注社会组织层面的群体形态，也关注经由媒介实践所重构的群体形态，其结果不仅丰富了群体传播的外延，也衍生出一系列新兴的群体传播议题，如基于年节这一文化仪式的群体传播实践研究(73)。2015年，支庭荣和隋岩同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群体传播的理论、特点与机制研究》，新媒体时代的群体传播引起学界普遍关注。两位学者对群体传播中的“群体”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支庭荣所强调的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群体概念，更多关注现实群体或媒介群体的传播实践，而隋岩所强调的群体传播，主要关注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成为传播者”这一传播现实和趋势。基于这一理解，隋岩对第三人效果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指出群体传播语境下的第三人效果更为显著(74)。
第四，组织传播早在1983年就以“组际传播”之译名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的《传播学(简介)》的基本术语中。但在后来的十多年里，组织传播并未引起中国学者的特别关注。潘玉鹏于1994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组织传播理论与实践(75)。随后，彭凤仪从学理维度揭示了组织传播的等级传播、多级传播过程、不同传播模式(76)。程曼丽指出，政府传播是组织传播的一种极特殊形式，其传播是管理行为的延伸(77)。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探讨新媒体对组织间传播关系的重构与影响，成为组织传播理论发展的新转向。互联网时代的组织传播，正在从静态、封闭的结构模式转向了动态、开放的结构模式，“经由传播而组织”构成了组织传播的新观念(78)。
(二)研究范式的批判
范式是由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指学科运行所建构的一套理论基础、规范，以及学科共同体共同遵守的价值和行为规范(79)。传播学的范式分类较多，而比较权威的分类方式是波特等人于1993年提炼的三种范式：社会科学的范式、诠释性范式和批判范式(80)。国内有关传播学研究范式的批判性检视，主要集中在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两个领域。
第一，经验学派是传播学主流学派的代表性范式，这一学派诞生于美国20世纪40-60年代，深受社会学功能主义范式的影响。功能主义范式在中国一度受到特别偏爱，但在研究过程中也出现了二元论、决定论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一范式困境，黄旦给出的“药方”是从结构功能主义转向建构功能主义(81)。2012年，《新闻大学》以“超越结构功能主义”为专题，组织了8篇笔谈文章，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了检视和考察，如刘海龙以知识考古的方式解析了超越功能主义范式的可能性(82)。孙玮强调引入技术哲学理论视角，为超越功能主义范式的传播理论研究拓展了空间(83)。
第二，批判学派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被引介进入中国，成为影响中国传播研究的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研究者早期对批判学派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其自身的局限性上，如批判学派主要关注传播控制与权力问题而忽视了传播过程、受众和效果问题，再如批判学派主要聚焦的历史与整体的总体视角，一定程度上拒绝了传播活动中的微观现象和微观视角(84)。此外，批判学派主张改变社会思想现状和经济结构，寄希望于虚幻的乌托邦，也使得其自身的立场受到质疑(85)。面对21世纪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社会的到来，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二元对立格局被打破。胡翼青认为不应以批判学派笼统地概括这一范式的研究，而应该从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等具体的研究脉络出发才能对传播理论有更准确的认知(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