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态环境和涵化理论的延伸阐释
一、拟态环境
解读概念——拟态环境
拟态环境( pseudo-environment)是舆论学和传播学的术语，1922年由沃尔特·李普曼—美国著名政论家、专栏作家—在其作品《舆论学》(Public Opinion)中首次提出。李普曼认为，拟态环境不是真实的环境，是人们根据传播媒介提供的内容想象出来的。“在我们观察世界以前，己有人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的了。对于大多数事物，我们是先想象它们，然后经历它们。根据李普曼的说法，人们生活在媒介营造的环境之中，媒介传播给大众什么样的景象，人们便认识什么样的世界，那么，有能力掌握传播媒介的人也就掌控了人们的思想。李普曼将拟态环境的三要素(传播者、媒介以及受众)之间划分出了主次地位。他认为，传播者很可能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目的而利用媒介掌控受众的选择。拟态环境的概念被提出后，受到传播学界的广泛关注。
1972年，美国传播学家McCombs和Show发展了李普曼的理论，提出了“议程设置功能”理论。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
总之，从李普曼开始，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拟态环境做出了不同的理解，丰富了拟态环境的概念内涵，但总体上还是将拟态环境的内涵局限在了传播者、媒介、受众三个要素范围之类，从学者们的解读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侧重点，那就是大部分学者对拟态环境的解读都偏向于“媒介环境”。他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对媒介在拟态环境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将拟态环境约等于媒介环境。媒介环境作为拟态环境构成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拟态环境内涵的重要层而，包括了媒介人物和媒介事件两部分，是由大众媒介中的真真假假的影像所组成的虚拟性世界，在本质上是一种由信息流组成的虚拟的符号环境。但是，我们知道，拟态环境作为一种象征性环境，不可能将现实世界原原本本地还原给受众，其在对受众的认知产生影响时，除了媒介环境的影响外，还应该存在一种更为隐秘的环境，那就是心理环境。
延伸理解——“心理环境”的引入
在拟态环境下，普通受众认识世界虽然主要是根据媒介传播的信息，但受众在接受这些信息时，并不是不加选择的，他们会根据自己兴趣、需求、价值观念等进行选择，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受众自己的主观倾向。可以说，只有被受众所自己吸收的那部分心理环境才会对他们产生真正影响。可见，心理环境在拟态环境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当然，这只是从普通受众的方面来分析，事实上，从拟态环境传播者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的。哪些信息能够成为拟态环境的主要内容要受到传播者主观心理因素影响，虽然客观性是传播领域的重要原则，但是传播信息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的主观倾向性。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比较有创新性和说服力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拟态环境就是人们心理环境的媒介反映。将心理环境纳入拟态环境的视域，极大地延伸和扩展了拟态环境的内涵意蕴。
心理环境即被“人们所感知、所理解的环境。”从来源来说，心理环境分为两类。一类是主体通过自身体验对现实环境的反映;一类是受众通过大众媒介对媒介环境的反映。
为什么说心理环境的引入是拟态环境内涵的重要延伸，即心理环境为什么是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可以尝试从拟态环境的形成方面进行思考。拟态环境中的心理环境，可以理解为传播者与受众在分别接触现实环境与媒介环境后所形成的一种带有心理倾向的主观印象，它是拟态环境主体(传播者和受众)对环境的能动反映。主体经过选择性接收、编码、加工、存储，将信息转化为心理环境，并通过心理环境来支配其行动。以新闻报道为例，传播者(记者、编卿到达事件现场了解事实真相，先依据自己对掌握信息的判断形成“心理环境”，再倾向性地将新闻报道聚焦于现实，然后通过以符号、语言、图像等为主要传播手段的媒介环境将新闻事件报道出去，最后，受众依据个人兴趣、需求、价值观念等对新闻做出解读，形成自己的“心理环境”。根据主体心理环境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拟态环境形成的全过程，从现实环境到拟态环境再到个体的具体行为，心理环境的作用贯穿始终。同样一种媒介环境，不同主体站在不同角度对其认识不会相同，因而形成的心理环境也就不一样。不同的心理环境决定了个体不同的行为反应，而行为反应直接作用于现实，影响着现实环境的变化。拟态环境既形成于现实环境又作用于现实环境，可见，心理环境在拟态环境形成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
因此，可以说心理环境是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心理环境纳入拟态环境的范畴，是对拟态环境内涵的重要延伸，对促进拟态环境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具有实质性意义。
二、涵化理论
概念解读——涵化理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美国电视迅速普及，电视逐渐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媒体。“电视成为了范围空前广泛的图像与信息的共同来源，构成了我们共同的符号环境的主流，我们所有的人也生活于其中。”格伯纳开创性地运用实证研究方法阐释了客观现实、媒介现实、主观现实三个现实的关系，验证了李普曼关于“媒介拟态环境”的认识论假说。涵化理论的主要研究假设是:电视对观众社会现实观的影响。涵化理论不关注具体的节目类型短期对观众的效果，而是关注电视作为整个信息系统对观众的长期影响。
相对于议程设置理论，涵化理论从更为长期和宏观效果的角度进一步推进了李普曼关于“媒介拟态环境”的假说—电视支配了我们的符号环境，收看电视会导致人们按照电视世界里的价值观来看待现实世界。研究的两个重点是:(1)验证电视作为信息系统一致性的假设，解释针对不同类型的各种类型节目是具有一致性、稳定的信息系统。格伯纳以暴力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电视暴力指数。(2)观众(重度、中度、轻度观众)对于社会真实的信念与实际真实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结论表明:电视观众有关社会现实的观念更接近于电视表述的媒介现实，而与客观现实有很大差异，这种倾向在收看电视时间相对较多的重度观众群体中，表现更为明显。
涵化理论的创新之处就在于改变了早期媒介效果研究往往针对短期内单个节目或信息的个体影响。格伯纳的涵化分析不是针对具体节目类型或个案的效果研究，而是将电视作为“具有叙事功能的信息系统”强调电视的整体传播效果，忽视类型、频道或节目样式。涵化理论观照的是媒介符号环境长期对现实认知的影响。
延伸理解——新媒体的介入
新媒体的互动性和参与性改变了传统电视影响的单向性和整体性。早期涵化研究者认为，电视的影响是整体性的，应该强调全面的电视使用;而且因为电视信息的单向传播，涵化的结果是观众被动接受电视提供的重复的、普遍深入的、不可避免的形象和价值观。但是新媒体的互动性和参与性使观众作为传播主体进入传播过程，对电视进行个体化使用，由此观众对电视的反作用成为涵化研究必须考察的新因素(见图1)。
在最新的研究中，这种反作用通过观众的情感表达、认知态度和后续活动等因素表现出来。各种社会因素介人改变了传统涵化模式的线性正相关关系。按照早期涵化理论，观看电视越多越容易受电视影响，二者不仅是正相关，而且这种关系是直接的，没有中介变量的。这种双变量的简单关系在新媒体时代已经难以存在，当今的电视传播卷入了诸多社会因素，电视涵化也应该进行更加复杂的多因素分析。研究者发现，在对观众认知的影响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和电视使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且电视使用本身也受到这些社会因素的影响(见图1)。
在早期的涵化线性模式中，观众被视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电视对观众认知的影响被看作是启发式的“一缴而就”。然而，新媒体有别于传统电视的最突出特征就在于观众由传播对象成为传播主体。在新媒体语境下，回避对观众心理认知的研究就无法对电视涵化效果作出准确分析，也无法回答涵化理论的核心问题，即电视使用和观众认知之间如何进行相互作用。因此，探寻观众认知心理成为新世纪以来涵化研究的核心领域，建构涵化认知模式也成为修正和弥补传统涵化理论的必要前提。
引入观众认知心理使涵化过程具有了多样性、易变性和延续性，涵化关系被还原到现实接收情境中而形成了涵化生态认知模式(见图2)。
参考文献：
1.刘海辉，张林：《论拟态环境的内涵延伸及其最新特点》
2.李建宏，沈彤，李雪铭《拟态环境的形成及其与现实环境的关系》
3.石长顺：《新媒体语境下涵化理论的模式转变》
4.周红丰：《涵化理论研究现状及其趋势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