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明对中华文明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参考资料） [复制链接]

基督教和伊斯兰都是外来的一神教，与中华文明差异甚大。出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这些宗教是可以容忍的，但我们必须时刻警惕这些宗教对我们的影响。
　　 埃及就是一个例子，除了几个金字塔和传说外，埃及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文明。现在居住在埃及的是阿拉伯人，他们用阿拉伯文，信伊斯兰教，读古兰经。那创造了辉煌的尼罗河文化的埃及人那里去了？美丽的埃及文字失传了，奇异的埃及神灵无人供奉了，只留下颓败的神庙、金字塔受人怜悯、缅怀。那个比中华文明还要古老许多的国度就此烟消云散。
　　 我们中国人，不想歧视别人，也不希望自己的文化被一些侵略性极强的宗教影响。佛教的和平使其可以与中国传统的儒、道相存。那基督教和伊斯兰呢？他们所过之处，还有其它文化生存的角落吗？
　　 我们是宽容的文化，我们可以容忍不同的文化存在，但我们不能容忍这些外来宗教以民族政策为幌子无限壮大发展。我们要警惕，不要让我们五千年的中华文明重蹈埃及的覆辙。我希望我的后代永远保存方块字，圣贤书，而不是读什么曲里拐弯的字母。

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

　　——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的演讲

　　(二00五年十二月六日，巴黎)

　　尊敬的教育部长先生，尊敬的校长先生，同学们，老师们：

　　我演讲的题目是：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勇敢、智慧和勤劳的祖先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文明有的成为了历史，有的生生不息地一直延续下来，有的相互交融产生了新的文明。今天，人类文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科技进步和经济文化交往缩短了各种文明之间的距离。无论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还是在北京的长安街，都可以看到不同服装、不同肤色、不同母语的人们接踵而行。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人们的交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因素已不再局限于某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她赖以生存和延续的基础。无论对中华民族还是对法兰西民族来说，我们各自继承和发扬的文化都是民族之根、国家之魂。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特征。文化多样性之于人类社会，就如同生物多样性之于自然界一样，是一种客观现实。只有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才能使人类文明得以发展。

　　如何才能使不同文明共存和发展，归根到底在于“和”。这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上，我们应该把和平放在第一位。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有没有可能和平相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有60多亿人口，200多个国家，2500多个民族，6000多种语言，有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等多种宗教。正是这些不同文明的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映生辉，才构成今天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思想。“以和为贵”就是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要以团结互助、友好相处为最高境界；“和而不同”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既能容纳不同的文明存在，又能保留自己的优秀文明传统；“和实生物”就是说只有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才能文物化新，推进文明的进步。“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理想境界。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国的唐代对外交流就非常活跃。世界上与唐朝交往的国家有七十多个。丝绸之路上和平的使团、商队络绎不绝。中国文化那时就传播到了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国家，同时唐代的舞蹈、音乐、绘画、食品、服装、宗教也吸纳了外来文化的精华，将中华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稳定的基础。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孟子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说只要人们和睦相处，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要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就需要发展社会生产力，消除贫穷与落后，使人们过上富裕的生活；就需要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就需要提倡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相互包容、相互尊重、与人为善、以邻为伴。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提。中国文化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所谓天人合一，包含着人与自然界相统一的意思。资源与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来就是依附于自然的。人可以认识自然，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谋生存、求发展，而不能破坏自然。有的古文明由兴盛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自然界肆意开发和掠夺，最终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惩罚，酿成了文明的悲剧。因此，关爱自然，善待自然，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一个失衡的地球是支撑不起现代文明大厦的。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人类文明大发展的时期。在这100年中，科技上的进步、经济上的发展、思想上的解放和艺术上的创新，都是人类智慧空前的展现，是以往几千年都难以做到的。然而，事情还有另外一面，20世纪同样见证了人类之间的相互残杀，对自然的大规模破坏和大量的贫困、饥荒、疾病。21世纪人类文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空前的挑战。只有实现了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类文明才能持续发展。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在变革中发展进步的。中国古代的哲学经典《周易》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延续发展，虽然在近代曾经一度落后，但又能奋起图强，大步前进，这不是偶然的。中华文明发展的基础和内在动力，在于它的刚健自强，在于它的独立意志，在于它的开放包容，在于它的维新变革。中华文明正是通过不断变革而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的。

　　上个世纪中叶，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中华文明漫长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变革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改革开放将贯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我们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实行改革开放，就是要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是要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使社会主义永葆生机与活力；就是要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健全民主制度，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之，我们通过改革将使社会更加发达、更加自由、更加平等，也更有秩序、更有法制，使中华文明更加灿烂辉煌。

　　摆脱贫困、谋求发展，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追求和梦想。多少年来，我们的民族，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心中总有着一盏明灯，它照亮我们的前程，使每个中国人燃起希望和勇气的火焰。我们深知，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不发达国家，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无论就其规模还是复杂性而言，都是举世罕见的，彻底摆脱贫困和落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坚信，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传承着希望和勇气的灯火，不畏艰辛、百折不挠、团结奋斗，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实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政策。全世界有识之士都看到，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繁荣的贡献。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深重灾难，培养了她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中国作为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千百年来虽饱经忧患，但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推动着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讲信修睦、崇尚和平的民族。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曾经饱受列强入侵的苦难，深知和平的可贵。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利益需要的必然选择，是长期的、坚定不移的。

　　女士们，先生们：

　　中法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东西方文明发展史上的佳话。中国人很早就对法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卢梭、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的书籍很早就翻译成中文，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传到了中国，为中国近代反对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运动提供了精神武器。那时，中国的思想家严复就提出了“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观点。中国现代的许多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曾求学法国，受过法国文化的熏陶。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追求新知。

　　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论语》、《大学》等儒家经典，就通过法国传入欧洲。巴黎曾成为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中心。法国的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如笛卡尔、伏尔泰、魁奈、孟德斯鸠，都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研究。伏尔泰在其名著《风俗论》中写道：“中国拥有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无法相匹的悠久历史，而且形成了光辉的理性主义文化。当世界上其他民族尚处在神话传说的时代，中国人已经在编撰自己的历史了。”许多法国现代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对中国文化都有很深的感情。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诗人圣-琼·佩斯的长篇杰作《远征》就是他在北京西郊的一座道观中完成的。

　　当前，中法关系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战略互信不断增强，经贸关系日益密切，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中国政府珍视同法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人民珍惜同法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我们把法国看作是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伙伴。我们对中法关系的前景充满信心。

　　女士们，先生们：

　　文化是沟通人们心灵最好的桥梁。法兰西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是世界文明百花园的奇葩，都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都在创新中迸发着无穷的活力。我希望，刚刚结束的中法文化年能够成为中法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历史新起点。“为了祖国、科学与荣誉”是贵校的校训，也代表了法国青年的理想与追求。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是世界的未来。我热切期待着：中法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青年携起手来，加强交流，增进了解，使中法文明交相辉映，共同构建和平、和睦、和谐的新世界！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称为“与人类社会同样长的历史”，并不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而在于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他没有被外来的文明所覆盖，而是同化了其他的文明，同时也接受了其他的文明，使自己不断的成长。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赢政消灭六国，统一中华大地，成为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然而，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八百多年后，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大隋，统一了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华大地，历史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相似的不仅这个，大秦帝国在短期的统一之后，成就了大汉王朝的霸业，大汉对世界的影响直到现在，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可以说是因为大汉朝的强盛而得以成立。同样，大隋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随之而来的是大唐帝国，它不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对当时的世界产生了难以忘怀的影响。更为相似的是，秦朝是三代皇帝，赢政、胡亥、子婴。隋朝也是三代皇帝，杨坚、杨广、杨侑。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子婴和杨侑都是被人佣立的傀儡，这也罢了，也许是时代的需要，那么，胡亥害死扶苏和杨广杀害杨勇就不得不让人感到天地在轮回。

虽然如果汉代的人在唐代夏活，他们不会觉得陌生，但社会毕竟向前进步了不少，秦朝完成了中华文明的统一，这它在人类文明中占据一度之地奠定了基础。隋朝完成的却是外来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挑战，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它同化了外来文明，使他们接受了中华文明，同时也丰富了中华文明。

可以说，让中国人最为自豪的两大王朝，都建立在它们之前短期统一的帝国之后，这绝不是偶然。

一般都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提并论，然而，只要留心一下历史，不难发现，宋祖实在难以跟其他三位相比，他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争，使中华大地再次统一，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在当时，辽、西夏、宋、土番、大理五国并存却是不争的事实，宋已无力去征服同化其他几个兄弟民族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隋文帝却成功地完成了历史的使命，他的地位应在宋祖之上。

现代文化的“混杂性”（hybridity），正是其生命力的表现。五四时期史学革新的过程可以
帮助我们认识到，在中华文明走向未来的时候，我们应该不断保持一种对外开放的态度，在
与外来文明不断接触交流的过程中，充实补充自身，以保持永久的生命活力。我们不必庸人
自扰，以为对外开放，会导致自身文化的败落。如果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烈，都包含有大
量传统的因素，何况其它？事实上，只有通过对外的接触，才会真正认同自身文化的不同及
其价值。这正如人们在到国外旅游的时候，往往才更深入地认识到自身文化与国外文化的差
别来。文化之间的交流，也会增进文化的认同感。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两重性也让我们看到，虽然在那个时代，激进与保守似乎界限分
明，其标志是如何看待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强调文化变革之需要的，则被视为
激进、改革的代表，反之则视为保守。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两者之间的区分，主要
表现为态度的不同，而在文化交流的具体结果上，并不会产生巨大的差别。这是因为，在自
身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双方都会有交互的影响。热衷西化的人，并不能完
全把传统抛弃，而固守传统的人，也无法拒绝外来的影响。如倡导“全盘西化”的胡适，一
生都致力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而处在他的对立面的“学衡派”，对西方学问的了解，与
他相比并不逊色。因此，所谓“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差别，只是一种依当时情况而定的
态度上的差别。余英时先生尝言：“这两个态度‘激进与保守’是相对于某一种现状、某一
种现存的秩序来说的”，30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对于这一差别，我们需要有历史的眼光，既注
意当时的情形，又看到以后的发展。这是史学研究的长处，也是五四史学的变革对我们的启
示。

在人类的各种政治文明当中，中国的文明及其历史发展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原创性型的文明，也就是说，它不是摹仿和移植其它文明，在其生成中，甚至也很少受其它文明的影响，它是中华民族的独创。中华文明是在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也有过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外来影响不是隔断中国文明的发展道路，也没有使其改变方向，而是被其融合吸收，从而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主流传统。因此，中国的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是中华民族固有性格与特定的历史地理等条件天然混成的有机结构，是自足自得、和谐圆满的文化体系。到近代，中国虽然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但中国并没有像印度那样沦为完全的殖民地。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经历过被重新塑造的过程。

与洋节的火爆相比的是传统节日的落寞，除了爆竹声声的春节，让人怀想中华文明的悠远与灿烂，人们似乎正在慢慢淡忘与春节同样古老、同样意蕴深长的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佳节。其实，传统佳节就是中华文明的脉络，读懂它们，我们便理解了我们的文化的深远、博大、璀璨。只有属于中国的才是属于世界的，一个民族只有尊重并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才能赢得其它民族的尊重。
中国人与美国人比历史，中国人说，在中国乡间随手捡一块砖瓦，它的历史都要比美国长，美国人只能讪笑。中国作为硕果仅存的文明古国，在风风雨雨、曲曲折折之后仍高昂着高贵的头颅，自有骄傲的理由。中华文明所蕴藏的亲合力的确非其它文明所能比拟，爱琴海文明、巴比伦文明、印第安人文明、玛雅文化等世界上不少古老文明的沉沦便意味着是某种悲情的回忆与祭奠。唯有中华文明，历经劫难却仍然倔强地存在。中华文明的内敛与博大，铸就了自身的发展逻辑，可以被野蛮打败，却不可以被蒙昧征服。外族的入侵，在当时实际可以理解为外来文明的入侵，终究会如泥牛入海，被中华文明所吸收、同化、消融，外来文明的入侵反而更成就了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与博大精深。然而这种古老的文明在现代化开放大格局下，在所谓以西方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却变得让人怅然，甚至让人陌生。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差异在某些人眼里演绎成了先进与落后、保守与开放的对峙。外国朋友用中餐时，把玩咱们中国的筷子，当猴棍耍，嘻笑不已，而我们中国人在使用西方的刀叉时却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唯恐洋人笑话，不懂礼仪，一幅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心态。
中国人的毕恭毕敬与诚惶诚恐中折射的是对自身文明的轻慢与对西方文明的谄媚。两会期间终于有了人大代表提出要把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列为法定假日，让国人在传统佳节中感受中华文明那种恒久、悠远的律动，那是一种古老文明生生不息的召唤，我想这是文明之幸，亦是民族之幸！

伟大的民族都有伟大的文化风格。中国传统文化兼具独立性与融通性，对内聚合社会，对外吸纳文明。胡锦涛同志指出：“历史充分表明，加强各种文明的交流，有利于激发整个人类的创新活力。”因此，我们谈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指机械地恢复到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儒、释、道、法的文化传统，不是固步自封，不是排斥外来文化，而是指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生态工业文明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新生。生态文明是人类未来的新文明形态，中华民族的奋发图强在于超越与创新。《诗经》上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