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是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纽约大学已故学者尼尔·波兹曼的文化批评专著。2003年10月波兹曼去世，美国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悼念文章，一时间他对电视文化的界定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
波兹曼在书中提到一个经典的关于电视机用途的例子，说他认识的一个研究生在大考前一天晚上，发现他唯一的台灯已经坏了，他从容的打开电视机，关掉声音，背对着屏幕，借着电视机发出的光开始阅读要考的章节。这是电视机的一个用途——手电筒。而且电视有一个特别频道，不停的滚动出现有关主要新闻的字幕。这是电视的另一个用途——电子布告牌。很多电视机又大又结实，足以承受一个小图书室的重量，这是第三个用途——书架。他举这些例子，是想嘲笑那些妄想利用电视机来提高文化修养的人是可笑又可悲的。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后视镜”思维——认为一种新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而电视不是文字文化的延伸，是摄影术的延伸，从他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影象的文化，是与文字截然不同的属于电视自身的独特文化。
电视本身的娱乐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无须多言，而波兹曼在书中提到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换言之，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当然，波兹曼是针对200年来美国文化的转型来谈的，他的目的也是为了声讨电视忽视了其作为社会公器的职责，但很多论断都具有普遍性。
电视是麻醉药？
电视的用途是否如波兹曼所说的那样勿且不论，先说说它在当今社会一个突出的作用吧——让人用来逃避的港湾。人们坐在电视机前，外界的滚滚红尘渐渐平息，喧嚣的世界也趋于平静，他们忘却了生存的艰辛，远离了焦头烂额的问题，电视给他们营造一个温馨，轻松的拟态环境，在那个世界里他们不用大脑，只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心去感受就可以了。在电视的视听环境里，观众日渐成为与世隔绝的隐逸者，沉迷于电视营造的虚拟空间不能自拔，对电视产生了一种可能对亲人都没有的依赖感。
有研究者想从另一个角度来寻求答案，即追问人类自己：“我们为什么爱看电视？”回答很有趣。其中之一是廉价消费和松弛享用。大众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按照现代商业社会的观念，享受信息和娱乐就是一种消费，要付出代价，而电视则几乎是在一文不收的绝对廉价的情况下为人们提供一切资讯和娱乐。在《市场经济与新闻娱乐化》一文中，林晖认为“在这样消费逻辑引导之下的媒介自然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娱乐化倾向” 。第二则是窥视癖。每人在内心深出都有窥探别人隐私的冲动和欲望，但基于自己的身份和面子，没有条件达到，而当电视中偷拍和大量的真人秀节目出现时，人们终于可以堂而皇之的满足自己的窥视癖了。通过电视进行窥视不但满足了人们的某种本能，还给人带来一种优越感。占有他人的秘密本来就会让人感觉好象拥有更多资源的优势。何况他人的秘密或是隐私常常包含着许多个人的弱点，在他人的弱点面前人们更容易产生一种天然的优越心态。第三电视成为现代家庭的生存方式。现代家庭中的客厅里大都摆放着电视机，看电视是他们重要的生存方式。家庭成员聚在一起的直接动机并不在“团聚”本身 ，而是主观上的娱乐动机。事实上，很多在电视前聚集起来的家庭成员，由于受电视魅力的吸引，相互之间并不交谈，甚至某些家庭有两台以上电视机，他们往往因为自己喜欢某个节目而走进自己封闭的空间。这种“动态归隐”（mobile privatisation）的状态正是现代广播电视事业兴旺发达的社会基础。
法国著名的符号学家罗兰·巴特曾依据文本的基本性质和文本所引发的阅读方式划分了两类不同的文本：读者性文本和作者性文本。大众文化产品应该接近于“读者性文本”，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常常是令人轻松和愉悦的。姚文放在《当代审美文化批判》一书中认为，在当代审美文化中，文化产品的形象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映象，类象，幻象。
所谓映象，即文化产品所表现的并不是真正的生活，而是真正生活的替代品。生活本身被情节化，抽象化和故事化了 。类象则是一种没有原作的，机械的复制。类象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文化表现，当文化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它必然会抛弃以往那种个体化生产的方式，而采用大规模生产的方式。 而所谓幻想则为一种自我安慰，自我满足，自我欺骗的替代性满足。无论是刚正严明的包青天，还是除暴安良的佐罗，亦或是风流倜傥，无坚不摧的007，都是现实生活中人人梦想成为的对象。“一旦人们处身于这种带有英雄血色和侠客豪气的梦幻之中，便似乎远离了实际生活，既逃避了实际生活的压力，同时卸下了对于实际生活的责任。”这便形成了后现代时代的隐逸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