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来，许多领域都积极倡导“人文关怀”。新闻改革从传者本位回归受众本位，也与时俱进地提出新闻传播中的“人文关怀”，“人文关怀”来源于西方人文主义的思潮,它的核心即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与历史境遇，关注人性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生的意义。邹韬奋在他二十年的办刊生活中，无时无刻不渗透着一种真挚而深沉的“人文关怀”。胡愈之曾经说：“韬奋的影响是伟大的，他的影响普遍深入于苦难人民大众中间。他不是什么大作家，可是他的作品得到非常广大的读者；他不是政治家，而他有广大的群众拥护；他不是学者，可是他在中国大众文化运动史上有极重要的位置。”
一、平民视角。
新闻传媒的关怀方式，应该是在尊重受众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实现这种关怀，采用符合受众
“文化——心理结构”的方式实施这种关怀。对于邹韬奋，民族苦难是他永恒的兴趣中心，不仅吞吐着他的文化激情，也吸附了广大百姓的热切目光。邹韬奋认为，人民报刊的基本任务“一方面在领导社会，一方面在能反映社会大众的公意”，“一个报纸对社会能起引导的作用，绝对不是由于它要怎样便怎样，必须由于它能够灵敏地意识社会大众的真正的要求，代表着社会大众的真正的利益……换句话说，我们要极力使我们的文化工作能影响到大多数人，影响的范围越广大，文化的功效也越大。”要成功地“教育大众，指导大众”，就要设身处地为大众着想，了解、同情大众，以这种责任感为源动力，才能实现真正的“平民视角”。
邹韬奋在刊物的内容选择、文字运用、栏目设置上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内容上：“农人的苦生活，工人的苦生活，学徒的苦生活，乃至工役的苦生活，女仆的苦生活……都是本刊已载过的材料，也就是本刊替民众里面最苦的部分，对于社会的呼吁。”对于理想中的《生活日报》，他谈到，“必须是反映全国大众的实际生活的报纸；必须是大众文化的最灵敏的触角；必须是五万万中国人(连国内国外的中国人合计)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要用敏锐的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怎样的‘精神食粮’”在《生活日报》创刊词中，他郑重地宣布，“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这也是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文字上：“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一九三六年，在《我们需要的稿子》中更明确地宣布：“我们所要求的是表现的具体，精致，真实，通俗，不是抽象的公式，无内容的滥调，高不可解的文字，流俗的形象。”他认为专家应训练自己能把专门的知识用通俗的方法灌输给大众。不但要“有价值”，更要“有趣味”。栏目设置上：邹韬奋主持的“小言论”介绍、客观评论国内外大事，不偏于一党一派，不少读者常常一有大事发生就等着看邹韬奋的这一栏目；“读者信箱”从青年前进的方向到选择职业，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上的问题都加以关注，影响也很大，常常结集出版。在《生活日报》上，他强调“本报以后要竭力注意学术版，尽量设法介绍各种新思想新知识，以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
二、全心全意的服务意识。
“为人民服务”这个响亮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最先提出来的。邹韬奋生前不是共产党员，但却一直为这个口号奋斗。毛泽东同志曾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邹韬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为读者“竭我智能，尽忠代谋”，这些都与他的责任感、爱心与奉献的精神相契合。《生活》周刊刚办时，“只是两个半的同事干着”，邹韬奋“自己拆信，自己看信，自己起草复信，自己誊写复信”，“遇到必要的时候，还须代为请教专家。拿笔之外，还须跑腿”。他曾打比方说，“做编辑的人好象是读者所用的厨子，所差异的，不过厨子所贡献的是物质食粮，编辑所贡献的是精神食粮。”在“生活书店”的《店务通讯》中，韬奋要求同人“发展服务精神”，“服务不仅仅是替人做事，而是要努力把事做得好。所以我们不但做事，而且需要做诚恳、热诚、周到、敏捷、有礼貌等等。而最要紧的是能认识服务的意义，存心不要怕麻烦。”1944年初，病榻上的邹韬奋在写《患难余生记》一书之际，仍不忘提出“服务精神”。他说这是生活书店最可宝贵的八种传统精神之一(一曰坚定，二曰虚心，三曰公正，四曰负责，五曰刻苦，六曰耐劳，七曰服务精神，八曰同志爱)。“由于这种疲而不倦劳而不厌的傻子似的‘服务精神’……生活的读者也就把他视为最可靠的最亲爱的‘好朋友”。我想，现在，只要我们时刻不忘记我们的受众，处处为受众着想“人文关怀”的倡导就不会只停留于口号和理论探讨之上。
三、科学对待采访、批评和广告，树立刊物“公信力”。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媒介的竞争一定是“公信力”的竞争。《南方周末》以其深邃的思辩力量和坚定的民生立场，拥有广大的知识型受众，在广告词中，它自信地说到，“我们的读者有思想，我们的读者有责任感，我们的读者占有社会资源，我们的读者影响中国发展。”“公信力”是办刊“事业性”的结果，也是办刊“商业性”的基础。首先，“人文关怀”的采访。时下有人戏说“防火，防盗，防记者”。早在1929年，邹韬奋就曾撰文《猫捉老鼠的新闻记者》同情名人面对无孔不入的记者不能“来去自由”，其中一例让人忍俊不禁，“据说美国名记者君常常怀疑名人这样装作写字备摄的时候，到底写些什么，有一次他‘捉’住上议院议长在办公室中这样摄影，摄毕有意斜着眼看他写了什么，却见纸上写着‘滚蛋’‘Go to heel!’”邹韬奋说，“其实新闻记者不惮的对名人实行‘猫捉老鼠’的手段，也是为社会的读者，社会是应该感谢的，不过依我愚妄之见，觉得倘与国家或社会无重要关系的事情，似乎可以放松些。”这一点对于今天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虽然名人作为公众人物，相对普通人而言，隐私少一些，但名人也是人，也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如果记者能如邹韬奋所说把握好度，戴安娜这样的悲剧就不会重演。其次，立足于“治病救人”的批评。报刊媒体因其宣传的广泛性、权威性，开展舆论批评非常有效。邹韬奋在1932年发表的《对于批评应有的态度》一文中对于报刊上的“批评”有科学的看法，“就批评者方面言，有两点最为重要，一为动机要纯洁，二为是非要清楚，”“所以批评者宜视所欲批评的问题与社会大众福利有何关系，其目标非对受批评的个人或一二事实的本身存何挑衅的意味，……则意在为社会造福，或为社会除害，……方不愧于所谓‘民众喉舌’”“谩骂徒养成浅薄浮躁之风，而真正合理的批评则可使人养成冷静的头脑，缜密的心思，与辨明是非的能力。”同时，他也认为，“真理愈辨而愈明，民间即有所误会，其消除方法，莫善于说明，说明能启其思想，开其茅塞，而坚其信仰之心”因此，受批评者也应虚怀若谷，正视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再次，选载广告的责任心。为了保持出版物的独立精神，邹韬奋并不一般地反对赚钱，相反，他和他的同人还很擅长经营和管理。但从《生活》周刊到生活书店，邹韬奋一直坚持不赚不义之财。他对广告收非常重视，但对刊登广告的限制却非常严格，规定“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花柳病药的广告不登，迹近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广告不登”，“凡不忠实或有伤风化之广告，虽出重金，亦不为之登载”。对于《生活日报》的广告登载及选择上，他认为，“报纸上面登载广告，不应该专为了报纸的营业收入，而应该同时顾到多数读者的利益，……报纸为了广告费的收入，加以登载，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有要负重大责任。”由于邹韬奋领导下的报刊和“生活书店”想读者之所想，把文化的食粮深入到每一个角落里去，它得到了最广大读者的爱护与支持，黄炎培在抗战期间广游各地，当看到“生活书店”每一个分店从早到晚都拥满着热心的读者和购买书报的人时，深深地为之感动。这应该是我们现代媒体全力以赴追求的，有如此广大的受众作为推动力和基础，报刊哪能没有号召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