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如何冲破“光荣孤立”，既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崭新课题，也是当前新闻传播界一大热门话题。由此开篇，“新闻与传播：热点话题”专题正式推出。往后，我们将密切关注新闻与传播领域的学科前沿动态，推出一个又一个“热点话题”，欢迎各位专家学者惠赐稿件参与争鸣探讨。
“光荣孤立”是加拿大学者平可夫在2006年4月16日香港《亚洲周刊》上发表的《中国国际安全环境为何恶化?》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从历史来看，凡是快速崛起的一方国家总是受到另外一些国家的嫉妒，因而也受到他们的孤立，目前中国与西方社会的不融合状况，可能会导致中国在一段时期里处于类似英国崛起时的“光荣孤立”之处境。他还认为，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度上与西方国家存在着差异，这决定着中国所处的“光荣孤立”在时间上要比属于西方国家的英国、美国与日本等国更长。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西方国家建立起的传播体系对中国构成的屏障，从而使得我们与世界保持着距离甚至被孤立起来，“妖魔化”、“中国威胁论”等都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因此，我们必须想办法冲出“光荣孤立”之境地;而媒体应该在这方面大有作为。为此，从本期起我们邀请了一批新闻传播领域的教授、学者就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及媒介在其中的作用、中国新闻媒体如何进行国际新闻报道以利于中国突破“光荣孤立”等话题展开讨论。（吴定勇）
“光荣孤立”与中国国际新闻报道策略
蒋晓丽 刘肖
[摘要]和平发展中的中国，由于意识形态差异以及西方传媒掌握的媒介霸权、文化霸权，在西方国家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中正遭受“光荣孤立”。有鉴于此，如何向世界展现一个健康发展、生机勃勃、负责任的中国形象，是中国新闻媒体国际新闻报道中的重大课题。本文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中国;“光荣孤立”;国际新闻报道;西方传媒;媒介霸权;文化霸权
中图分类号： 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3926 (2006) 07—0117—04
作者简介：蒋晓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肖，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
“光荣孤立”( sp lendid isolation)一词是由外交学术语演化而来。“光荣孤立”最早是英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年执行的外交政策，即处在和平时期，英国不愿对于可能发生的事件，预先同任何大国缔结长期同盟。这个政策的目的在于维持英国自身行动的自由，努力保持欧洲大国之间的均势，自己则扮演一个制衡者的角色。这是一种主动的自我孤立。但这种孤立政策导致了英国在大国之中没有朋友，在处理与英国利益有关的亚非拉事务时常处于被动地位。
本文所说的“光荣孤立”中的“孤立”，即是指在国际新闻报道中，西方某些国家操控国际新闻报道中的话语霸权，把中国有意地隔离开来，从而使之处于孤立状态;“光荣”一词则继承了一个崛起中的国家所具有的光灿而引人注目的特质。香港《亚洲周刊》2006年4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国际安全环境为何恶化?》的文章。文章认为，凡是崛起一方的国家总是受到另外一些国家的嫉妒，因而也受到它们的孤立。18世纪初的英国、19世纪末的美国以及20世纪初的日本，在崛起的过程中都曾面临同样的“光荣孤立”。文章还认为，由于文化、语言、社会制度上的巨大差异，中国因崛起而遭遇的“光荣孤立”可能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在时间长度上远远超过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
就当前对我国的国际新闻报道来看，它处在西方国家的强势传播话语霸权之下，而我国新闻媒体的“失语症”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具体情况可概括如下：
一、西方媒体操控着意识形态中的话语霸权
长期以来，西方把传播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因此，出于意识形态和本身利益的考量，他们对中国的成就视而不见，极力封锁中国正面的声音，利用各种机会和借口对中国进行攻击。这样的舆论氛围，使许多不明真相的海外受众“先入为主”地接受了这些有关中国负面形象的宣传，而对我们组织的正面宣传产生一种抵触情绪。同时，由于长期的隔绝和人为的封锁，绝大多数海外受众对中国人很不了解，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人今天仍然像《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所展现的生活样式生活着，这制约着他们对今日中国现状的了解和认识。[ 1 ]“美国主要传媒的记者在报道中国时，总是以道德和思想警察自居，把自己装扮成诚实可信、维护人权和正义的警察。把以欧美传统为基础的美国价值观念说成是人类的共同信仰和真理。”
二、西方拥有广泛的传播媒介分布、占绝对优势的传播资源，从而造成了新闻霸权
在20世纪90 年代中期，全世界开办国际卫星电视的国家和地区近20 个，有卫星电视台50座，在世界各国各地传播节目300多套，覆盖世界2 /3的人口。但其中一半以上来自美国，另一半绝大多数也来自西方国家。就中国国际广播的现状来说，海外传播点只有8个，而美国有30多个，英国有20多个;美、英国际台一般每次节目有4～5个频率，有的多至10多个频率，中国则较为单一，辐射范围小。同时，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抢先占有传播资源。据统计，占世界总人口20%的发达国家占有90%的无线电频率，这样直接造成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新闻霸权，任何事件的解释都在强势一端。[ 2 ]中国国际新闻报道就处在这种极不对称的、由西方编制的传播网络之中。
三、以语言文化霸权为中心的国际传播削弱了中国文化的话语权
英美媒体强大的市场化倾向和技术强势，强化了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强势地位。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国家人们之间的直接交流，但语言不仅是传播工具，它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和身份的标志。调查统计显示，全世界每年出版的翻译著作大约有24 000种，其中60%是从英语翻译成其他文字。另根据英国文化委员会“Eng2lish 2000”调查，全世界以英语为母语的共3. 5亿人;以英语为第二语言并能流利使用者为4. 5亿人;以英语为官方或半官方语言的国家有70 多个，这些国家人口为14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约瑟夫?波特曾说，“让一种语言占据主导地位，那就意味着我们关于世界的思考以及我们的世界观统统受到限制。”以英语语言霸权为中心的国际传播恶化了中国媒体在国际传播报道中的失语症。
二
有鉴于西方媒介操控着国际新闻报道中的话语霸权，我们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如何冲破“光荣孤立”的困境，寻找到一条向全世界更好宣传自我、介绍自我的化解之策呢?
首先，以经济报道中的“共赢”来冲淡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用平可夫在《亚洲周刊》上的话说，“欧美难以接受中国的最大障碍，在于在西方看来中国不仅社会体制不同， 而且文化深处处处体现着神秘感。”然而，从国际大趋势来看，冷战结束后世界正在进入多极化时代，意识形态因素已不能和美苏对峙时期同日而语，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把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我国的国际新闻报道与对外宣传要加强这种认识，即国际间经济利益报道可以冲谈意识形态差异。
1992年克林顿在大选中把中国列为“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政”，类似布什后来所说的“邪恶轴心”。1978年，中美贸易额仅9. 91亿美元，由于中国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使得中美贸易猛增， 1998年中美贸易额增长12. 1% ，双边贸易额达549. 4亿美元， 相互的依赖程度加大。在这种基础上1997年至1998年实现两国元首互访，确定中美为“战略伙伴关系”。2004年中美贸易额近1700亿美元，美国总统不得不承认， 中美之间“关系复杂”。后来又把中国定为“responsible stakeholder”(负责人的利益攸关者) 。可以说，中美从某种角度来说已是利益共同体。从从冷战视角的“暴政”到“利益攸关者”，是经济的力量在改变着中美关系，使得他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意识形态因素已经大大淡化了。中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与对外宣传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走在前面，为冲破“光荣孤立”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西方的话语霸权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手里，美国对中国的国际传播态度往往决定西方对中国的话语方式。经济的力量是巨大的，中美经贸关系的加强，是中国冲出“光荣孤立”最重要的一个有利因素，有利于分化西方对中国舆论的合围。这在日本人的眼里可以得到确证，譬如日本人认为美国“重华轻日倾向广泛出现”。[ 3 ]既然经济基础上的“利益攸关者”能够分化联盟内部的观念，那么能够引起美国国民对中国观念的改变也就不足为奇了。2005年1月，华裔美国人组织“百人会”委托一家舆论调查公司调查的结果显示，63%的美国人认为“对中国人有好感”，大幅超过10年前的46%; 50%的美国人公然认为“中国是美国的重要同盟国”。[ 4 ] 显然，“光荣”渐成“共荣”;“孤立”正在消解。
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拥有一定的技术和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外部经济体开展贸易往来、增大相互投资力度、加深彼此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可以达到“以经促政”的效果，增强国家间政治上的互信，以及意识形态上的相互理解。因此，关注中外经济领域的“共赢”，全方位报道这些领域里发生的变化，已经是我国媒体对外宣传与国际新闻报道的主体内容，是我们冲破“光荣孤立”的主要策略。
其次，及时报道负面消息以消解西方传媒的“妖魔化”。
我国的新闻媒体在进行对外宣传或在向国外传递本国的新闻时有着“正面宣传为主”的规定。由于历史状况和现实的主观原因，有些人片面地理解了“正面宣传为主”的含义，即没有上级的特别指示，就少报道、甚至不报道国内发生的负面新闻。又由于我国对外宣传实行事后负责制，所以很多人在国内发生负面新闻的时候，不敢及时报道，结果往往让喜欢挖负面消息的外国记者抢了先，并随意地歪曲，加上主观意见，进行“妖魔化”，导致我国媒体在国际传播中极为不利的被动局面。
鉴于此，我们的媒体首先要正确理解报道负面消息与正面宣传为主之间的关系。负面报道不等于“妖魔化”。[ 5 ]负面消息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是正常的新闻，它与社会制度、政党理念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美国也在发生矿难、地震，甚至有上千人伤亡的卡特里娜飓风，中国同样不可避免。然而，由于我们国际传播中对国内新闻报道的滞后性，往往是国外媒体首先报道我国国内发生的事情，然后才传至国内。这使得我们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缺少了可信度。即使报道完全真实，却经常因为居于人后而失去了先发制人的优势。
这样的国际传播形势造成一些令人头痛的后果：一是国外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把正常的对于中国的负面报道上升到意识层面，来攻击我们的社会制度、乃至政党领导;另一方面，即使国内没有发生的事，经过西方媒体子虚无有的捏造传播出去，也会在国外搞得沸沸扬扬，让人难分真假。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妖魔化”。因此，我们的媒体对外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一定要最先发布国内发生的负面新闻，并加以制度化。非典时期我国各省市实行的每日宣布非典病情的作法，不但没有破坏我们的国际形象，还使得我们避免了西方媒体的妖魔化，也争取了人心，稳定了我们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
第三，以全面报道中国在国际事务发挥的积极作用来消除“中国威胁论”。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各种“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如目前被西方和日本炒得沸沸扬扬的“中国军费开支不透明”带来的“军事威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使得中国一些周边国家紧张了好一阵子。这种宣传的实质就是典型的“孤立”。对此，仅凭借中国政府作出的“和平发展”承诺是不够的，我国媒体应该在对外国际新闻报道中正面宣传中国形象，在消除“中国威胁论”方面大有作为。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50 - 60年代，中国政府无私援建非洲坦赞铁路及支持非洲国家独立运动，以及与此相关的国际新闻报道和外宣活动，展示了新中国的和平友好形象，消除非洲各国以上中新中国属于“洪水猛兽”的西方宣传印象，赢得非洲国家的认可，使我们广交朋友，也正是这帮穷朋友把我们拉回到联合国。如今，我们在非洲国家的援建项目已经达到800多项， 2005年中非贸易额为397亿[ 6 ] ，中方逆差24. 3 亿，使非洲国家真正感受到中国崛起给他们带来了好处，而不是“威胁”。这些领域，我们对外宣传及国际新闻报道应该能够跟得上，并且不断加大力量。再如在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导致南亚国家、美国新奥尔良州的空前灾难中，我们国家伸出了援助之手，向世人证明我们是和平的使者，不是世界的“威胁”。对此，我们的媒体在进行国际新闻报道与外宣时，可以多角度、多方面地报道，展示我们的风采，消除别人的疑虑，从而树立起良好的中国国际形象。
第四，增强民间交流的报道，扩大民间交流的影响力度和范围。
民间交流一般是指与政府的外交政策和意图没有直接关系的不同国家间民众或民间团体之间的交往，诸如一般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以及个人的学习、工作与旅游等活动，它们并不带有政治色彩和含义。[ 7 ]就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而言，目前来看至少在政治关系上已陷入冰点，但是来自两国的民间交流仍然活跃。回顾过去，打开中日交往大门、实现邦交正常化、促进中日关系全面、健康、顺利的发展，民间交流始终扮演着官方或其它渠道都无法代替的角色， 发挥了“贸易入手， 以经促政”、“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半民半官，以民代官”、“与官并举，官民并茂”的特殊而又巨大的作用。[ 8 ]可以说，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与民间交流是分不开的。中国国际新闻媒体要充分认识到民间交流的这种不可或缺的第二渠道的作用，不断增强民间交流的报道力度，扩大民间交流的影响力度和范围，营造中日间的政治、外交等主渠道的交流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第五，充分展现中国文化的“和合”思想以构建和谐世界。
温家宝总理在阐释了“和谐世界”的内涵时指出，只有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才能使人类文明得以发展;只有实现了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类文明才能持续发展。“和合”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一大精髓。它不仅是儒家文化价值的取向，而且是道家、墨家、阴阳家和《周易》、《管子》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 9 ] ( P. 585)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 9 ] ( P. 71)“和实生物”，“天地合气，人偶自生”，“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和合”是最佳化的文化方式的选择和最优化的价值导向。[ 9 ] ( P. 585)它可以作为21世纪的一个文化战略来构建我们的和谐世界，实现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处。
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构建一个相对公平的文化交流秩序、谋求异质文化间的平等性也是构建和谐世界的题中应有之意。在此方面，中国近年来取得了一些成绩。法国文化中国年，中国文化法国年，俄罗斯文化中国年与中国文化俄罗斯年，就是在一种平等的秩序中进行的，它代表着一种新的方向：中国文化已经走出“孤立”，进入西方人的生活，哪怕它还只是一个开始。与此同时，作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学院”在全球雨后春笋般地的涌现出来。到目前为止，中国在20多个国家建立了30多所“孔子学院”。它们的建立，一方面满足了各国汉语学习者的学习需要;另一方面，它们对增进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相互交流与理解，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有着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蔡帼芬主编. 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M ].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60.
[ 2 ]蒋晓丽. 跨文明传播的不对称性[ J ]. 思想战线， 2005，(5) ： 119.
[ 3 ]矢部武. 美国人的对华观发生变化[ J ]. 论座， 2006， (5) .
[ 4 ]矢部武. 美国人的中日关发生逆转[N ]. 参考消息， 2006 -04 - 20.
[ 5 ]郭可. 当代对外传播[M ].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258.
[ 6 ]安永玉. 西方非洲版“中国威胁论”可以休矣[N ]. 参考消息， 2006 - 04 - 20.
[ 7 ]沈海涛. 民间交流在战后中日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J ].日本研究， 2005， (4) ： 4.
[ 8 ]社科院研究员谈战后中日关系中的民间交流[ EB /OL ].人民网： 2005 - 04 - 28.
[ 9 ]张立文. 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M ].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