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青年记者 作者： 李 彬 吴 风
新闻传媒不应成为任何一个阶层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应着眼于社会全局，链接不同的利益群体，在精英和大众之间寻求有机的纽带，承担重建社会价值、形成公共意识的责任。
2008年国内热点新闻报道
2008年应该说是一个多事之年，新华社评选出2008年的十大国内热点新闻，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其中与本文有关的主要有：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大地震、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三鹿奶粉事件引发社会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国内出台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等等。①这些事件一方面对于国内的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中国传媒在报道这一系列事件时表现出来的姿态、理念以及报道方式也都在发生着转变，从中可以看出，在当下转型期的中国，媒介自身也在悄然实现着转型。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分析转型期的中国传媒的发展趋势和角色使命。
从2008年的两次特大自然灾害——年初的雪灾和汶川大地震的报道来看，传媒的报道应该说是紧跟事态发展，广大新闻工作者不畏艰险，勇闯一线，在全国人民急需了解事态发展的情况下，争分夺秒地将受灾地区的动态发展对外公布，使这两场重大的自然灾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和支援帮助。在这些新闻报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新闻报道更多地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灾区的群众以及奋战在抢险救灾第一线各行各业辛勤奉献的人们。不管是全国民众自发的捐助赈灾，还是数量庞大的解放军、武警、医疗、消防以及志愿者队伍的忘我工作，都成为灾难报道的重头戏，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强音。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整个国家的民众在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感召下被前所未有地凝聚起来。中央电视台还前所未有地采取了长时段的直播，以“抗击暴风雪”和“抗震救灾”作为专题，将各方面与之相关的信息在第一时间向全国人民报道，充分发挥了电视媒体的巨大优势。
对于北京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报道，传媒更是不遗余力，但是媒体的报道也不仅限于奥运赛场的赛况，而是将关注的视野延伸到比较广泛的视域。比如有很多报道有意识地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奥运，更多的报道将奥运看作是整个民族共享的精神盛宴，也是中国人前所未有的一次集体亮相，所以，奥运报道的主角并不仅仅是那些奥运赛场上的运动员，更多的是中国民众。无论是在各个奥运城市热情服务的广大志愿者，还是在各地相继举行的奥运火炬接力活动，都成为奥运报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报道，民众才强烈地感受到奥运是整个民族的光荣和梦想，也是中国百年来强国之梦的最佳注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在奥运会开始之前，这样一种强有力的精神脉动其实已经因为年初的雪灾和5·12汶川大地震的报道而凸显出来。奥运可以说完成了一个民族的集体心理仪式，无论是场面宏大、设计精巧的奥运会开幕式，还是中国运动员每日刷新的奖牌榜，都使得中国民众从这些传媒的影像符码和话语中获得了心理的满足感。
对于奶粉添加三聚氰胺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报道，中国传媒也注意在此类负面新闻中凸显政府积极负责的形象，对于民众可能产生的负面情绪也注意疏导和消解。同时，传媒的报道还注意将此事的报道始终保持在正常的法律诉讼的轨道上，对于事实的报道有调查的过程，也有充分的依据。和以往针对企业产品的负面报道相比，没有出现1998年媒体针对三株口服液式的大规模媒介审判，②也没有出现报道的方向偏差，使得此事形成的舆论效果还是比较积极良好的。
当然，2008年的新闻热点还不止这些，这里分析的主要是媒体在报道重大新闻题材时所选择的模式及角度与以往相比有所转变。这样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媒体从以往较多的关注决策者、关注精英、关注高层转变为关注大众民生、关注重大事件中的普通个体，把握和营造全民共有的精神旋律，将负面新闻的悲剧有力地转变为鼓舞人心的正剧，将民众的积怨和情绪用有力的事实和真切的关怀去化解。尽管在此过程中，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但是不管怎样，2008年的这一系列报道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传媒的深刻转变。这样的转变并不是因为新闻管理部门的规定，而是由转型期中国传媒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媒介生态环境决定的，并且在可以预计的将来，这样的转变将会继续下去。
现实中国的媒介生存环境
转型期的中国，文化思想纷繁复杂，社会话语的角逐更趋激烈，因此，社会意识形态和新闻传媒的表象也更加多元化。这就为考察中国当前的新闻传媒问题带来了困难，但不管怎样，这样的现实本身其实已经蕴涵着巨大的学术命题。事实上，如何看待现实中国的这一现象，其理论立足点或价值预设就是一个需要重新检讨的问题。
新闻传媒作为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应该说是受到意识形态看顾最多的领域。就目前的生存环境来说，中国新闻传媒还是处在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两种张力之中，不同的新闻媒体应对这两种张力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几乎没有哪一个媒体能够忽略其中任何一种力量。就中国新闻传媒来说，承担政治意识形态功能是一种常态，“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基本上就是中国新闻传媒唯一的政治正确的角色。但是，转型期的中国经历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商业化意识形态开始逐渐消解新闻传媒的政治使命，再加上近些年来中国的新闻体制改革，更使得中国传媒在转型的关口既多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机会，也有了几分难以抉择的困惑。
商业化、市场化意识对于现实中国来说与其说是一种社会思潮，毋宁说是一种政治迷思。市场化意识被引入中国本身就是伴随着政治改革、经济转轨的进程，具有很强的制度依附性。尽管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对于商业化意识一向是“另眼相看”，但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商业化意识形态被市场经济大潮裹挟而生根发芽。
在那些操持商业化意识的人们看来，国家和市场之间是对立关系，国家是阻碍市场化的压制性力量，同时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主要推手，媒介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以企业的模式重新进行自我塑造就是对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消解和抗争。显然，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化媒体是中国向往市场化媒介者的效仿蓝本，国内目前愈演愈烈的新闻娱乐化、娱乐节目泛滥化、严肃新闻软化等现象就是此种模仿带来的直接后果。在此种思想模式中，似乎新闻传媒按照市场规则运作、摈弃原先作为政治宣传手段的角色，就是中国传媒未来应该走的路。
需要指出的是，从方法论的层面看，中国的商业化媒介论者的观点仍然是割裂了对象之间联系的二元对立的思想。在现实中国，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相互对立、水火不容，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建构，国家可以在市场经济的模式下萃取新的政治逻辑，市场也能够在国家的权力框架内寻求上层建筑的支持。如果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何特点的话，那么，这一特点就在于国家和市场之间相互纠结、相互嵌入的复杂关系上。这一关系既不同于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所描述的那样，国家任由市场“脱嵌”于社会，③同时，市场也不会甘于成为国家政治改革的附属物，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对于现实中国新闻传媒的存在与发展的考察，也应该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
中国新闻媒体事实上也正处于国家和市场双重作用下的风口浪尖，不但本身职能和作用矛盾重重，连自身的定位和性质也是欲说还休。市场和国家在现实中国应该说是不同的权力向量，两者之间有相背的可能，也有形成合力的需要。比如中国的城市下岗工人问题、“三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两种权力向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国企的改制和职工分流，一方面是国家减少财政负担的举措，另一方面也是市场经济改革、生产效率提高本身的要求。就农民来说，国家为了获得对外贸易顺差和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必须平抑农产品价格和普通农民工的收入，另一方面，农民作为低收入群体本身并非消费品的主要市场目标，因此，农民在传媒话语中缺席也是这一商业逻辑的必然结果。在这样复杂的情势下，新闻传媒如何报道和呈现这些问题及其衍生出来的其他问题，就不仅要考虑传媒自身的业务实践模式，更重要的是认清楚传媒在这样的社会变局中深层次的定位和角色。
现实中国的新闻传媒面临的问题实际上还不止于此，除了国家和市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之外，面对更加广阔的社会领域，无论国家还是市场都面临着重新建立意识形态的现实压力。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应该说和改革前已经大不一样。1919～1949的革命年代、1949-1979的建设年代、1979～2008的改革年代都有着不同的政治话语和社会主题，但是在这近百年的社会发展历程中，还是有一些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的，比如对社会平等、正义和国家独立、富强的诉求一直是社会整体的共识，至今这样的共识也仍然是大多数民众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
从国家政治话语到民众的个体表达，新闻传媒无疑始终在寻找其中最准确的契合点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问题在于，无论政治话语如何变换，对于一般民众来说所能感受到的社会变化是其生活处境的变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面临着社会民众的质疑。部分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对于自身在改革过程中个人利益未得到充分保障的现实感知深切，因此，自然会从前改革的政治话语中寻求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吁。但这样的舆论并不意味着对前改革时代所有政治主题的怀念，而仅仅是对于当下社会种种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的不满。问题还在于，无论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还是市场至上的原则，都不能对现实中国的新闻传媒提供发展的逻辑和路径。现实中国新闻传媒的发展将去向何方？要解释这个问题还需要新的问题架构。
新闻传媒的社会价值观念
价值观的冲突构成了当下中国很多历史和现实问题争论的真正实质。近些年来，屡屡成为新闻传媒关注焦点的不同文化立场之间的戏谑怒骂都体现了社会意识的动荡不安，比如对精英文化的恶搞、比如对历史问题的翻案等等。比较有典型意义的是，很多历史问题被赋予了浓重的现实价值色彩而遭遇了一次次的重新检点，比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等，由原先的肯定转向了否定。历史观的强烈扭转直接导致了当下文化生态的困境，于是乎现代性危机成为学人的口头语，传媒在这样的文化生态困境中除了呈现多元话语之外，似乎从来都不能成为真正的主体。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矛盾和张力并不是存在于党国权力和自由市场之间，相反，自1979年以来，国家权力正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大推动力，并且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换句话说，国家在深层次上并非市场的敌对力量。目前，中国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为经济改革所革新，具有了全新的政治逻辑和路径。中国目前最大的意识形态危机在于，如何在精英阶层和多数民众的价值观的冲突中寻求一种平衡和共识。
应该说，中国的新闻传媒无论承担的职能如何，内部的张力如何，有一点是始终不渝的，那就是对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反映。当然，这里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指被庸俗化的政治一元主义的思想灌输，而是指广泛的社会权力运作在公共意识层面的自发性诉求。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不仅是指一种民众被驱动的压迫性政治话语，更包含每一种社会权力在建构对自身有利的社会议题、为他者重新定义社会现实和基于想象的个体地位的过程中的舆论诉求。理解了当下意识形态的复杂含义，也就能够明了：中国传媒之所以对于这种新意识形态角色并无把握，其原因正在于传媒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对现实社会理解有偏差。
从传播的角度着眼，理解当下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就必须扬弃传统的传播理论范式，比如简单地将传播分解为媒介、受众等概念，而忽视更为重要的社会历史情境。当下中国社会正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层和阶层矛盾，这些矛盾又来自错综复杂的权力支配和利益分割。在这一基础上，就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公众视为模糊的“受众”，须知这样的概念需要更加细致深入的分析。
如同加拿大传播学者莫斯可所说的，“受众”这一术语不是一个可以和阶级、性别或种族这些概念相提并论的分析范畴，而是传播产业自身的一个产品，被用来鉴别市场和界定商品。④因此，把它与国家放在一起使用并把它等同于政治意义上的“人民”或“公民”，只会潜在地模糊传媒在构建社会分野中的角色。换句话说，媒介的这样一种全称型的话语形态本身就是一种隐晦的政治表达。
中国民众经历了1979年以来复杂的政治、经济变革，同时又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下形成了基本的思想价值观念，然而强调平等、公正以及阶级无差别的意识形态与社会阶层分化、社会文化断裂的现实又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差距。中国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能够感受到阶级冲突和社会不平等。从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以及杨佳袭警案、哈尔滨林松岭案等非常事件所引发的巨大的社会舆论（尤其是在网络空间），就可以看出这一深刻的社会心理。
这样的社会心理，若无主流社会舆论的干预则有继续扩大化的可能。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割的趋势还将加剧，然而，中国新闻传媒的舆论引导方向既不能囿于单纯的理想型意识形态，也不能堕入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陷阱，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将社会意识的分歧和理想、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力地弥合。
中国当代的问题纷繁复杂，难以厘清，但最大的危机恐怕在于人心的涣散、社会的碎片化。转型期的现实中国，观念更新频繁、传统被迅速消解，全球化裹挟着市场化的浪潮深入人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一个社会的概念，如果人们缺乏公共意识，那么,上述的危机就不再是杞人忧天。
公共意识首先建立在基本的社会共识之上。这样的共识,一方面要求落实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像民族的语言一样为人人所把握；另一方面，共识也并不意味着消弭异见，在共识的基础上仍然应该有对话、辩论、差异的存在。也就是说，共识不是对不同看法、差异的否定，在英文里而，共识（Consensus）这个词一方面表示认同，一方面表示差异，如果没有一个共识，我们就不是一个社会。
总的来说，中国社会的发展有赖于形成一种超越阶级、地区、性别、民族和教育程度等人口特征差别的社会运动合力，在这方面，新闻传媒不应成为任何一个阶层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应着眼于社会全局，链接不同的利益群体，在精英和大众之间寻求有机的纽带。公共意识的形成也离不开社会价值的重建，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应该承担责任，新闻传媒尤其应该发挥作用。如果说转型期的中国新闻传媒有何历史使命、有何角色定位的话，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承担重建社会价值、形成公共意识的责任。
注释：
①新华社：《2008年国内十大新闻》
②张西明：《我国新闻侵权诉讼及相关研究的现状综述》，《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③卡尔·波兰尼著 冯钢译：《大转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版
④文森特·莫斯可著 胡正荣等译：《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版
(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吴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