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作为中国最早成立新闻学专业的五所高校之一，50年代曾经盛极一时，与北京的人大、上海的复旦有中国新闻学“金三角”之美誉.2001年，我从中文转入新闻，进入新闻学研究生的学习阶段，开始了新闻学的学术研究，中文和新闻，本是同文同种，同根同源，因此，面对这种转型，我并没有明显的吃力感，而是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一种新闻学的研究状态，这段时期也正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蓬勃发展、竞显百态的黄金时期，此中，我也得以接触新闻学界的一些开山鼻祖、大师们，并浮光掠影地领略他们的风采，故在此一一述来，与各位学友分享我这三年学子生涯的个中滋味，虽然这些描述仅限管中窥豹，对当事人而言，也许只是他们的一个侧面，但毕竟是我三年求学途中的真实感受，点点滴滴，都构筑我欢乐的青春，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往事与随想”，把它们记下来，也是为了怕遗忘以往自己亲身体验的时光，忘了可惜！
2002年，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童兵先生来暨大讲座之时，曾将暨大新闻专业提高到与复旦、人大齐名的地步来褒扬，这让不少的暨大新闻学子颇为欣慰。那个时期，暨南大学新闻学确实也为广东乃至东南亚的传媒界输送了大量的优秀毕业生，如现《南方日报》总编辑杨兴锋即为暨大新闻学学子之一，由于广东人的务实和目光短浅，故暨大新闻学一直囿于华南地区，少有北上和东进的念头和勇气，加之暨南大学“侨校、名校”之定位，暨南大学新闻学虽成立得早，但却一直徘徊不前，在人大、复旦新闻学先后取得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成为全国的新闻学学术重镇之后，暨南大学新闻仍偏安广东一隅，不思进取，改革开放之后，广东在全国的排名迅速上升，而暨南大学的新闻学却日渐势微，虽处经济前沿之地，且得广东传媒实践得全国风气之先的优势，但面对“后起之秀”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新闻学咄咄逼人之势，暨南大学新闻学似显无还手之力。
我眼中的
陈卫星和蔡铭泽：暨南大学原校长刘人怀上台后，深感中大、华南理工大学蒸蒸日上之压力，故望振兴暨大新闻学以扬侨校之名，此时，中国第一位留学法国八年之久的传播学博士陈卫星被引进暨大新闻系担任副主任之职，或许是因为洋博士的“水土不服”，或许是因为暨大留洋人士过多，在陈博士当政的几年中，不仅暨大新闻学并没有太大的起色，甚至于陈博士在暨南大学都未能享受到应有的待遇，一直在副主任、副教授的岗位上停滞不前，在被中国传媒大学挖去的一两年后，陈博士迅速地成长为院长、教授、博导。
在陈博士走后，一位中国新闻学的“土博士”蔡铭泽先生接手了暨南大学新闻学院，蔡铭泽先生一般人可能不太熟悉，但说起他的导师
方汉奇先生，那在中国新闻学术界是无人不晓，方老是研究新闻历史的专家，先北大，后人大，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不仅成为了新闻学术界的旗杆性人物，更是为中国新闻学术界培养一大批优秀的新闻学博士、硕士，蔡铭泽先生即为方老的第三届博士生，现《新闻与传播研究》主编尹韵公、中国第一新闻学女博士
郭镇之则是方老带的第一届博士生，由此可见中国新闻学术界方门弟子的人丁兴旺。蔡铭泽先生系湖南岳阳人，早年毕业于湘潭大学党史专业，后攻读中国人民大学方老的新闻史博士，蔡先生出生在农村，因家境贫寒，吃过不少苦头，受过不少委屈，听他的一个学长说，他是靠亲戚接济得以完成学业，故蔡先生学习一直很刻苦，在学生期间，夏天为防蚊子，他曾整夜把脚泡在水桶中，即便脚浮肿起来，也要坚持读几个小时的书籍，七、八十年代，湘潭大学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故乡亲手创建的重点大学，曾经盛极一时，在伟人的亲切关怀下，一大批学术泰斗南下支持湘潭大学的各个学科建设，那个时代，亦有“北有北大，南有湘大”之呼声，而蔡铭泽先生当时能够进入湘潭大学，那也算是众多学子中的一时之选，伟人走后，湘潭大学因地处偏远，几任校长经营不当，时至今日，江河日下，竟沦为中国的二流大学，这恐怕也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当时未能预料到的吧。
虽然蔡铭泽先生先后有在湘潭大学、人民大学读书、教学的经历，但他似乎已经不愿太多提起他在湘潭大学的经历，而更多地是以人民大学的新闻学博士身份自居，在这点上，从蔡铭泽先生招收硕士看重其出身可见一斑。蔡铭泽先生虽然颇以人大博士为豪，但在广东这块尔虞我诈的商业之地，蔡博士亦有过潜龙被困的经历，作为广州大学引进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当蔡博士兴致勃勃地从人民大学转入广州大学时，广州大学新闻系并没有兑现当时给他的诸多承诺，而是把他放在了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也亏得蔡博士能沉下来，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蔡博士转入暨南大学新闻系之前，他竟然还只是广州大学新闻系的一个副教授，而在进入暨南大学新闻系之后，蔡博士籍“天时地利”，顺风顺水地成为了系主任、校级特聘教授、硕导，一时之间，蔡博士的职称、房子、经济收入连上几个档次，此时，他所收获的“两个文明”建设，即便在广东学术界，那也是堪称上流之席。在某个时机换一个地方发展，便是另外一种际遇，陈博士、蔡博士的不同经历，足以说明广东盛行的“风水之说”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当然，此中亦可见暨南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广州大学三校办学、用人之特色。
暨南大学原校长刘人怀重“土”轻“洋”，放走“陈博士”，重用“蔡博士”，这与蔡博士身后的方门势力不无关系，方老本人作为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虽已廉颇老矣，但威望仍如日中天，而蔡博士的同门师兄弟、姐妹在中国各大传媒院校的影响力亦不可小觑，最难得的是，方门的弟子都很团结，能互帮互助，也愿意帮衬人大新闻学的这块金字招牌，如现《新闻与传播研究》主编尹韵公先生虽已居国家副厅之高位，来暨大讲座时，仍不忘把方老摆了出来，并以“蔡主任”师兄介绍自我；这一点，即便在同为人大毕业生的童兵先生身上也有体现，童兵先生来暨大之时，首先是隆重推出新闻传播学界的一代名师甘惜分、方汉奇、张隆栋“三老”，并曰人大学子基本上系此“三老”之门生、弟子，并亲切称“蔡主任”为师弟，据我的推测，从蔡铭泽先生的《新闻学论稿》著作的后记中对童兵先生的推崇，以及他们的入人大的求学经历以及从事新闻理论的学路历程来看，童兵先生不应该是蔡铭泽先生的师兄，而应该算是蔡铭泽先生的师叔辈人物吧。当然，有了人大“人和”的因素，蔡铭泽先生在自身上台阶的同时，也不忘将暨大新闻系建设推上了一个台阶，在他的手里，暨大新闻系先后从广西大学挖来曾建雄先生，从四川大学挖来董天策先生，并由“系”转“院”，还成功地申请到了2006年的新闻学博士点，也正是暨大新闻这些举措，将中大、华南理工的新闻、传播学远远地摔在身后，从而使得暨大新闻学在广东的霸主地位固不可破，此中，蔡铭泽先生功不可没。蔡铭泽先生因为人生路走得有些曲折，所以在外人看来有些保守，实际上，蔡铭泽先生还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对自己的学生也很关照。
我眼中的
黄匡宇和吴文虎：复旦资深教授徐培汀著《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曾对黄匡宇先生的成就有过比较具体地介绍，黄匡宇先生属于那种特立独行的学者，他本身就喜欢评论人，在和人交往时，他也没什么太多的忌讳，喜欢坦白自己的观点。在暨南园内，依照金庸先生的版本，新闻系学子推出了“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四大奇人。黄匡宇先生就有“东邪”的外号，吴文虎先生被戏称为“南帝”，陈卫星的绰号“北丐”，还有一个研究新闻史的老先生被叫做“西毒”，他们的外号都是有来头的。
吴文虎先生早年复旦大学新闻学毕业，曾在美国留学一段，是中国较早地研究传播学的学者之一，很长一段时期曾担任过暨南大学新闻系的主任，他秉承了复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讲究研究技巧，深入浅出，正如复旦校歌唱道:“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 吴文虎先生即便在暨南园内，也颇有发扬复旦遗风之使命感，尽显复旦新闻研究特色，复旦新闻系毕业的学生给人的感觉是，他们比较注重追求知识的真相，不象人大新闻系的学生那样学习刻苦、喜欢抱团，对人大的声名和政治充满执爱，他们往往都会显得很超脱，有一种上海人骨子里的优越感，你可以跟他探讨学术，但不要妄想他能和你结成学术同盟，说吴文虎先生是“南帝”，大概说的就是他的这种超然物外吧。
记得刚入学的时候，吴文虎先生给我们讲授传播学理论，讲到忘情之处，居然用粤语和几位粤籍学生交谈起来，期间还要穿插几句英文短句，一度让我们这些的外省的学子们郁闷不已，不过，吴文虎先生还是懂得把握尺度的，事后他也会向我们做些解释，并会补偿性在上课前带上几本最新的新闻传播学杂志在班上传阅，总的来说，吴文虎先生的讲课风度在暨大新闻学的老师中算得上首屈一指。说起吴文虎先生的超脱，在这点上，他的弟子都深有感触的，他的一个来自农村的弟子就曾经抱怨道：“都说我导师名气大，但我们的工作问题他基本上不问。”由此可见，吴文虎先生的名气虽然很大，但即便是他的弟子的工作去向，他都不愿过问，这也不免让人觉得他似乎缺少了一种世俗的人情关怀。
但是，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先生、清华大学教授李彬回到暨南园时，提起吴文虎先生，都表现出真诚的敬畏，看来，早年吴文虎先生在提携后进上，也是热心地花费了不少功夫的，也许人老了，很多想法自然也变了，故不能苛求。
陈卫星先生为何得名“北丐”，主要在于他刚回国、在暨南的那段时期，自己原创的东西很少，更多地是去翻译、介绍欧洲批判学派的一些理论，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这里捡一点，那里捞一点，故有“北丐”之称，但在暨南园中，陈卫星先生对于批判理论的研究深度那是众口皆碑的，许多暨南新闻学子提起陈卫星先生对批判学派的研究深度时，一般都不敢妄做评价，只会点点头，竖起来大拇指，即便是陈力丹这样的学者，在读陈卫星先生的著作时，也不忘一边阅读，一边注释做笔记，陈力丹先生《传播的观念》笔记即为明证，由此可见，“北丐”并非浪得虚名。2001年，我考取暨南大学新闻学硕士时，曾不下三次阅读过陈卫星先生的《传播的表象》，却始终未能摸清其学术脉络，幸运的是，后惊闻陈卫星先生已去中国传媒大学时，立马喜将此书永藏箱底，打上封条。
“西毒”是位研究新闻历史的老先生，我来时他已退休，在暨南三年我也未曾得见，据闻他早年毕业于人大新闻系，深得文革遗风精髓，喜欢到处告状，即便是象蔡铭泽先生这样的人大校友，也曾几遭其毒手，故有“西毒”之谓。
“东邪”黄匡宇先生最为得意的学术成就，就是他将自己提出了电视新闻“声象双主体论”，并首次从符号学角度对电视新闻学理论进行立体建构，因此，有学者认为，他是中国新闻学术界用符号学来研究电视新闻理论的第一人。黄匡宇先生十分重视他的原创性学术成就，也谦虚地认为他的所有学术成就就是这个“电视新闻理论符号学”，如复旦、武汉大学名教授的《当代广播电视新闻学、《新闻语言学》在电视新闻理论学的研究上，基本上都是照搬照抄黄匡宇先生的著作和学术观点。黄匡宇既有《电视新闻语言学》、《电视新闻学教程》、《广播电视学概论》等原创性著作，也能够把电视新闻学的思考与现实的生活联系起来，先后参与广东电视台《前沿对话》栏目的策划、《粤港澳零距离》的主播等新闻实践工作。
客观地说，黄匡宇先生在暨南园内并不得志，他有几年一直主政暨南大学新闻系，并以做学问严谨、扎实、深入著称，但由于和暨南大学原校长刘人怀关系恶化，被刘人怀在他的学历低、著作少上做足了文章，故始终未能转正主任一职，并以副教授职称告退暨南园，但黄匡宇先生不甘寂寞，后又受聘于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南方传媒研究所所长。黄匡宇先生离开暨南园后一年，正值暨南园百年校庆之际，刘人怀校长因莫名原因突然被停职，在暨南园里压制了黄匡宇先生十几年的“刘坏人”突然间消失，也不知黄匡宇先生再回暨南园时会做何感想呢
我眼中的
曾建雄和董天策：我离开学校的前一年，曾建雄先生和董天策先生刚刚调入暨南园，对他们的情况，通过新闻类书籍的阅读和朋友的交流，我事先也略有所知，在工作之后，也得以与他们有过几次交往，都算是君子之交，都算认识，但没深交。
曾建雄先生是广西大学新闻系原主任，老牌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据传是因竞争广西大学副校长一职失利愤而转入暨南园，但据我的观察，这个原因可能不实，曾建雄先生年近五旬，遁入社会已有多年，来暨南园后，不求闻达，无意富贵。来暨南园这几年，曾建雄先生基本上已经不写论文，暨大想提升论文引用率是不能指望他了。
但曾建雄先生一来新闻系，就给暨大拿下了一个国家级重点社科研究项目，由此可见曾博士仍是“宝刀未老”。暨大新闻系在其天命之年仍不惜血本地将其引入暨南园，与曾建雄先生多年来在新闻学界积累的深厚人脉不无关系，毕竟，政界也好，学界也罢，“姜还是老的辣”这句话的确是屡试不爽，在一个圈子混，新闻学者也不能免俗，搞新闻学研究也就这么百来十个人，为捞个“眼熟”，大伙早期都经常会在学术上交流交流，做做热身运动，日子越久，起步越早，带出的学生越多，交往的朋友越广，资历也就越老，发言也就越有分量，曾建雄先生的优势也正在于此，此外，作为复旦的老博士，在学术研究上，曾建雄先生如大多数复旦学人，较为注重学术功底，暨大新闻学博士点要申请下来，少不了象曾先生这样老资历的重量级人物。
我工作后，一个朋友曾在暨大南门对面的“鱼米之乡”宴请曾建雄先生，我有幸被列入被邀之席，筵席上，曾建雄先生笑着说：“在这个地方，我做过很多次三陪。”原来，在暨大申请新闻学博士点的时候，曾建雄先生作为申办方的主要代表之一，曾在此设宴招待了不少的国内知名新闻学界人士，故有“三陪”之说。曾建雄先生身上具备80年代新闻学博士那一代人的鲜明特色，一般都是出身于文史专业，喜欢对社会问题广泛地进行深入思考，思考性带有时代痕迹，但现时类似“超女”这样红透半边天的新闻现象，他们可能都会较少关注。
董天策先生来暨大之前，已在四川大学新闻学院担任院长助理一职，曾出版过《传播学导论》一书，和胡正荣、李彬等人都算是国内较早出版传播学专著的年青学者。董天策先生给人的第一感觉比较严肃，学者的不苟言笑对我而言，早如家常便饭，故初见董天策先生倒不觉惊悚，反而觉得有些好笑，因为象董天策先生这样温文儒雅的白面书生，在外形上实在对人构不成任何威胁感，尤其是看到他一脸严肃的微笑，我在心中更是暗暗窃笑了好几次。
董天策先生和黄匡宇先生的经历有几分相似之处，但更多的却是不同，他们的相似之点就是他们的悟性都很高，且学历起点都不算高，属于中专科之类，黄匡宇先生在评教授时在学历一栏上写得还是大专，他走得是一条由实践而理论之路；而董天策先生则是从高校到高校，由本科而硕士，由硕士而博士，一直在走高校研究之路。这两条道路无好坏、正邪之分，具体视个人的兴趣、发展来定，但两人都因走得专一和执着，所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据传，董天策先生刚来暨大之时，课后曾多次遭到女研究生们的围追堵截，那种深受群众爱戴的场面，真是谁瞧着谁眼热。所以，在暨大新闻系，在我离开暨南园的“后我”时代，早年的吴文虎、黄匡宇这两大老帅哥的地位迅速为董天策、林如鹏这两位新靓仔取而代之，毕竟，在暨南园甚至于整个新闻学界，象董天策先生这样能说能写，还长得不赖的年青教授确实不多，来暨南园后，董天策先生在师德上求高，在教学上求精，在教研上求深，不仅成为了教学骨干，在行政职务上那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做到了暨大新闻学院的副院长，也是继蔡铭泽先生退下后呼声最高的“院长人选之一”。
董天策先生中年得子，故难免比一般人更加珍惜、更加爱孩子，孩子的吃喝拉撒，似乎都属于他的护理范围，这对于他这种身份的人来说，实属难得，在我看来，他在子女教育问题上还是颇有见地，对自己的小孩不是溺爱，也不是赞美，而是信任，董天策先生的生活颇为节俭，但收入却不低，他在暨南园拿一份工资的同时，还会和广东的一些主流媒体合作做些科研项目，估计一年下来，也能拿几十万去，我想，他大概是在为儿子的未来积累“第一桶金”吧，苦心至此，这可真是个好父亲！
我眼中的
甘惜分和方汉奇:
初知甘惜分老先生，那是我大三时刚刚接触新闻学，因为我当时就读的大学才刚刚开办新闻学方向，所以新闻学的研究资料相当少，我能接触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好像就是甘惜分老先生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知道他是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原所长。慢慢进入新闻学这个行业之后，对甘惜分老先生的印象也就逐渐清晰起来，1980年，甘惜分先生出版的《新闻理论基础》是国内第一本新闻理论方面的书籍；他培养了我国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童兵先生，也培养了喻国明、刘建明先生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甘惜分与王中、方汉奇是我国最早的三个新闻学博导，中国新闻学史上的“甘王之争”也颇具传奇色彩。总之，在甘惜分先生身上，有太多的新闻学科的“第一”了。本人也曾听过童兵先生和喻国明先生的讲学，见他们时常会引用甘氏的理论教育新闻学子，言必称弟子，将甘惜分尊称为“吾师”，此中，足见甘惜分先生在教书育人上的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03年在人大小驻时，曾与我的网友朱志刚先生有过交往，他与甘惜分先生较为熟悉，听说我有读人大博士的念头后，便热情地向我推荐甘惜分先生，说甘老先生是直性子的人，会喜欢我的习性，建议我如果想考喻国明先生的博士，只要甘老先生肯推荐，他说话是会有份量的。朱志刚先生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在新闻传媒学术网上发表过不少好帖，后来读了陈力丹先生的博士，我曾戏称他是“喻国明的身材，陈卫星的长相”，他很为受用。但后来因为他要出去授课兼职，加之我在北京待的时间也不长，终辜负了他的一片心意，未得引见甘老先生，是为读研期间一大憾事！
方汉奇先生常常被人们称为新闻史学界的“泰斗”，这个称谓一点也不夸张。02年暨南园召开中国新闻史年会时，本人得见方门弟子的“人丁兴旺”，这也算是我读研期间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新闻学“大腕云集”，李彬的刚毅、郭镇之的温和，都是我在新闻史学年会的收获。因为方老先生属于重点保护对象，老被一大群弟子围着，或是与卓南生等同辈们在闲聊，所以，期间我很难有与他接触的机会。但我还是发扬了“学新闻，用新闻”的劲头，采用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与方老先生得以亲密接触。马尔克斯的小说中，多次写到男人到老年后在厕所里的情景，他笔下的老男人们很可爱，他们都有着白白胖胖的身体，还有越老越强烈的半真半假的孩子气和淘气，根据我的经验，有时，在厕所意外的邂逅，会把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拉近，而我和方老先生的简单交谈也就是在这个场所进行的。记得曾读过《小窗幽记》的一副对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是真英雄自洒脱，是真名士自风流。”堪为方老写照！
我眼中的
童兵和李良荣:
在我的心目中，学者大都是飘逸的身形，仙风道骨，浑没有一般农民的感觉。在这点上，李良荣先生可以打足80分，但见到童兵先生的时候，却有些失望。李良荣先生相貌俊逸，再加上白净的肤色，浑身是儒雅清贵的气质，能给人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他那充满智慧的目光似乎散发着徐志摩般的水波线条、云淡风轻。“真象一个有文化的农民”，这是最初童兵先生给我的印象，他随意的穿着，自若的神情，灿烂的笑容，包围了内心所有的傲气，又区别于那些做工的一身“短打”，充分显示着一个学者与社会潮流融为一体的朴实，虽然见不到用刀的爽利, 但内在的一股学者气息却显大气磅礴，所以，他说得真切，我们也读得亲切。
两位先生的人缘及口才都很好。李良荣先生来过两次暨南园，有一次还带了一个复旦博士团过来，因为他有两个弟子都在暨大新闻学院做老师，一为李异平博士，一为林如鹏博士，林如鹏博士时为暨大新闻学院副院长，实为暨南园的少壮派人物，再者，暨南大学身处南方，复旦大学的影响力甚至要超过人民大学，所以，复旦的学生也更喜欢往南方走，因为他们能收到更多的重视和尊敬。我还记得，复旦新闻学博士组团来暨南园的那次，在暨大新闻系的电教室，十几个复旦新闻学博士毫不客气地占据了前几排的位置，保持肃静状，盛装等待李良荣先生的出席。李良荣先生当时给我们讲学的题目的是“中国报业的现状和发展”，主要探讨了当今新闻界报业发展的敏感话题，强调新生的力量，挑战传统观念和道德习俗，虽然他基本思路、观点依然来自其著作《新闻学概论》，但因为融入了新的资料，加之想象奇特，观点激进，再经李良荣先生良好口才的发挥，就相当有真实感、新鲜感，所以十分受欢迎，期间，我也鼓痛了几次手掌，为其酣畅淋漓的演说大呼痛快。
比较而言，童兵先生来时虽然已经由人大转入复旦，并已担任复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但依然保持了人民大学“第二党校”的某些特色，更显谦和平易，质朴无华，看来很有些温柔敦厚气，所以反映更显平淡。给我的感觉是，李良荣先生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学者，颇有些傲骨和勇气，他的正直和善良是相辅相成的，这些元素共同组成生命的根基。而童兵先生是外柔内刚，方正梗直，眼睛里容不得沙子，遇到需要行动的时候，决不落在任何人后面。对童兵先生的这种前辈风仪，我怀有衷心的景仰。曾经看到网上有攻击童兵先生的言论，对此我是不能苟同的，学者的生活，原本就很清苦，呕心沥血，换来的，除了虚名，并无实利，更多的是众人的不屑与质疑。故往往成功子者少，耗尽财力者多。
童兵先生是我国培养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因其努力而获高位，因其善良而获尊名，他培养的陆地、杨保军、陈绚等博士生质量还是很高的,这批人毕业以后基本上都是其所在学校(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的学科带头人,在新闻学界也颇有名气，已处于教授/博导之列,也算继承童兵先生的衣钵了。其实，从一件小事就可见童兵先生的为人，童兵先生的一个博士生曾出版过一本书，在没有经过童兵先生的允许下，便冒用了童兵先生的名头做了书评，对此，童兵先生丝毫没有护短，对他做了严厉批评，而不幸的是，因为不知缘由，这篇书评的撰写我也参与了其中，故写信向童兵先生做过解释，对此，童兵先生还专门回复了一封亲笔书信给我，批评中有对学子的关爱,也有包容有赞扬，本人看完感触颇深，窃以为，这也算是童兵先生高层次高修养的表现吧！
我眼中的
张国良和郭庆光:
张国良先生和郭庆光先生都是在日本留过学的学者，据传，郭庆光先生毕业于东京大学，是中国的第一个留日传播学博士。初知张国良先生，是读他的著作《传播学原理》，感觉这本书比较浅显易懂，读起来颇几分征服传播学的愉悦。但能对张国良先生产生深刻印象，主要在于他当选为中国传播学会会长，而我熟悉的胡正荣先生、喻国明先生忝居副会长一职，这不得不让我对张国良先生刮目相看。众所周知，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人民大学新闻与信息中心、传媒大学广电研究中心是我国新闻传播学最重要的三大研究基地，张国良先生、胡正荣先生、喻国明先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三大基地的最高成就，虽说成立协会，总有正副之分，但让我敬为天人的胡正荣先生、喻国明先生居然没有做到正职，而让我了解无几的张国良先生做了会长，这不得不使我对其心存几分敬意。后来，读了他主编的《二十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之后，也算对其学术成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因曾向复旦大学举办的“中国首届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年会”递交过一篇论文，张国良先生是评委，故算与张国良先生有过精神上的接触，这篇论文被此次年会评为优秀论文，因为这是我的一篇旧文，也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曾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故我对此还有几分得意，但后来看了张国良先生的尖锐批评，可谓针针见血，不留余地，但确实都讲在了点子上，故也慢慢地佩服起他来。同时，在网上看了一些言论，曾谈论张国良先生和李良荣先生不和之事，因为不是复旦的学生，所以也不知缘由，在文化界，文人相轻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后来听说张国良先生居然想拉一批人去上海交通大学另起炉灶时，这就使得我对两位大师不得不有了些看法，觉得李大师在复旦根基太深，难以容人，也觉得张大师气量不够，不够大度。毕竟，一个大学的学科声誉得来不易，要经历了几代学者的努力，方能成就它的威名，大学和大师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事情，大师需要大学做平台，大学需要大师来扬名，如果大师们都凭意气用事可以轻易离开他的平台，其结果不仅会毁了上辈学者的心血，更是害人害己，弄得两败俱伤。
郭庆光先生的《传播学教程》是我读研前研究最为深入的一本教材，不得不承认，这本书确实起到了传播学基础教程的作用，不仅融会贯通了西方传播学诸多知识要点，更能符合了中国读者的习惯，使初学者易学易懂，受益匪浅。在我阅读的传播学书籍中，窃以为，这本书算是最好的中国传播学基础著作了。也是03年去北京时得见过郭庆光先生，一个大学同学在人民大学读新闻学硕士，曾到院办去办事，我做陪同，初见郭庆光先生，感觉他不象一个中国学者，更象一个日本商人，他是矮个子，体型微胖，头发油光正亮的，虽然面色颇为和蔼，也放下院长之尊，主动地和我们攀谈起来，但给我的感觉不算很好，尤其是得知我是外校的学生时，看得出来，他的亲切感顿时淡下了几分，显得有些冷漠，故后来听说他不再做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时，我就想，这也正常，学问做得好并不代表行政就能搞得好，给我的感觉尚且如此，给其他人的印象如何，那我就不敢在此妄评了。
我眼中的
陈力丹和李希光：
在中华传媒学术论坛的网上，最经常看到的言论就是把陈力丹和李希光进行比较，而往往得出的结论就是：陈力丹100分，李希光0分。故我也不能免俗，在此将两位学者并举。陈力丹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力丹做学问”，陈力丹先生推荐的书目我也曾经读过一些，应该说，他的确是一个有实力的学者，他向新闻学子推荐的每一本书都值得一读，也听过在暨南园的讲座,口才不算出色,要拿着书稿才能演讲,比较实在,由此可见，他是一个真学者。但是，有段时间，我觉得力丹先生发的论文数量给人的感觉有点滥，其中有好文章，也有很一般的文章，简直给人的感觉是为文章而文章，我的名字都曾好几次和他的名头并列在一起，说实话，我感觉有些受宠若惊。后来，听他的博士朱志刚先生解释说，力丹先生的女儿在英国读书，每年需要一大笔费用，我也就释然了，毕竟，学者同样是两个肩膀扛着一张嘴，那一张嘴同样要吃五谷杂粮；学者同样也是为人父母，为自己的子女做些牺牲也在所难免；学者的每一本书都要花钱印刷，哪一本书产生不了利润就会被书商毫不客气地拒之门外。毕竟，陈力丹先生是一个纯学者，并且关注点多在人文社科这块，因为精，因为深，因为专业，所以，他的著作或者文章的确不可能有太多的读者，而一个在中国社科院那种清苦环境中浸润了几十年的学者在转入人民大学后,想要在经济实力上有所收获，或者说为了自己的下一本好书能再出版，做些应景类的文章赚些稿费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一个学者只要是在思考，有了新的收获就是好事，我们不能要求部部都是精品，并且，力丹先生在一些重要刊物和“力丹做学问”中传播的都是精品中的精品。对此，我的同门周涛女士深有感触，也是他的忠实fans,她对陈力丹先生的敬佩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对您仰慕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
其实，说起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的李希光先生，我们就会想起一个词“妖魔化”，我想，李希光先生因“妖魔化”而声名鹊起，同时他本人可能也在新闻学界被“妖魔化”了，读了他在南方日报出版社的一系列书，如:《畸变的媒体》、《新闻学核心》、《媒体的力量》等。应该说，因为李希光先生的特殊经历，所以，他的书中学术规范性的东西很少，语言也不够学术化，给人的感觉，他的著作更象闲谈类、立志类的畅销书籍，没有商务、三联等出版社书籍的厚重感，但他还有大多数学院派学者所不及之处，如他的敏锐感，他的鼓动性，他在书中包涵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视角还是能带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给业界人士的感觉也更实用，更具指导性。毕竟，李希光先生是新华社记者出身，见多识广，人也懂得审时度世，所以他非常知道社会上的人需要什么，能准确把握这些需求。所以，我的感觉是李希光先生在新闻业界暴得大名，在学界却无甚好评。不过，我觉得，当前的新闻学界需要这样特立独行的人。
我眼中的
黄旦和陆晔:
黄旦先生在浙江大学的时候，我已经听说过此人，但当时他还只是小有名气，直到调入复旦大学后，黄旦先生在新闻学术界的地位才日益做大。蔡铭泽先生就颇为推崇黄旦先生，在他的课堂上，他曾经评价黄旦先生的《新闻传播学》是我国第一部以传播学的理论重构新闻理论的著作。应该说，这个评价已经算比较高了，毕竟，蔡铭泽先生后来也由新闻史转向研究新闻理论，一个自恃甚高的人对同行有这种褒扬，实属不易。据复旦的学生反映：“他的课要求极严，必须以资料的解读为基础，你有任何的臆想，并且在课堂讨论中提出，他都一针见血，让你不得不‘三思而后说’。”我相信这个评价是真实的。第一次见黄旦先生，是03年他同陆晔女士一起来暨南园讲座，那也是他和陆晔女士开始在复旦带博士的第一年，从外表上看，黄旦先生略黄，偏瘦，带副黑边眼镜，给人一种典型文弱书生的感觉，再加上一些绵哝吴语的口音，更加深了我的这种印象。然而一接触，他那眉宇之间透出的英气让人刮目相看，与他在一起很容易获得有深度的交谈，让人感觉安静平和没有一丝的压抑，他的眼界非常广阔、对中国新闻思想的见解很有深度。记得我曾经在香港的一本新闻学术刊物读过一篇阐述“新闻自由”的思想性论文，其中就引用了黄旦先生的某些观点，应该说，在大陆新闻学界，能得到香港新闻学人认可的学者并不多，黄旦先生能与香港潘忠党教授这类牛人称兄道弟，绝非浪得虚名。黄旦先生于新闻传播类顶级学术刊物《新闻与传播研究》上发表的《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建构》一文，曾让我的师妹、暨大03级新闻班班长目瞪口呆了好久，用她的原话来说就是，黄旦先生这方面的研究，她这一辈子也不可能超越了，故这位03级毕业论文得分最高的暨大新闻学硕士决定放弃对于新闻思想或者新闻文化之类的研究，转而钻研新闻统计学。我想，正是黄旦先生“对于概念的探讨，一定要了解它的历史渊源和变化，然后你才知道你打算在哪一个层面展开，否则就会言不及义，甚至是无知者无畏。”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使得他声名日甚，倾动新闻学界，入得书斋，淡定名利，相信黄旦先生的路会越走越好，也会越走越稳。
在网络传播论坛上，陆晔人称传播学四朵金花之一,虽然版本有所不同,但陆晔基本都列于其内。这倒挺有意思! 在见陆晔女士之前，其实我也曾和她有过简单的电子信件往来，故印象中的她应该擅长交际，做事一板一眼。当得知她会来暨南园讲学时，心里还颇为激动一阵子，毕竟，大上海是一个美女成灾的地方，陆晔女士既然能脱颖而出，名列四朵金花之一，所以，朦胧得觉得陆晔女士应该有如江南女子的形象，娉娉婷婷独立溪边，安静恬淡的表情；哪想到初见，陆晔女士一身记者的行头，个子挺高，穿着黑色休闲服，颇有东北人的感觉，背个大包，鼓鼓囊囊的，很沉的样子，里面除了装着数码相机、手提电脑，无非还是那些香水口红手机纸巾之类，估计也没什么需要装的东西，但看起来，非常痛快，有一种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痛快，也给人一种另类的时尚。在我看来，这样的女性，大多很放肆，喜欢到处东游西逛，没有书斋里的莺莺燕燕，没有灯影下的纸醉金迷，没有调理后的温顺端庄。讲学、研讨之时，陆晔女士汹涌澎湃的气势毫无保留地宣泄而出，让你忍不住要鼓掌称赞，而其走下课堂之后，那种随遇而安的朴素情感，却让俗人如我望尘莫及，在暨南园那次一次新闻学研讨会上，本人因事晚些到场，恰见陆晔女士旁边有个空位，感觉上与她比较熟悉，未多想，便不客气地坐了过去，她也平和地与我攀谈了几句，这番举动还曾引起暨南园本科师妹们对我的“大讨伐”，现在回头想想，那时的确是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我曾认真地拜读过陆晔女士的《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亦她为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所构建的那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激动不已，我想，如果作为一个社会性符号，陆晔女士代表着有理想、有追求、充满自信现代女性形象。
我眼中的
程曼丽和陈昌凤:
2002年11月，中国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在暨南园召开，来自北京、上海、香港、台湾地区的8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学术研讨，我还记得，那一刻，“白发红颜”是大会上最独特的一道风景线。“白发”自然就是方汉奇、赵玉明、丁淦林这几位老先生，而“红颜”却是程曼丽、陈昌凤两位大美女。程曼丽女士是人大新闻学院院办《国际新闻界》杂志的主编，她在大会上发言的情形我已记不清了，但能感觉到她非常的得体大方，看得出很有修养和品位。当晚，我和几位学友前往暨南园专家楼拜访她时，她显然是刚刚沐浴出来，略施淡粉，举手投足都显示出一种富态大方而又美丽的神情，是个很富态的女性，保养很好的面容叫人猜不透她的年纪，与程曼丽女士近距离接触的第一感觉就是，她本人比照片要漂亮得多，在后来的交谈中，我不经意间提到我曾于《国际新闻界》发表过一篇文章，她显得很有兴趣地追问了几句，于是我很惭愧地告诉她，我是第二作者时，料不到的是，她居然还记得有我们这两个人，这点很让我诧异，因为一本刊物常常拥有很多作者，编辑编发的每一篇稿件，主编不一定都有时间细看，尤其如《国际新闻界》这样国家级的核心期刊，多少教授、博导们都求着在上面亮个名字，而我们只不过是个小人物，兴不起风作不起浪,沾上边儿的人不多，真心以待的人寥寥几个。惟其如此，程曼丽女士对于小人物的关注倒有几分出乎我的意料，更让我们感到珍惜。事实上，从我师兄彭伟步的经历中，亦可见程曼丽女士的为人之道，彭伟步先生系暨大新闻系的年轻教师，无背景无关系，由理工科转入新闻学，因钻研理论颇有深度，在国内许多著名的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具有独到见解的论文，为程曼丽女士所赏识，在考上人大博士未得暨大放行之后，终在程曼丽女士转入北大之后，对其不离不弃，彭伟步先生才得以进入中国第一学府。除此之外，程曼丽女士在我的印象中，与《国际新闻界》所取得的成就息息相关，这本刊物之所以编辑思想特色鲜明，编辑工作成绩卓著，与程曼丽女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她于其中刊录的很多文章，提供世界传媒发展的最新动态，闪耀着理性和科学的色彩，使得我们能够从中获得很大的教益。应该说，程曼丽女士不以编辑家名世，但她对工作极端的负责态度，在这一方面可说是新闻传播类报刊编辑学习的楷模。
遇见陈昌凤女士的第一眼，我居然有那种多年久违“触电的感觉”，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她竟然就是北大新闻学院的副院长陈昌凤博士，淡淡的优雅的气质深远而艳丽，宁静而宽恕，美，就那样自内向外，不动声色地散发，让人不能有一丝杂念。在她大会发言的时候，她的语速很快，非常清晰，没有一句废话，说话有自己的味道，充满时代感，个性极强，我一下子就被这个声音吸引住了。我凝视着她，伤感我怎么就这么乐观，面对她，我有着犹如傻子一样的对生活的热情和渴望。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还是很多人的普遍感觉，但在陈昌凤女士发言的时候，我还特意环扫了一下全场，我能感到，大家都很专注地在听、在看，从其他师兄弟的热切的目光中，可以得知陈昌凤女士的人气很“旺”，同时，我也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男性对于美的衡量标准大体相同。坦白说，在一般人看来，我是那种比较沉默寡言的的人，但在这次的学术圈子中，一不凑巧，我还成了“前卫人士”，也许是因为我够大胆，也许是因为我够真实，在陈昌凤女士发言之后，我并不吝啬我对于她那种美的赞许，在没有出现对“稀缺资源的抢占现象”时，能与北大的美女院长进行交流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更是我人生过程的一笔财富，整个过程，我们的沟通非常顺利，也很愉快。大会后，在给她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我告诉陈昌凤女士，她的回头率是百分之两百，她幽默地请我为她解释，然后，我自作主张地把“百分之两百的回头率”定义为：“一个人看了回头以后，还要拉着旁边的人一起回头看。”她给了我一个难以忘怀的“:)”，也就是那一次见面，陈昌凤女士清新爽朗的“知性美女”形象在我心中从此定格。
我眼中的
喻国明和胡正荣 在我读研的那几年，喻国明先生在新闻学界的这块江湖上，那绝对响当当的大人物，我很喜欢看他著作和文章，他的《媒介的市场定位:一个传播学者的实证研究》、《解构民意:一个舆论学者的实证研究》、《解析传媒变局：来自中国传媒业第一现场的报告》、《传媒影响力：传媒产业的本质与竞争策略》等著作，我都一一拜读过，也收获颇丰，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文字风格，也许是因为学中文出身，所以对文字的感觉很敏锐，大家都说喻国明先生是个很聪明的人，这也许不是我们这种后生小辈该做的评价，但至少，在我看来，他的文字的确充满了智慧，让人感受到他是一个具有人文精神的人，一个高度文明的人，有人说，喻国明先生八十年代着力研究新闻体制改革，九十年代才猛转型，以舆论调查研究闻名于中国新闻界，因此，人大舆论研究所应该算是他的第一个山头了，此后半配半送的人大新闻学院副院长一职亦得力于此。在我看来，任何一个学者，只有其语言内涵揭示深透，人文精神也好，社科理念也罢，才能在他的文章中得以凸现，在我所认识的新闻学者中，喻国明先生在这点上是做得最好的。对于他著作中的数据统计，也许是书生气吧，我觉得他的这些统计数字对我没有应用价值，也无从参考，所以很少关注，偶尔看个一两篇，也会觉得有些文章的统计因为缺乏生动的细节支撑，反而流于一般化。第一次见喻国明先生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课堂上，2003年，为拜访胡正荣先生，我跑了趟北京，住在一个人大新闻系的博士师兄那，同时也受他的邀请，负责艾丰先生的传记《一个记者能走多远》最后两个章节的撰写工作。因为久闻喻国明先生之大名，觉得来了趟人大不见见他，就好比去云南不玩丽江、走桂林不看阳溯、逛南京不游秦淮河般失落。那年夏天，在人大一座破旧的教学楼三楼走廊尽头，一间普通的教室内，几十名学生集结完毕，等待喻国明先生到场。若不是我身处现场，无法相信，这相互打听、咨询的几十名学生中，竟有半数以上是非人大学生。喻国明先生出场的步姿从容而稳健，本人显得比照片更是稳重，时至今日，讲课的内容我已经忘记，但整个演讲锐利不失精彩，从不断的掌声里可以看出，喻国明先生的睿智折服了许多在场的新闻学子，从后来反馈中也可以看出，莘莘学子体现出对喻国明先生这样一位新闻学人的毫无保留的敬佩。授完课后，我也加入了尾随喻国明先生的队伍中，并争得了与其交流的“有利地形”，简单地向他介绍了我的一些情况，并表明我欲读博士的念头，也许是因为喻国明先生本身的谦和，也许是因为暨大新闻系的关系，喻国明先生客气地留了一个电话给我，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认可，还建议我去咨询他的新招头牌博士支庭荣先生，支庭荣先生是暨南大学新闻系的后起之秀，由于蔡铭泽、曾建雄等诸位教授久已不写论文，故暨大新闻系的论文引用提升率基本上是靠支庭荣、彭伟步、黄顺铭这些年青老师们包括象我们这样的研究生们在做贡献，支庭荣先生也曾授过我的课，在我的总体印象中，支庭荣先生的研究远比他的授课来得精彩，而在后来的接触中，更感受到他“人比外形更实在”。因为和支庭荣先生是旧识，也因为有同在新闻传播类最高刊物《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过文章的经历，支庭荣先生对我也较为熟知，故毫无隐讳地向我客观介绍了他考博的情形，总之一个字，要读喻国明先生的博士——“难”。在这点上，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毕竟，对我而言，来人大拜访喻国明先生，有顺手牵羊之嫌，但见了他本人，也不枉我读了他的这么多文章，即便钱钟书先生曾有过“鸡蛋好吃不一定要见母鸡”之高论，但对我这等凡夫俗子而言，如若不小心听到了女声的清脆悦耳，还是很想见一见这声音的主人，想见喻国明先生亦是同等心理。此后在北京的几天，同喻国明先生通过几次电话，但他那几天都在外省的高校去讲座，要么在飞机场，要么在讲座中，我离京之后，也曾和喻国明先生有过一些电子信件往来，也收到过他的几封短件，但后来却一直未得亲见，也不知他现在的身材是否“富态依旧”。
胡正荣先生，我不知该怎么去描述我眼中和心中的他，写他的时候，我思绪万千，动笔的时刻，也最让我思索。在我硕士毕业的时候，我曾专门撰文一篇，试图放在毕业论文的后记中，以表达我对胡正荣先生的感激之情，但又怕自己无名无份，一者担心误了胡正荣先生的清名，二者也怕有无聊之人炒作事非。而今，离开新闻学术这个圈子已近两年了，回头看看那么多的人和事，也没这么多顾忌了，也觉得自己能够冷静客观地去看待这些问题，这时候不把他们记下来，以后可能也就记不清晰了，事实上，我是一个善忘的人，时至今日，很多新闻学者的名字我已渐渐淡忘，但与胡正荣先生的交往，我永不能忘怀，我想，他对我的影响，将会伴我一生，直至我死去的那一天。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也许就是这样一种情愫，让我一直以来对河南人（因为河南是胡正荣先生的故乡）心存好感，也对中国传媒大学有着一种向往。众所周知，胡正荣先生是我国新闻学术界最年轻的博导，当初，与胡正荣先生交往，是为了考他的博士，也是冲着他的名头去的，但在以后的交往中，胡正荣先生身上所笼罩的光环，我已逐渐忽视，这也使得我能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观察他的成功，并转而折服于他对人生、事业的见识和做法，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折服，使得我依旧不能忘却我是新闻专业出身的，并以此为豪！应该说，胡正荣先生是一个在现实世界中取得了成功的人，也是一个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学者，更是一个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观点、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敢的人。胡正荣先生的成功基于他的学识，但与他低调务实的为人风格亦密切相关。记得在给广东省电台的一次处级干部讲座中，我得知此消息，特意转了几趟车跑了过去听，讲学时，台下旁听的我曾几次听到胡正荣先生引用该台台长的观点，当时，学生思维的我颇有些纳闷，觉得胡正荣先生颇有入世之嫌疑，事后想一想，学者在学问上既能出世，而在传播上则应入世，台长的观点系集体智慧之结晶，亦代表其单位发展之走向，古代尚有“举贤不避亲”之传统，先生既能于其中传播其学术观点及理念，又能使其与广东电台的发展实现良性结合，所体现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平衡，合理使用台长观点恰恰是这种平衡的精髓所在，其价值目标就在于协调学者、传播者、使用者的利益关系，通过均衡的传播途径，促进学术观点及新闻事业的发展。正如胡正荣先生在人民网传媒频道的“学者自白”中所言：“我坚信世界是公平的。为人做事就应该认真，付出多少收获就有多少。我做事不愿意糊弄，原则就是不做则已，做就把它做好，不管这件事情你是否喜欢去做。总体来说，我对工作还是很投入的。这样时间长了，别人就愿意和你合作，就会给你机会。”我以为，他如是思亦如是行，无论是他早期的《媒介管理研究—广播电视管理创新体系》、《传播学总论》等著作，还是他后来主编的《全球化、信息化我国广播电视战略发展丛书》，我们都可从中发现一些鲜明的特点，就是胡正荣先生非常注意从中国学者的视角理解和分析西方新闻学术中的问题，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最大可能地展现传播学以及中国广播电视学研究的整体情况，以及它们之间内在的逻辑发展，希冀全面反映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研究和阐释西方传播学、中国广电学术发展理论的总体面貌。在文字的锤炼上，与喻国明先生相比，这显然非胡正荣先生的特长，但这也恰恰体现出胡正荣先生对于东西方传播学学术框架、学术整合的重视和用心。我一直以为，学者应该是给人以理论启迪、正面引导，而不是相反。在胡正荣先生看来，对学术的挚爱和献身精神是一个学生最可贵的品质。我们当初能达成某种程度的默契，与这种相互欣赏是分不开的，在我的生命中，胡正荣先生正是以他的博学、正直、循循善诱征服了我那颗躁动不安的心，而今，我选择离开新闻学术界，走向社会实践，最让我感到愧疚的人不是我的导师，而是胡正荣先生。还记得毕业前夕，面临中国石化、省府办公厅、广州日报几大诱惑，而不能专心于考博之时，是胡正荣先生的安慰让我平心静气地去做一些事情，虽然未曾得以考博，但也算幸福地度过那段最让我难忘的时光，在我进入社会、徘徊不前之时，也是胡正荣先生教会了我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这种真情关怀、一如既往也体现出了一个学者、一个师长、一个朋友的真性情、真自我。记得有一次，我曾经私下问过他为何会选择过“钻石王老五”的生活时，胡正荣先生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得是他曾与一个外国朋友对于生命意义的一种交流，表达了先生对于那种 “人生就是一场经历”、“生活在别处”的浪漫追求。也许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人，无论是在生活、事业、情感上都是一位强者，有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生取向，并以自己的不凡成绩为中国传媒大学增光添彩，也丰富了新闻学界乃至中国传媒界。
(声明:此帖为本人在转载一位牛人的,希望对大家有益!)
[ 此贴被zy0404在2008-01-18 15:53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