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权力来源于人民和大众，也是通过在大众中的实施来体现其效果。因此，行政就必须要征求公众的意见，了解公众的愿望和诉求，按照公众的意志来行使权力，并最后满足公众利益最大化的需要。为了保证行政传播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除了建立公权力完善的传播运行机制外，还需要定期对行政传播的各个环节进行“检修”，保证其传播和运行功能的正常和有效，否则就会出现传播链条中某一环节的“截流”、歪曲或“分化”现象，导致传播滞胀。
总之，公共行政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传播是公权力系统运行的特点、行政的规律。中央政府在调查研究、了解民意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向省市自治区各级下达行政指令，省市自治区再向下逐级下达指令。下级也必须有机会和有效的渠道不断地向上级反馈信息，反映问题，验证行政的效果，以保证行政运行体系的科学性与可循环性。因此，行政的系统本身及各个环节都要保持高度的协调和有效的运转，使公共政策在运行中实现公共目标。
三、传播是公共危机管理的手段
公共危机管理本身就是一个涉及面广、影响大，需要调动多种公共资源，通过全国各个系统和各领域密切配合与良性互动的综合管理行为。首先，从危机发生开始就需要详细而全面地了解情况，掌握信息。这就需要传播。
反映在具体的行政决策中，就是要把发生的事故迅速及时并诚实地逐级向上级汇报，不能隐瞒。同时，还要及时地通过媒体向全社会通报情况，让公众知晓。其次，就是要通过各种传播途径来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抢救和应急管理，并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最后，还需要通过传播对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总结和反思，并做好危机教育等一切善后工作。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等地发生强烈地震后的抗震救灾，就是一个全国动员、军地各种力量高度整合、全国各个系统紧急联动的，高效而及时的应急管理。全国的媒体紧密配合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指挥，迅速把各种重要信息向全社会公布，起到了良好的危机传播、公众动员、全球告知与阶段性管理等重要作用。
四、传播是提高行政绩效的保障
行政绩效就是行政的成绩和效果，包括行政效益和行政效率。行政只有通过有效的传播和运行才有可能产生良好的绩效。行政中不同的传播理念、传播流程和传播模式，以及速度和质量都会影响传播的绩效。因此，行政传播要做到理念创新、流程合理、模式科学，既有速度也有质量，这样才能保证最佳的传播绩效。
我们常规的行政传播一般都是自上而下的正向传播，即由上级向下级传达指示，下达命令，做出决策。下级只有无条件地服从、执行和汇报。下级没有授权、合适的机会，特别是没有开放的反向传播机制向上级有效地反映情况、反馈信息。尽管宏观上和法律上有着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是，在行政的中观和微观的操作和运行层面，缺乏制度性的信息上溯与信息反馈机制。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严密的科层组织因素外，一方面是上级的领导和部门长期不重视下级和基层的意见和建议，真正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调查研究不够；另一方面，我们行政文化中的上下级界限和上下尊卑的地位鸿沟还普遍存在。上面说的话、作的指示永远都比下面多，下面往往没有机会和渠道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甚至没有任何机会来汇报和反映真实的情况。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如果行政中正向传播的信息远远大于反向传播的信息，就会导致行政的盲目性和官僚主义，最终影响行政绩效。从传播绩效的角度考察，虽然很难做到正向与反向信息百分之百的对等，但是，如果行政传播中正向传播的信息和反向传播的信息能够保持基本的平衡，信息才能最大限度地自由流动，彼此的认知才能最为充分，行政才有可能产生最佳的绩效。
五、传播是行政发展与政治文明的表现
公开、透明的行政传播是21世纪资讯时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同时，传播也成为了当今社会公众表达诉求，提出意见和建议，更大程度上参与公共行政的必然趋势。通过行政传播，行政机构与行政对象和广大公众就有机会进行积极有效的行政沟通和行政协商。这样不仅整合了民众的信息和意见，还吸收和汇聚了专家的智慧，使行政机关和行政领导能够在全面和深刻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做出最佳的行政判断和行政决策，从而可大大提高行政的效果。
传播不仅是行政运行的规律和自身的特点，也影响着一个国家和政府的行政发展，折射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行政传播不仅能大大地提高一个国家和政府公共行政信息的开放度和透明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消除外界对于我们公共行政神秘性和“可能暗箱操作”的猜忌，在开放透明的环境下增加公众对行政的理解和支持，还可以大大提高行政系统自身的运转效率。因此，开放、透明、广泛、积极而有效的行政传播能极大地促进我国的行政发展，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
2008年8月9日,到北京参加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的英国广播公司（BBC）总裁马克·汤普森应邀参观新华网时表示：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而开放的中国将会让世界更加亲近她。他说，每次来中国都会因中国变化程度之大、速度之快而感到惊奇。“我这次来北京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中国政府为媒体，尤其是来自西方的媒体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采访空间。毋庸置疑，中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希望这种开放能够持续下去。这有助于让英国的受众以及全球受众对中国有更广泛、更多元、更深入的了解，有助于增进其他国家的人民对中国的亲近感。”汤普森说，无论是英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目前对中国的发展和变化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的未来与世界的未来前所未有地密切相关。①
笔者在研究我国公共行政的实践中发现，我国行政中有效沟通的缺乏、传播的地位和信息不对称是导致行政传播滞胀、行政绩效的损失，以及行政举措遭到公众反对等众多问题的一个尚不为人所知、或者所重视的重要原因。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要改变我们的一些传统行政思维以及传统行政习惯外，还需要尽快建立更加合理与通畅的行政传播机制，通过有效的传播来增强行政决策的绩效，提高行政决策的质量。
总之，资讯时代的到来不仅引发了媒体信息传播的发展和革命性的变迁，也导致了公共行政的日益开放和透明。公共行政管理从过去相对封闭的传统控制型管理向更加开放透明的传播型管理过渡，行政日益突出的传播特性要求我们在重视公共信息的开放和透明的同时，更加重视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重视与媒体和谐关系的构建，更加深入有效地做好行政机构和行政领导的公众交流、媒体公关和行政传播。
（作者：王石泉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行政管理学博士。全国领导干部媒体沟通培训课程《公共行政和媒体关系》以及领导媒体沟通情景模拟等课程的开发者和主讲人）
注释：
①《BBC总裁：开放的中国会让世界更加亲近她》，新华网2008年8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