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由：这篇小论文来自《新闻大学》。看起来很学术范，但是很耐读，大家不要被文中一些晦涩的词汇吓跑，耐心揣摩下，你会发现其实现代社会的诸多事件都是可以用以下理论见解去分析的。社会网络化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关于言论的部分的理解，推荐《众声喧哗》一书。
网络（新媒体）的兴起，带来了知识场域“二元”范畴融合的契机，促成了网络“公共空间”的形成，影响着社会舆论。但也须正视，网络这个“无形学院”出现以后，知识的交流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观，乃至变成了鲁迅所谓的“伪自由空间”。网络公共空间的改观，有待知识分子更加珍惜和维护作为“文化监护人”的责任意识，扩展网络空间的思想深度和精神高度，提升知识分子的价值和意义。
在《知识分子和网络文化》一文中，李欧梵预言：二十一世纪是网络文化的时代，知识分子上网在所必然，由此他提出了有关知识分子与网络传播的一连串基础性追问：知识和网络的关系究竟如何？网络所带来的大量讯息如何选择、如何消化？知识分子自设网站，是否又将扮演另一种启蒙的角色？因这种经电子媒体中介而制造的“启蒙运动”，是否会使知识变质，或将知识立即转化为权力？网络是否会变成争夺文化霸权的空间？或是可以构成一种新的“公共领域”？这种“公共性”和民主的建构有何关系？它所提供的“共时性”是否可以促进多种意见和声音的表达？而“众声喧哗”的结果是导致自由讨论的空间扩大还是缩小？
上述可称为“网络九问”的思考，显而易见，却不见有人深思反省。网络发展至今，知识网络化已蔚然成风，如对于上述根本问题人们不作回应，显然已无法梳理出当今网络文化矛盾纠结的状况，更难以廓清中国知识分子在21世纪所扮演的角色问题。鉴于国内知识界对这一基础命题“不作追问”的状况，李欧梵断言：“网络是一个新的自由空间，知识分子如果对此不加珍惜，必将导致知识分子本身和其影响力的衰落。”也许，李欧梵的断语并非危言耸听。
“两个世界”的沟通与融合
1990年代以来，伴随社会文化从“现代”向“后现代”理论范式的转向，知识话语随之出现了“重心迁移”，并分裂出诸多二元对立的“范畴”，如精英与大众、知识与权力、学术与政治、专业化与公共性……要而言之，在整个知识界，由于“二元”范畴的存在，以及中国文化传统中固有的“二元对立”思维，更加凸现了社会文化的分裂状况，也遏制了对话、沟通与融合的网络机制的萌生。
对于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现象，布尔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有助于解释社会运行背后的复杂状况。“场域”是布尔迪厄“反思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他看来，社会文化可以划分出不同领域，如法律场、学术场、艺术场、科学场等，而不同领域的运作实际上就像物理学意义上的“力场”一样，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力”的作用构成的。就知识生产而言，他认为还存在着两个“次级场域”，以及两种不同的生产形式：一种是针对同行的、专业的“有限生产”（如学术、文学、艺术、科学等）；另一种是为了满足外部需求（如政治、经济、大众消费等）的“大生产”。两者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极端，前者严格遵循内部的等级化规则，而后者受到外部规则的制约。布尔迪厄认为：知识场域的“自主性”取决于内部规则，“外部规则越是服从内部规则，知识场域的自主性程度就越高。”
布尔迪厄同时指出，知识场域的分化并不是天然造就的，必须回到“主体性”问题上作出解释。因为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存在，如果一定要界定他们，则必然涉及其“出世”（专业意识）与“入世”（人间情怀）的价值对立问题。但在布尔迪厄看来，这两种观念都妨碍我们理解学术世界的特殊性，前者是一种“误识”，是对知识场域无意识的神圣化；而后者则犯了一种“短路”的错误，以为学术知识就必须服从、听命于现实需要。“知识分子其实是摇摆于纯粹的文化和现实（尤其是政治）之间的，这是一个极其受用的现实命题，知识分子的自主性，即使是在学术领域的自主性都不得不考虑到现实的政治权力等因素。”换言之，知识分子的根本“出路”，必须建立在克服这个对立命题的基础之上。
大概没有人会否定，网络媒体和新媒体的普及对于当代文化的型构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可以说，如果没有网络这个低成本、低门槛、高效率的传播方式及其为大众提供的参与捷径，当代许多文化现象都是无法想象的。网络的兴起，无疑使知识场域的生态法则再度“问题化”了，但也带来了知识场域“二元对立”范畴融合的契机。一方面，网络具有先天的“混”（mixed）的效果，它不仅改写了旧的“传/受”区隔关系，同时把知识场域的“学理性”规则（圈内发言）移换为公共空间的“大众性”法则，还原为“在网上一概都是网民”的本质，出现了“无界化”的知识生产趋势。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命题，也由于19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自身“价值引导”的弱化和知识精英的“祛魅化”，似乎也越来越走离“象牙塔”而服从于“外部规则”（如课题申报、社科评奖和政府项目等），从而出现了大量从事“跨界”知识生产的状况。当今“知识分子再定位”的讨论，实际上表明了人们关注的重心已经从知识场域转移到社会场域、从内部的专业性转向了外部的公共空间，这种时空转换则有可能重新塑造知识场域的结构与知识分子的“惯习”（habitus）。
网络的崛起，同时还改变了传统知识生产的法则，它把旧知识场域的“有限生产”与“大生产”的藩篱捅破了，并通过大众化的“撒播”机制导致了一个所谓网络公共空间---“无形学院”的形成。美国的普赖斯教授在他的《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把某一研究领域非正式的学术交流群体称为“无形学院”，意指那些从正式的学术组织派生出来的非正式学术团体。黛安娜·克莱教授在其所著《无形学院》中把这类学术领袖之间形成的交流网络称为“无形学院”，这种无形学院把许多合作者群体联系在一起。在网络环境下，开放式的交流模式更加便利了人们各种知识的交流，社会的各种现象在网络“无形学院”（如学术博客）的延伸下，使原来的人际交流系统在网络技术的依托下，更加趋于完善。网络“无形学院”中的学者的“跨界”结合，实质上是知识和智慧的融合，是一种具有爆发力的质的突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知识并未被编成法典，个人的知识是在运用‘头脑风暴法’的讨论和争论中发生转移的。每个人通过对要解决的问题反复的探究，然后使得学术团体获得更深的领悟。”
乔戈·温·克罗福等学者在< Enabling Knowledgecreating>一书中特别强调“知识的创造”而反对“知识的控制”。网络正可以完成这样的使命，它使每个人的知识成为社会公共资源，得到共享；同时RSS、Trackback、Sns、Tag等特有的交流机制，增进了学者之间的交流和知识的碰撞。这样的交互式交流积极鼓励在网络环境下的个人知识的流动，为每个人从“受众”转化为“公众”角色提供了可能，并使互联网开始真正展现出无穷的潜力和知识的价值。例如，微信、微博上关于环境污染、个人信息安全等问题的热议，使传统的“专业性”问题转变为公共性的社会议题，各学科专家的参与、网民的发帖互动在网络“无形学院”异常活跃，并在激烈的争讨中形成了大致的共识，而这种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对于中国的未来走向与发展将是有积极意义的。
网络”公共空间”生成及其问题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大众媒体的日益发达、民营书商的图书发行和自由撰稿人的独立写作，人们不难发现我国公共空间迅速扩展的轨迹。网络、新媒体的出现，更扩展了知识分子的用武之地，在网络上发表言论的激励不是稿费，而是让人知道自己的观点，使自己的思想得以传播并产生影响；而且，网络特别有利于对即时性事件作出反应，迅速形成声势，在刘涌案、黄静案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从1990年代后期起，许多学者开始由网络写作进入公共领域，然后得到纸质出版物的青睐，他们不但在网上写作，还自建网站，表达自己的“独家观点”。
网络媒体的“公共性”特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从过去的“人文学科”为主到“社会科学”为主、从“学术文化”到“公共性”关怀的转向。知识分子从注重专业学术到关注社会公共问题，还促成了网络“公共思想”的形成，并进而影响了社会舆论。“‘公共思想’具有一部分独立于‘学术’的评价尺度，比如道德感召力、常识诉求、实践性效用以及公共传播受众效应等”。近10年来那些在思想论争中最有争议的焦点问题，例如，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公正问题，反腐问题，甚至更为具体的公共政策问题等，都在网络言论的热切讨论中逐步聚焦于有关“改革”的讨论。李泽厚在2004年夏季回答陈明问时谈到了这一现象，并说：“政治哲学是当今的第一哲学，在中国会走红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一评论反映出李泽厚对于思想界动态的敏锐观察。
在我们肯定网络有可能促进“公共思想”形成的同时，但也必须正视，知识分子因自身的局限而改变“公共空间”的性质，反而变成鲁迅所谓的“伪自由空间”。有学者指出，当代专业化的“学术界”实际上并没有为“思想界”的公共问题讨论提供基本和必要的学理基础和知识准备，这使得公共思想讨论中的许多重要分析与阐释失去了公认的鉴别与评价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者依据个人倾向作出的、失之武断的论说和“贫乏的论争”。由于这种状况，以及知识分子传统固有的“两极”心态和写作中的“讥讽文风”，旋即造成了网络舆论激烈的对立与分化。例如，前几年围绕电视文化的“三俗”（庸俗、低俗、媚俗）“典型”案例——郭德纲弟子打记者事件，知识分子舆论先是对郭德纲事后表现出的法盲加流氓的嘴脸表示了厌恶，然而，在央视将郭德纲列为“三俗”典型之后，一些知识分子的博客言论又很快倒向了郭德纲这一边。其实，知识分子不该陷落于缺乏价值准则的状态，“公共思想”的意义应该是超然于众声喧哗的冷静思考，而不是缺乏是非真伪、情绪化的“文人论政”。
杜维明在论及中国知识分子时指出：对中国文化来说，整个20世纪留在人们集体经验中的是“摧毁与暴力”的形象，而“祸害最大的断裂则是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断层”。中国知识分子在讨论公共问题时，较少有协商民主的现代政治观念，缺少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容易情绪激愤；另外，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与“公”观念的界线模糊，且是可以转化的，他们写文章是为朋友声援，他们著书立说（“立言”）是为名誉。这种“文人传统”无疑对于公共空间的净化是不利的。李欧梵鉴于自己多年研究上海《申报》的“自由谈”栏目的经历，也提出警示：目前中国知识分子在网络上的你争我夺，较1930年代的《申报》“自由谈”尤有过之，其后果不问自知，这个自由空间得来不易，如果不加珍惜，必将导致知识分子本身和其影响力的衰落。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网络这个“无形学院”出现以后，知识的交流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观。甚至有学者断言，当代网络传播中只有“表演”，没有思想；只有“知道”，没有知识。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当下的网络写作，无论是女性在絮叨中展示的秘情私语，还是男性在雄起中展示的大话酷语，都不过是缺乏思想陶冶的“糙语”。尤其是后者更为醒目，文化批评学者朱大可一概斥之为“犀利坚硬的秽语”，并揭穿其实质是：“1、帮助言说者确立文化挑衅和道德反叛的姿态；2、增加言说者的暴力指数，击打对方的羞耻神经，令其彻底崩溃；3、最简洁的意识形态表态，以粗鄙的方式划清自己跟其他优雅群体的身份界限；4、秽语疗法还能成为精神压抑者的痰盂，抑或成为话语大麻，以获取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快感。”在传统乃至民间的意义上，“知识”通常是与言说者的见解学问、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的，那么缺少了文化力量支撑的文字“糙语”，其实与街头谩骂并没有什么区别，当然也谈不上“知识”的含量。
自启蒙运动确立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原则以来，知识一直被看作是历史和文化的建构，是与“真理”联系在一起的。网络时代与后现代主义消费紧密联系，打破了精英化的知识法则，同时也把知识转变为“世俗化的漫画”，剥除了它一切内在的价值和意义。知识已不是人们筚路蓝缕的人类智慧的成果，成了一种漂移、感性的生活化的表达，它更可能被传播而不是被珍视，且可以在其最世俗的形式中被回收利用，因而当代知识在“权威性”和“真理性”两个层面上，都被传统知识分子贬斥为“有失尊严”。
网络公共空间与知识分子的价值重构
李欧梵提示人们，网络的“自由”有可能“导致知识分子本身和其影响力的衰落”，其实并非空穴来风。网络空间并不是独立自足的场域，更不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它不过是外部风云际会在一个特殊空间的映照而已。
作为卓越的传播思想者，尼尔·波兹曼曾指出网络新媒介对于“自我”（主体）的深刻影响：“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换言之，网络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其意义和面向其实是不确定的，甚至是利弊同在的。他还同时认为，电子网络时代的“自我”具有“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等特征，这些论述似乎又指明，网络无论对于知识分子的主体自我的确证还是社会身份的建构，都有先天的不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