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公共领域是指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自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公民个人可以自由的表达观点，享受言论自由，不受国家干涉。公共领域理论自提出以来，对于传媒的思考便被引入这一理论。时事评论产生以来就一直成为公共领域最有力的武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媒介本身具有国有属性和党管性质，同时市场化的发展也给媒介带来很大的冲击，因此，中国的时事评论只能在国家管治和市场化的双重冲击下生存。本文试着对公共领域理论进行回顾和思考，理清中国的时事评论的发展及现状，并综合分析华南虎事件中几家媒体对此事件的评论，从公共领域的视角分析和看待当下中国时事评论的公共性。
【关键词】：公共领域；时评；华南虎事件
Abstract
The public sphere refers to the free space between nation and society, and in this space, citizen individual can freely express its viewpoint, enjoy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no interference from the authorities. Since statement, then, the public sphere theory had introduced ponder of media. The commentary has become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 in the pubic sphere, with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But as a result of China's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 media is not only state-owned but also ruled by the party, and simultaneousl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ket economy also brings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media. Therefore, Chinese commentary can only survive under the dual impacts of the government ruling and the marketability. This article tries to review and the ponder on the public sphere theory, clear off Chinese commentary development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generally analysis the commentary of several media about the Southern Chinese Tiger event and the publicity of immediate Chinese commentary from the view of public sphere.
Key words: public sphere; commentary; Southern Chinese Tiger event
从华南虎事件看中国时事评论的公共性
一、公共领域理论与大众传媒
（一）公共领域定义及特点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应可溯源自于希腊雅典时代「polis」概念，强调公民对公共事务开放自由讨论或辩论，因此形成共识和公共政策。不过当时得以参与“公”领域讨论的是封建社会中“私”领域中少数掌有经济权力者。
对于资产阶段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它是“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尽管与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中的前身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它最先是在17、18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出现的，随后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Lesegesellschaften)、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 [①]
哈贝马斯(1989)将公共领域定义为：“市民可以自由表达及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或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其要件是所有市民应有相等的表达机会，并且参与者是由一群私人身分的个人自主性聚会所形成的公共团体。”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实际上是资产阶级通过公共讨论的方式来调节社会冲突的一个讨论空间。哈贝马斯概括了公共领域的特点：平等性，公共性，开放性，批判性。哈贝马斯认为正是公共领域具备了这几个观点，资产阶级可以更好的组织起来，进而对旧的社会制度及现象进行充分的批评，构建未来的社会蓝图，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对于公共领域的批评
学者对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论述的批评大致可归为三类：1.哈贝马斯的理论概念与历史事实落差太大； 2.未考虑多数的、甚至是相对的“公共领域”（oppositional or counter public sphere）之可能性；3.对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区分过于粗率[②]。而认为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所依据的四种有效性假设来检验，即可发现所谓的共同的语言，均已预设既有社会秩序的权力关系与内涵。Thompson亦认为“沟通理性”要求媒体提供面对面、对话式的沟通领域，并不符合当代大众媒体的传播特质。
张志安在《传媒与公共领域——读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整合社会。[③]由于哈贝马斯过分注重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平民公共领域的关注，因此，不少学者对其理论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产生怀疑。约翰·汤伯森曾经指出，哈贝马斯这种“厚此薄彼”的视野，仅把无产阶级的大众交往看作政治宣传和组织渠道，实际上把资产阶级的利益心照不宣地等同于公共领域的共有利益。[④]
比利时学者汉斯•韦斯特拉滕更加重视公共领域理论在当代社会情境下的现实意义。他认为，哈氏的公共领域概念是以如下要素为基础的：
1．公共领域需要这样一个论坛：它对尽可能众多的人开放，可以在其间表达和交流多种多样的社会经验。
2．在公共领域中，各种论点和意见可以通过理性的讨论来展开交锋。这意味着，只有在公共领域首先对于一个人可能做出的各种选择方案有一种明察的情况下，“理性的”政治选择才有可能。与此同时，传媒应该提供尽可能宽广的解释框架，以便使该公民也能够知晓他没有选择的方案是什么。
3．系统地和批判性地检验政府的政策是这种公众领域的首要任务。[⑤]
（三）大众传媒时代的公共领域
对哈氏而言，大众传播是理想型公共领域的代表，而大众媒体是一个具有制度的组织，并在法律所明文保障的言论意见自由之架构内运作。这个结构明显的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机器之间，并以专业的讯息搜集、处理、影响与公众利益有关的决策。换句话说，公共领域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制度化的空间；二是法律的明文保障，才得以促使公众对既有权力敢于辩论与批评，并得经常行之[⑥]然而，哈贝马斯也指出，“公共领域”概念在十八、十九世纪时，虽然有教育与经济能力的进入限制，而非全民参与的公共领域，然而，当时的公私领域的界分仍算分明。但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肇因于福利国家概念与制度的兴起，以及大型企业私人组织的出现，而使得公私领域的界线日益模糊化，利益团体及企业组织的介入国家机器运作，理性批判与辩论又常常被策略操控所取代；另一方面，大众媒体引介消费文化，致使家庭与文化精英的联系产生脱离，沙龙等公共空间亦逐渐式微。至此，“阅听人说话与反对的机会亦被合理化的剥夺，‘公共领域’宣告解体，分化为少数精英与大众消费的二极结构，大众的公共领域不再有理性批辩，而是商业与政治竞选广告宣传驰骋的后花园。”哈贝马斯认为并没有存在过全民参与的公共领域，开始的时候是少数资产阶级的讨论空间，后面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大众媒介沦为大众文化消费物，不再有理性批判。随着资本主义和国家科层化的发展，国家建立并控制社会生活的权力日益膨胀,自由的程度日益下降，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就在于振兴公共领域。[⑦]
哈贝马斯对于大众传媒下的公共领域持悲观态度，原因是他认为在大众传媒背景下，媒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去积极的迎合大众，及实行有报偿新闻代替了公共服务的新闻，公共领域构成的要素趋于瓦解。同时，话语权开始掌握在少数传媒集团的手里，大众丢失了讨论权，没有大众之间广泛的交流，多向的传播变成了大众传媒向受众的单向传播，没有公共领域，谁掌握了传媒，谁就掌握了新闻的话语权，舆论就会为他服务。市民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趋于瓦解，而公共领域正是市民社会要求的必然产物。在大众传媒时代，公共领域所保留的价值更多是作为一种承诺和急迫的批评原则，而不是一种现实。
在肯定哈贝马斯理论的同时，对于大众媒介上的公共领域我们可以有新的思考。受众在大众传媒的传播中确实处于一种被动的接受地位，但一味的强调受众的消极性也是不对的。
1．理性批评的传统在大众传媒时代并不会消失。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理性、批判精神已经深入人们的思想中，受众既是作为积极讨论的大众群体的一份子，又是作为独立思考的个人。在这样的双重身份下，受众对于传媒所传播的信息不是简单的接受，而是在理性的思考下接受。当下中国对与华南虎和藏羚羊等一系列假的新闻的批判可看出受众在传播中并不仅仅处于从属地位。
2．在大众传媒背景下，媒体为了自身的利益会积极的去迎合受众，这在另一个层面体现了受众对媒介的反馈作用在不断强化。大众媒介时代媒体间的广泛竞争才使人们更加容易看到“枪弹论”的荒谬。大众传播过程是从媒体开始，但最终又会回到受众对媒介的反馈，而且随着媒体广泛化趋势的加强，受众的反馈会越来越受到媒介的重视。达尔文在《进化论原本》中提出了“适者生存”的理论，这一理论对于存在广泛竞争并且竞争环境是自由的环境下均会产生影响。受众的反馈对于广泛竞争下的报纸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受众对于自己“不同意”的声音会选择不去接受，从而对传媒失去兴趣。受众用自己的钞票来选择投票，让和自己相同的声音变得更加强大，媒体就变成了为适“受众”而生存。媒体的声音一定程度上也是受众的声音。
3．构成“公共领域”的主体是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阶层，而他们在大众传媒时代是存在与媒介良性合作的可能性的。雅各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指出，“万能的知识分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专门化“专家型知识分子”。在小众媒体时代，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启蒙者，他们正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的功能主体，随着现代国家的发展，在这期间媒介迅速发展，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媒介。许多学者认为知识分子在这期间局限于学术和学院机制中，或者成为制度化的一部分。韦伯将这些人定义为科层化的人，他们的理想不再是为社会的美好进程提供合理的思考，而转变为个体在科层化系统内的社会地位和薪酬的提高。但是，知识分子无论怎样都不可能是一个统一的意志的整体。美国社会学家古德纳认为除了韦伯所说的“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外，还存在这一种批判性的知识分子，这些批判的知识分子是高度独立和具有批判精神的。
因此，“公共领域在大众传媒时代不会像哈贝马斯悲观的认为的那样的消失，相反，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领域将比过去更加自由，更加有效的反映受众的声音，成为讨论的场所，有效的利用日益发达的传媒手段发挥功能。”[⑧]
二、公共领域下中国传媒的困境及中国的时事评论写作
（一）双重困境下的中国传媒
那么，在中国是否存在或出现过“公共领域”呢？如果按照“公共领域”概念产生得渊源以及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定义的语境，中国并没有出现与资本主义形态下同等程度的市民个人自由，公共领域是不存在的。但考虑和分析公共领域存在的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制度化的空间；二是法律的明文保障。那么，在当下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伴随着的必然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改革和法律制度得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现实中远没有达到所谓得言论自由，但“公共领域”也已经至少部分地存在了。最突出的体现就在于国民的个人意识逐渐增强，自我表达意愿也变得十分强烈，网络论坛、个人博客的兴起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公共领域理论在中国的思考，展江教授指出：首先，一个合理而健康的国家应当努力营造一个公私分明、自由和责任界限清晰的社会。其次，现代法治国家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媒介环境，使传媒与国家、社会和公众形成良性互动，维系民主与法治；第三，传媒应明确和维护自己的社会公器角色，成为公众的信息平台和公共论坛，防止在不良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侵蚀下退化。第四，传媒所传递的是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的理性的和批判性的声音，而不是非理性的和被操纵的意志；第五，传媒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仍旧是一个基本方法，但是必须有所发展；第六，传媒与高新技术和新经济的关系以及新技术对传媒和社会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⑨]
张志安在关于传媒与公共领域的两点思考中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传媒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控制，保障和推动公共领域的功能日渐式微。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传媒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的矛盾，是强大的市场利益驱动和政府利益集团控制的两股力量作用的必然结果。实际上，谁能掌控传媒，传媒就为谁服务，由此，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落实到传媒研究领域，归根结底就要探讨传媒的管理体制问题。[⑩]在当下的中国，政府依然对媒体享有绝对的控制权，虽然经过漫长的变革，中国传媒的国有属性和党管性质没有改变，这样的传媒管理体制使得中国的媒体不可能从一个独立的地位上做到自由地发表观点，而“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领导定位众所周知的演变成了“政府喉舌”的定位。这样的语境下，可以说中国得“公共领域”在国有传媒中缺乏生存的土壤，即使有网络论坛与个人博客等网络新兴空间，但网络管制也是显而易见得。比如，《南方周末》几次比较大的人事调动，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政府在传媒中的领导和强势干预地位。
另一方面，中国的传媒业又受到了来自市场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中国传媒业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媒体为了自身的利益，积极的去迎合市场的需求。哈贝马斯出，19世纪中后期以来，大众报刊逐渐取代了具有批判意识的文学家庭杂志，它们往往不惜以牺牲其政治与公共事务内容为代价，它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群体的娱乐和消闲需要，他援引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术语说，即时报偿新闻（如腐败、事故、灾难、漫画、体育、娱乐、社会新闻和人情味故事）不断排挤延期报偿新闻（如公共事务、社会问题、经济事件、教育和健康），“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因而“文化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公众”，即被操纵的公众，这样，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在当下中国，由于传媒市场化的迅猛发展，媒体沦为了哈贝马斯所说的“伪公共领域”，媒体中充斥着体育、娱乐、事故这些即时报偿新闻。在中国当下特殊形态下，媒体的公共性变得异常艰难。
（二）转型中的中国时事评论
中国的时事评论起源于上个世纪的第一个10年，兴盛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11]到本世纪，随着中国新闻媒体的不断发展，时事评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少数政治领袖和新闻媒体负责人主持的时事评论写作逐渐变成了“公民写作”。不少媒体在新闻理论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专门的时事评论机构，负责刊物的时事评论栏目。正是在这个时候，一大批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并且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普通公民，进入到新闻媒体，成为了专职的时事评论员。
从表现形式上来看，时事评论分为社论、专家评论和公民讨论几种形式。但是，从内容来看，在一个新闻媒体中，只要社论确定了基本的价值导向，那么时事评论栏目中的专家评论和公民讨论都必须遵从同样的价值判断。一些时事评论栏目的主持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强调新闻媒体基本价值判断的同时，有意识地在新闻时事评论中反映不同的声音。然而这样的努力往往被新闻媒体的基本价值判断所左右。在技术层次上，新闻媒体社论、专家评论和公民讨论可以出现不同的意见，但是在价值层次上，新闻媒体的社论、专家评论和公民讨论必须保持同样的声音。
有些时事评论作者将时事评论写作分为体制内的写作和体制外的写作两种，凡是游离于行政体制之外的时事评论人撰写的时事评论都属于体制外的写作，凡是从属于行政体制的时事评论人撰写的时事评论都属于体制内写作。这样的划分方法转移了公众的视线。如果说在学术界存在着体制内外之分，那么在时事评论界不存在所谓的体制内外的区别，道理很简单，在目前的新闻媒体监管体制下，无论是新闻媒体自身的评论员，还是新闻媒体之外的撰稿人，都不可能脱离新闻媒体的基本价值判断，他们都属于体制内的写作。而一些媒体为了提升媒体品质而实行的专栏评论员制度导致了时事评论界的“小圈子”化现象，时事评论变成了少数人评论员的声音。[12]
三、媒体对于华南虎事件的报道分析
（一）华南虎事件回顾
2007年10月13日，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城关镇文彩村七组村民周正龙在该县神州湾一处山崖旁，用胶片和数码照相机同时拍摄到两组清晰的野生华南虎照片，经陕西省林业厅组织野生动物专家和影像专家共同鉴定，照片是真实的，从而宣告失踪了20多年的野生华南虎重新被发现。10月15日，网上出现了一个帖子《陕西华南虎又是假新闻？》“陕西出现华南虎”的新闻被众多媒体转载之后，也引来了不少质疑的声音。质疑声音中，主要是针对老虎图片的6个疑点，并指出，该新闻所配的老虎图片有PS之嫌，并要求网友们都来帮忙鉴定。10月16日，最早认可这些照片并视之为珍宝的陕西省林业厅对于照片“造假说”予以反驳。2007年12月2日下午，中国摄影家协会数码影像鉴定中心邀请了数码专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等各路专家对40张华南虎照片进行了鉴定。在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研讨之后，专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照片中的华南虎影像是不真实的”。2008年2月4日，陕西省林业厅就“草率发布发现华南虎的重大信息”发出《向社会公众的致歉信》。致歉信说，“举行此次新闻发布会，我们既未按规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也未对华南虎照片拍摄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在缺乏实体证据的情况下，就草率发布发现华南虎的重大信息，反映出我厅存在着工作作风漂浮、工作纪律涣散等问题。”暂时平息了这次事件。
（二）《新京报》，《南方周末》，《北京晚报》的报道分析
《新京报》是由光明日报主管、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两大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综合类大型城市日报，于2003年11月11日正式创刊，是中国首家获正式批准的跨地区联合办报试点，也是中国首家股份制结构的时政类报纸。《新京报》以独立的立场和客观的报道为基本准则，追求新闻的真实性和可读性，追求言论的稳健性和建设性。
截至2008年3月，《新京报》关于华南虎的评论共有13篇。《新京报》关于华南虎的最早评论是在华南虎照片被公布的第二天，10月14日的一篇短评《发现华南虎与难寻白鳍豚》。在这篇综合评论中，《新京报》假定华南虎被发现为真，说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网上出现了照片造假的质疑后，新京报在连续一周的报道中没有进行任何评论和采用任何读者来信。直到10月22日才发表评论《发现华南虎的喜与忧》，文章对华南虎的照片提出了质疑，并指出陕西方面应尽快公布相关证据。在华南虎事件因照片陷入困境中的时候，《新京报》观点频道的观察家栏目发表了《该由谁启动“华南虎照”的重新鉴定？》，这是中国政法大学王敏教授从法律专业的角度来进行的解读。11月17日刊登了《华南虎事件：我们有力量逼近真相》，这是一位广西职员的评论。在重要证据《老虎卧瀑图》被曝光之后，《新京报》发表社论《“华南虎”真相逼近当地政府怎能沉默》，这应该说是该报第一次以报社的名义进行的评论，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当地政府。之后《新京报》对于该事件的报道的主要观点就是批判。11月12日，一篇名为《关注“华南虎”恰恰是媒体的责任》指出关注华南虎是媒体的责任。最近的一篇评论是3月4日《“华南虎照”再无定论会让国家蒙羞》。
《南方周末》由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创刊于1984年2月11日。《南方周末》以“反映社会，服务改革，贴近生活，激浊扬清”为特色；以“关注民生，彰显爱心，维护正义，坚守良知”为己责；将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熔于一炉，寓思想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南方周末》为改革分忧，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新闻以独家为主，时评以纵深见长，副刊则佳作迭现。
在对华南虎事件的报道中，《南方周末》曾经做过一个专题，做了深度报道。关于华南虎的评论，10月25日的《利益猛于虎》，11月22日“评中评”《“华南虎事件”见证网民力量》，11月25日的《虎!虎!虎!》，12月6日的《陕西林业厅还有机会输得不难看》，12月6日《是什么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无论是深度报道还是评论，《南方周末》的声音基本上来自报社自身和专业门的评论员，报道倾向和评论重点也相对单一，缺乏多方面的声音。
《北京晚报》是中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的、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并主管的综合性晚报，于1958年3月15日正式创刊，北京晚报以“立足北京，面向全国，反映生活，服务生活，指导生活”为办报宗旨，尤其近几年来秉持“晚报，不晚报”和“今天，看今天的新闻”的办报理念，坚持新闻报道及时、真实、权威的新闻观念，以可贵的简约明快的报道态度，透露着人文的关怀力量，是一张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报纸。
与《新京报》长时间连续关注与报道、《南方周末》专题形式展开不同，《北京晚报》在此事件中的报道只有两篇，11月14日的《“假”老虎欺骗了谁的感情》和11月27日《有没有华南虎已经不重要》。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热点事件、对于一份综合性晚报来说，这样的评论量实在是太小了，可以说与其办报宗旨有些背离。这与其党委直接领导、党报管理性质直接相关。同时，评论得重点始终没有触及到地方政府之间的管理及利益问题，这本身就体现和说明了地方政府之间的一种潜规则下得默契。但作为一份发行量相当的报纸而言，只有两篇无关痛痒的文章，这样的媒体的确是大众媒体，但是时事评论在这样的媒体中严重缺失，媒体剩下的只有一些噱头。
《新京报》的评论很少有自己媒体的声音（整个事件的社论只有一篇），大多是社会公共的评论，其中包括专家学者，普通公民，还有政协委员等。新京报似乎成了各方声音的一个交汇场所，这一点上很符合公共领域的定义。报纸中的读者来信或者社会公共的声音通过媒体传播了出去。这是中国当前报纸让人满意的地方，可以看到自由讨论的氛围。《南方周末》的评论大多属于专栏作家的评论，这些评论的水准很高，《南方周末》试图站在民众的角度来评论分析，通过专门的评论员来进行。这样的做法保证了评论的质量，却不可避免的损失了传媒的公共性，大众声音在这些媒体中严重缺失。但是，只有批判并不能真正体现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公共领域是一个可以自由交流的场所，任何的思想都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交流。华南虎事件中很清晰的分为了“打虎派”和“挺虎派”，而且两派的争论针锋相对。但是，在《新京报》的评论中，我们却没有看到“挺虎派”的身影，读者来信或者社会声音中，这样的观点应该也不在少数，只是不符合新京报编辑的思想就被砍调了。其实看看开始的评论会更加清晰，照片出来之后，10月15日，网上就有了质疑的声音，但一直到了一周后，《新京报》才发表《发现华南虎的喜与忧》。公共领域下的时事评论虽然有了公众的参与，但它仍然是媒体的声音，大众不过是媒体手中的玩偶，媒体通过受众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在对于几家媒体在对于华南虎事件评论的分析之后，我们可喜的看到公共领域在媒体的加强，媒体中出现了可以和政府对抗的声音。媒体和公众在这一事件中对事件的推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当下中国的时事评论远不是公共领域的空间。媒体的党管性质没有变，媒体依然受到政府相当大的管制，另一方面媒体又存在着和大众分离的现象，这样的公共领域不能成为真正的自由平台。随着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媒体市场化的加强和政府对于媒体管理的放松，媒体时事评论的春天很快就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