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一下传播学20多年来在中国的发展 [复制链接]

      传播学进入中国的引领者是谁？现在我国传播学现状如何？有哪些学术领军人物？产生了哪些新观点？
    请大家不吝赐教啊。

楼主，这个问题是一个很系统的问题，基本上就是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已经是中国传播学的一个研究方向了。建议你读下相应的专著比较好！

我来提供一点资料吧，正好在看一本书，书上有介绍，我就搬来给大家看看！
  1．1978一1981：传播学基本概念的传播与普及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传播学被正式介绍进来。“传播”逐渐成为一个对社会具有影响力的词汇。
      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学系郑北渭教授在该系编辑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资料》第一期上发表了编译文章《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共传播学》由此，中国传播学舞台的幕布被重新开启。
      实际上，传播学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传人了中国。1957年，由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的《新闻学译丛》首次刊登了介绍“群众思想交通”(即大众传播)的文章《美国报纸的职能》。同年初，复旦大学新闻系王中教授在讲课中就引用了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知识。但随着反右斗争的开展，这项工作很快就中断了，未能产生广泛的影响。传播学在中国较为广泛的介绍，则是1978年以后的事。
      1978年9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在高年级学生中开设了介绍传播学的选修课。
      1978年10月，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内川芳美教授，到复旦大学新闻系作了题为“日本公众传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讲座。
    1979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张隆栋教授在该系编辑出版的《国际新闻界》上，连续三期发表摘译文章《公众通讯的过程、制度和效果》。
      1979年，广州、上海、北京等地的有关单位开始研究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又译宣伟伯)及其代表作《媒介•信息与人》的基本内容。
      1980年1月5日，《人民日报》副总编安岗赴夏威夷参加美国东西方中心举办的为期十天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关于国际政治和大众传播的学术讨论会，并作学术报告，最后为会议作总结。
      1980年2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本科生中开设了传播学的选修课。
      1981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的《新闻大学》连载陈韵昭教授的《传播学讲座》。文章阐述了传的含义、传的发展史、传的构成要素、传通路线与符号传递、传的回馈、传播中的“把关人”等传播学基本概念。
  1981年6月，首篇以传播学为题由复且大学新闻系居延安所撰的硕士论文《美国传播理论研究》通过答辩。论文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关于“传播的社会功能”、“传播的效果”和“美国传播理论产生的土壤”等内容。 
      同年还出现了几篇较有深度的文章，注意从西方传播学中引进若干基本概念与研究方法，以分析我国新闻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如，郑兴东、陈仁风合写的《传播方式的探讨》，刘国胜撰写的《控制原理在报刊通讯系统中的应用》等。
1981年，复且大学新闻系77级毛用雄等五位同学，于宣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新闻发布的当天，以复旦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市图书馆读者为对象，作过一次初始的流程调查。

        1978年以来，传播学得以在我国重新引进、介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的主要原因有：
        (1)改革、开放的政策为传播学研究开了绿灯。当时正开始拔乱反正，提出建立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学术界人心振奋。为了追回失去的时间，学者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我国新闻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解放思想，攒弃了关门主义，睁开眼睛看世界，开始向西方学习，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新闻界的一项重大成果传播学，自然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
(2)日益发达和初具规模的新闻事业为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动力。“文革”结束后，中国的报纸、杂志种类大大增加，电视迅速普及，新闻内容也有很大进步，大众传媒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根支柱，社会要求推进对大众传播的研究。如何全面发挥新闻媒介的功能?如何使新闻媒介从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化?如何把握新时期受众的特点?如何掌握不同媒介的特长?如何在竞争中吸引读者?这些问题成了中国新闻界急需探索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而以这些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传播学，无疑给了人们许多启示和新鲜感。   
          传播学的引进、介绍，在中国新闻界引起较大震动。许多新闻工作者开阔了视野，纷纷在这门学科里寻找新的研究方法。但是，绝大部分人对传播学还是初次接触，—知半解；少部分人则侧目而视，甚至以为传播学就是资产阶级新闻学而持完全排斥的态度。

2．1982—1985：对传播学基本态度的确立阶段   
      1982年11月23日一25日，我国第一次有关西方传播学的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倡议召开，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国际政治学院、厦门大学、暨南大学、新华社、《新闻战线》杂志社、《北京周报》社等单位的代表30多人参加会议。此外，中宣部新闻局、《百科知识》编辑部、天津师范大学等单位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座谈传播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第二阶段讨论我们应对传播学采取什么态度。会议最后明确：“既然传播学是一门新科学，就应当了解、介绍、分析、研究”，并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和自主创造”的16字研究方针。与会者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及时，为今后在我国进行传播学研究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表示今后应加强合作，进一步深入系统地开展传播学研究工作，召开学术讨论会。
    随后，郑北渭教授在《新闻战线》、张隆栋教授在《国际新闻界》、陈韵昭教授在《新闻大学》杂志上，继续发表介绍(大众)传播学的文章，系统地介绍传播学在美国产生、发展与演变情况，对美国关于传播学的主要观点和流派、代表人物、传播模式、研究成果、社会功能进行客观介绍。之后，有关西方传播学评价和介绍的文章不断见诸于各种新闻刊物。从1982年10月至1985年12月在报刊上发表的传播学文章有182篇，属于介绍和评述的占56．7％，以分析研究为主的占43．3％。这些文章的译者和作者达105人之多。这说明“大陆第一次传播学讨论会所起的作用，不是把传播学研究推向深入，而是在更广的范围内形成传播学介绍和引进的热潮”。
  1983年，我国内地第一本传播学著作《传播学(简介)》出版。书中收集汇编了明安香、徐耀魁、张黎、范东生等人写的西方传播研究情况介绍和书籍评价、译文共10篇，成为风行一时的普及性读物。 
      1982年以来，我国与国际传播学界的交流活动亦逐步打开局面。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渭等应邀参加在美国夏威夷和日本横滨举行的国际传播理论讨论会。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同美国科学院的高级学者交流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主任张黎从1983年3月9日起，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学术访问，重点考察了美国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历史、现状和美国报业的读者工作。
    983年6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奇科分校传播系主任祝基程访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并与部分教师座谈，交流了大众传播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1984年6月间，美国夏威夷大学新闻系主任路特教授到复且大学讲授传播学。同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传播系主任爱德斯坦也来复旦讲学，介绍传播学。美国学者W•赛弗林作为富布赖特计划的一部分到复旦大学开设传播学课程。北京、上海等地一些新闻单位或新闻系陆续派人去美国、日本等国留学、进修、研读传播学的基础课程。
    1982年春，美国著名传播学家宣伟伯和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主任余也鲁应邀访华，先后访问了广州、上海、北京等地的大学新闻系和新闻研究机构。我国领导人曾会见宣伟伯、余也鲁。余也鲁教授还就“在中国有无进行传播研究的可能”作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报告。   
这一阶段，新闻界更加重视传播学的理论指导作用。
    1982年5月，陈韵昭教授被浙江新闻界邀请前往讲授传播学
    1982年1月一8月间，在西方传播学采用概率统计方法进行民意调查的启发下，为了解读者、听众、观众的需要，为报纸、广播、电视的改革提供依据，北京新闻学会严格按照随机抽样原则，并采用分层抽样法，对北京市337个单位、2629名居民进行了统一问卷调查，全部数据委托北京市计算中心用计算机处理。调查结果均以百分比显示。著名报人安岗先生十分感慨地说：“运用科学的方法，采用现代化的统计方法，对一个地区的读者、听众和观众进行综合考察和研究，这在我国新闻史上还是第一次，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一次突破性的行动。”
    1 985年出版的《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一书是我国受众研究的第一本著作。   
        1984年，首都有关新闻单位和教育单位倡议准备成立传播学研究小组。
    1985年2月，首都新闻学会传播学研究组成立。
        1985年6月，复旦大学成立“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这是我国第—所高校传播学研究机构。
        在中美两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基础上，我国一些新闻理论研究工作者致力于向国内读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材料。这一时期出版了两本重要译著：李启等人翻译的《传播学概论)(1984年)、陈钩昭翻译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和应用》(1985年)，使西方传播学在中国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播。
1985年6月20日，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的传播学国际讨论会在上海召开，这是在中国大陆举行的第一次有外国学者参加的传播学讨论会。会议着重探讨了新科技的发展对传播媒介的影响，以及对新闻教育提出的新要求。这次会议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传播学的认识，也反映出对传播学持疑义的人仍不在少数。
    但不可否认，在1982年一1985年这一阶段，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已逐渐深人人心，人们把传播学当作—门学科对待的态度的确立，其原因与传播学得以在我国重新引进、介绍的背景是同一的。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能与飞速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与世界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给社会带来巨大影响的现状相适应，与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相适应，新闻研究者就必须解放思想，把研究的视野投入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不仅把新闻事业看作宣传的工具，而且把它和完善经济、科技情报系统，进行大量信息传递工作紧密联系起来。新闻事业的发展使它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研究者必须重视研究介于新闻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新闻边缘科学。
    人们对传播学基本态度的确立，为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但是，有人不是对传播学作独立的研究，而是抱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精神，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 以改造新闻学。有人甚至预先设立攻击的靶子，再去了解传播学。当时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传播学在世界上已引起不同程度的重视，我国也有人在研究，并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现在尚处于介绍、了解、研究阶段。有的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新闻学是站在新闻业务圈子内研究新闻工作的，所涉及的问题只是新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即传播者单方面的问题。它不是从社会整体上去考察新闻事业，也没有或很少将新闻传播的对象——读者、听众、观众列入研究领域内。

3．1986—1989：传播学研究的深入与曲折阶段   
    1986年，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在黄山召开。会议回顾1982年第一次传播学讨论会以来我国开展传播学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成果，对国外传播学理论的新发展，对美传播学派和西欧的批判学派两个学派进行分析和评价，对我普及和发展传播学的前景作了讨论和规划。从会议发表的论文看，我国学者对西方传播学了解得更深入、更全面了。会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并明确把新闻传播作为今后传播学研究的主攻方向，决定集中人力撰泻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传播学。
    其实，1982年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在系统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同时，就出现了探讨建立中国传播学理论体系和模式的趋势，特别是对西方传播学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指出了其局限性，开始思考传播学中国化的问题。黄山会议标志着我国传播学真正从介绍走向尝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这一新情况激励着我国学者从应用和理论两个方面对传播学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
    (1)应用研究
    我国的传播学者，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传播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大规模的全国或地方的大众传播效果调查和民意调查、受众调查以及一系列专题调查。新闻受众调查已形成全国规模，受众研究进入黄金时代。组织受众调查的单位，不仅有学术团体，研究和教育机构，还有党和政府部门，最多的是新闻机构为自身改革而进行的调查。受众调查成为新闻改革的主旋律。这种研究方法开始从新闻研究机构扩展到新闻单位。
    1986年5月下旬，全国首届新闻受众研究学术讨论会召开。
    1986年，《人民日报》组织全国读者调查，根据读者意见调整版面，改进报道内容，对全国报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建立。
    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组织《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的调查，经《人民日报》等全国性大报的传播，引起全国受众注目。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广播电视受众的工作略晚于报界，但后来居上。
    1986年8月，天津广播电视局进行的天津市居民对广播电视节目需求的调查，样本数达10028人，是我国首次万人大调查。
    1987年6月一1988年1月，中央电视台和全国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级电视台(宁夏、陕西没有参加)联合进行了全国电视观众调查，共调查24893人。这是迄今我国受众调查规模最大的一次。
198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29个省、区、市抽样调查。   
1987年6月一1988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广播电影电视部的联合调查组，对中国不发达地区农村的广播电视事业进行了综合考察。这次调查对事业建设、宣传规模和内容、传播效果(农民现代化思想观念)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农村不发达地区同发达地区有很大的差距。
    (2)理论性研究
    中国大陆的传播学者，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汇集梳理、分析研究，弄清来龙去脉，辨明是非，而后写成著作出版。
1986年，居延安的著作《信息•沟通•传播》出版。
1988年，戴元光、邵培仁、龚伟合著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出版，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本传播学教材。   
随着传播学介绍和研究的全面展开，传播学逐步被认可、被接受，我国传播学者开始总结、回顾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情况，侧重于对传播学本身的研究和传播学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的运用，这标志着我国传播学已从常识介绍转入到以我为主的研究阶段。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传播学研究评述》(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闻学》1987年2月)、《关于传播学的几个问题》(《中国新闻年鉴》，1988年，第106—107页)、《论我国传播研究的得失及新的突破》(《中国新闻年鉴》，1989年，第127页)。传播学研究的论文数量不多，但质量有明显提高。
    1989年发生“六四”风波朗间，新闻界的作用令人注目。之后，新闻界认真反思并引申出对传播学的批判。
    在分析一些新闻单位为何在一段时间里迷失方向时，有人指出新闻界摘自由化的两个特点：多元化、中性化。多元化即“他们鼓吹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的功能或任务是多方面的：宣传政策、反映舆情、舆论监督、传播知识、交流信息、娱乐消遣、提供服务、介绍商品等等。他们这样讲，你不能说这样多种功能和任务没有道理，确实有多种功能，多种任务，也确实应当发挥多种作用。但问题在于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和结果，就是把报刊、广播、电视等的主要任务、主要功能即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冲淡以致冲掉了，掩没在多种功能和多种作用的汪洋大海中了。……总之，他们的目的是用多种多样的要求和功能来冲淡以致淹没党领导下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的主要性质、主要任务和主要作用。”中性化即“他们宣传一种理论，给新闻事业定出一个定义，既不是酸性，也不是碱性，而是一个中性的定义。具体说，把报纸、通讯社、厂—播电台、电视台通通叫做‘传播媒介’。你不能说这些新闻工具不是“传播媒介’。这个中性定义是各种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政治集团都可以接受的，这么一个定义，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这等于说报纸是新闻纸一样，它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它只能说明，这个中性定义是为了回避新闻工具的阶级性和政治倾向性。因为问题的实质在于，传播什么。为谁传播，由谁传播，怎样传播。这里不可避免的因立场不同而不同。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不可避免的表现政治倾向性。”“那些‘传播媒介’的鼓吹者，虚伪地掩盖他们的目的，宣扬所谓‘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来欺骗群众。”这里所说的“一种理论”，无疑是指传播学；而对新闻媒介多种功能的探讨，无疑是在传播学的指导下展开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传播学研究进入低潮

    4．1990—1992：传播学研究走出低谷阶段
    1989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传播学跌入低谷。黄旦、韩国咫曾对我国的主要新闻学杂志上发表的传播学论文作内容分析，发现1981—1996年间，这些刊物中的传播学文章形成两个高峰时期，即1985年到1988年和1989年到1992年两个时期，而1989年至19922年则为低谷时期。
不过，在1989一1992年这一时期，中国大陆还是出版了一批传播学著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之谜》。它由各个学科的学者集体写作，体现了一种整体的学术优势。
范东生、张雅宾的《传播学原理》出版。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出版。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当代传播学丛书》，其中包括张学洪主编的《舆论传播学》，那培仁主编的《经济传播学》、《政治传播学》、《艺术传播学》、《教育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等。这些著作试图在吸取西方传播学理论成果的同时，注意从中国文化中发掘材料，而且尝试采用将传播理论与社会政治和教育领域联系起来，显示出传播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取向。然而，这些著作只是中国传播学者在上一阶段研究成果的总结。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受众研究会”在广州宣告成立(现在该会改名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受众研究会”)。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广播电视受众的学术团体。
这一阶段受众调查的数量比上—阶段明显减少。但开展了几次有代表性的受众调查：亚运会宣传效果调查、广播电视“海湾战争”报道效果调查。   
我国新闻媒介对在中国举行的第十一届亚运会宣传报道的规模声势之大、影响面之广，为近年来所罕见。首都8家新闻单位和新闻舆论研究机构的调研人员，及时抓住了这个有利的时机，对我国亚运宣传的社会效果，展开了以着重反映亿万人民对亚运心态的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的受众调查。以这些调查报告汇集成册并公开出版发行的题为《中国社会心理的轨迹)—‘书，“从一个侧面记录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民心、民情和民意”(见该书“编者的话”)，客观、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亚运前后亿万中国人民的社会心态，同时也对造成这种宣传效果的内在机理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解释，为中国受众调查树立了一座里程碑……
    虽然1989年下半年以来，我国传播学因受批判而受到较大影响，但许多学者此时正埋头著书立说(1992年在中国出版了一大批传播学著作)，一些学者则以科学的态度来为传播学申辩。例如，《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上发表了题为《西方新闻传播有哪些可供借鉴》的文章。作者指出：“如果因为西方传播理论中的概念、范畴的中性，抽象作用难以把握，易受其影响，于是就把其中符合科学抽象的东西也一齐抛掉，那样就不可取了。”而是需要“介绍和借鉴西方新闻学中——些符合我国新闻事业需要的观念和信息观念、新闻反馈观念和受众观念等。”
在争论中，新闻理论界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传播学有了更加正确的评价和准确的理解，传播学的研究又逐渐热闹起来。1992年，中国传播学开始走出低谷，逐渐趋向活跃。与前面三年相比，传播理论研究有所发展，出版了八部专著。1992年，传播理论研究重点是传播信息接受者即受众的研究1992年发表的有关论文中，有几篇文章已转向人际传播，特别是有关利用电话媒介进行的信息交流活动。

5．1993一1998：传播学学科地位确立阶段
    1992年中国传播学研究开始逐渐走出低谷，1993年第三次全国传播研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传播学研究进入新阶段。会议回顾总结了传播学研究的经验教训，就如何使传播学本土化提出四条齐头并进的研究途径，这可以说是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新规划，为此必须注意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全面吸收、引进西方传播学与自主创新相结合。一些学者重新梳理传播学的基本概念、探讨传播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开展受众调查、用传播学理论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等，中国传播学研究由此全面展开。在随后连续定期召开的两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所提交的会议论文，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传播学研究成果与努力方向。这一时期，科技对传媒的影响和国际传播研究，成为两个研究热点。
    1993年，我国传播学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研究选题，标志着中国的传播学正进入各具体的研究领域进行探索。5月25日一30日，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来自全国22个新闻研究、新闻教育和新闻宣传单位的35名代表出席了这次学术讨论会，共提交论文34篇。这次学术讨论会回顾了1982年和1986年两次传播学研讨会以来，我国传播学的进展情况，并结合近几年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紧紧围绕“新闻传播与改革开放”这一中心议题，就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传播理论如何为新闻传播实践服务，以及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受众本位、大众文化、跨国传播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探讨。与会者认为，10多年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研究队伍不够壮大，研究课题尚待展开，新闻宣传单位研究传播学的很少，多数新闻期刊对传播学宣传不够。与会者呼吁重视传播学研究，并希望对其他学科特别是新闻界有所推动，进一步繁荣传播学的研究。经过讨论，与会者认为，所谓建立中国特色的传搔学理论体系，就足要从中国买际出发，为中国实践服务，研究和借鉴外国传播理论，概括和总结中国的传播观念与实践，并以中国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建立自己的传播理论体系。为此，与会者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一是系统研究国外传播学的主要学派，据弃其错误的观点和繁杂无用的成分，吸收借鉴其科学性研究成果。二是认真总结中国悠久的传播历史和丰富的传播思想、传播经验。三是调查研究我国传播事业的现状和问题。四是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需要，开展传播学主要课题的研究。
    1994年发表的关于传播学研究的论文较多。有的文章认为要加强传播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以避免西方传播学出现过的理论误区。有的探讨了传播学研究中实证方法在中国的应用问题；介绍和研究国外传播学理论的文章，则多有较新的内容，例如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思想渊源和理论辨析，传播学研究中的仪式派，传媒与沟通的悖论，符号活动的社会渊源和基础；传播学方法论问题，大众媒介与社会关系的动态平衡与结构，受众主体和受众接受理论，再传播理论等等。出现了若干关于传播学中国化的文章，其中三篇探讨了中国古代先哲语录，民间谚语格言中的传播原理；有的文章论证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组织传播学的必要性；还有的认为，中国新闻学研究应转入以大众传播研究为主的阶段。
1995年发表的传播学论文比往年多，涉及的问题也更为广泛，包括传播学本土化、传播学与传播业的互动、传播功能、传媒的五大特征、传播的受众因素和受众心理特征、美国传播学中的功利主义、传播学批判学派、沉默的螺旋理论、跨文化传播、传播心理、心理实验在传播研究中的应用等。有的文章对传播学学科建设提出一些建议：(1)更多地借鉴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方法和观点；(2)加强对最根本的传播现象——语言和其他符号交流的研究，加强对思维与信息传播关系的研究；(3)注意其他与传播学相关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当代文化的发展；(4)把传播学研究建立在不同文化传播史的深刻理解之上。 
6月26日至30日，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在成都召开。会议以“传播与发展”为主题，着重研讨传播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交流国内外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研究成果与发展趋势。可以看出，此次会议旨在推动中国传播学界以社会学的广阔视野，结合中国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实际从事研究。这也反映出传播学对社会文化领域影响日益广泛，说明传播学研究的外在需要不断加强。
    自1993年起中国传播学走出研究低谷，特别是1993年、1995年连续召开的两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总结了我国传播学的发展历程，提出了新阶段的努力方向，共同讨论了一些问题，中国传播学全面走向活跃，渐成气候。
    新闻学界将传播学引进、介绍到我国以后，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产生了碰撞，给理论界和实践界以巨大的冲击，带来了思想解放。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自大范围引进传播学十多年来，中国学者时有涉及，但一直未能够深入探讨。196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原新闻学由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并定名为新闻与传播学。
    1997年4月，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杭州大学召开。会议以“传播与经济发展”为主题，来自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60余名传播学界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演讲与讨论。他们不时游离于设定的主题之外，转向思考学科建设本身所存在的方法和规范等问题，表现出一种深切的反思意识，这恰好表明我国传播学界正在向健康方向发展。以往的研究确实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例如，缺少方法可靠的定量研究成果；对自己所提出的概念、术语缺少续密的定义；对提出理论的科学过程不甚尊重；缺少逻辑的、思辨的或可证伪、可检验、可操作的程序；许多概念只是描述的，而非分析的，等等。由此可见，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仍需全力呼唤学术的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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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就是打字不规范，肯定有错别字，望见谅！

小丰说的好详细啊，辛苦！

哇塞，好全呀呵呵。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