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源：[南方都市报]
■中国观察之郭巍青专栏
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非自今日始。今年赶上了危机,当然会特别严重。政府、社会各界、家长、学校等等,都为解决这个困难操碎了心。但是我担心,大家都来操心,看起来很热闹,却不一定是忙在点子上。主要表现是,对就业困难的成因以及出路的分析,还习惯性地停留在一些陈旧思维套路上。
陈旧思维主要是“三论”:“观念论”、“扩招论”以及“教育论”。这“三论”提供了就业困难的三种解释,分别是大学生就业观念不对；大学扩招过快；以及学校里的专业设置不符合社会需求。有了三种解释,就很容易提出一一对应的改革思路。不过,要大学不扩招或者大学改专业,都很难。相对容易的,就是要求学生改变就业观念或心态。
全国政协委员倪萍说,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心态太高了。一出来就想当经理怎么行?你先说自己要当服务员,看看找到找不到?倪萍这个说法,就是“观念论”的名人名言版。
前几天央视播过一条新闻,大意是说,鞍山市一位女大学生到社区去工作,她很用心地将小区里一家小卖店重新设计成活动室,添加电脑、健身器具等设备,提高了居民文体休闲活动的质量,自己也从中找到了工作的成就感。接下来就是有关人员热情地寄语大学生,社区有大量的工作,但是缺乏人才。大学生应该改变观念,到基层和社区寻找就业的机会。很明显,这是“观念论”的视频版。
对于正在苦苦寻求一份工作的毕业生来说,我赞成要观念改变,身段灵活。广州以二千多元月薪加社会福利招聘交通协管员,应者云集,其中据说有研究生,我认为很好。天上飞的不如手上抓的,先挺过危机,还有时间,再做长远打算。
不过话说回来,要大学生改变观念,作为危机时期的应急对策可以,作为可持续的就业政策则不可以。大学生眼光向高,不能算错,起码不是全错。这么多年了,我们如果还没有想出别的办法,来来去去就是要改变观念这一招,只能说明整个社会已经变成了老太太吃柿子,专挑软的捏。
在“观念论”、“扩招论”、“教育论”之外,我认为,更根本的原因是制度约束导致了行业扭曲,也导致了就业困境。我管这个解释叫做“制度论”。由此出发,相应的改革就是必须有制度转变。这当然不是应急对策,但是,它应当成为中长期就业政策的重要环节。
所谓制度约束,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官本位”,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观念等级。在这个等级体系中,资源、权力、信息、地位、待遇、福利、声望等等,都往高端集中。人要有出息,一定要进大城市、大机关、大国企,这是铁律与王道。还要看到,高等教育,是配合这个体系而存在的。证据是,当官做领导,要有明确的学历和学位要求。反过来,教书做学问,也要有行政级别。看科研水平高低和资源多寡,主要指标就是看大学与教授的级别。
这个体系忽略了两样东西。一个是“官本位”必然忽略农村、基层、社区的建设；一个是各级政府的“GDP主义为中心”必然忽略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凡是被体系忽略的东西,就是最低级最边缘的东西。但是这个体系又盛产一样东西,就是大量精力充沛的青年学生,他们不一定好好学习,却一定希望天天向上。结果就是,社区承担了大量的公共服务事项而无力开展,但是,低微的行政级别无法吸纳资源,无法吸引人才。这是体制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在这里,仅仅批评大学生的观念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也不公平。
有一个办法,可以突破这个困境,这就是大力发展公共服务行业(即福利国家中的“社会服务”)。这个行业有三大特征吸引人:第一是“非政府”性质,也就是与“官本位”概念切割开来。公共服务是依托社区,服务社区的,但是从业者是一种专业人员身份,不是“基层干部”。他们为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等提供服务,就像医生对病人、律师对委托人一样。因此不存在下基层、低人一等、级别太低这一类的“思想问题”。第二个特征是“专业性”。特定的服务需要有专业,例如“问题少年的社区矫正”需要心理学方面的专业人员。不仅如此,公共服务事业,还需要筹资、财政、金融、项目设计、团队管理、媒体关系、公众动员等等类型的专业技能。第三个特征是“混合型”。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与配送,要求特定类型的政府管理,充足的公共财政资源支持,还要求市场私营部门以多种方式介入和参与。更重要的是,这个领域还大量依赖于多种类型的NGO(非政府组织)以及广泛而常规的志愿服务。因此,公共服务是一个大行业、大部门概念,它通过多层次、多元化的协调运作,为基层社区与公众提供混合多样的福利。
公共服务行业提供大量工作岗位,而且不需要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何乐不为呢?但是它需要政策与法规支持,需要公共财政投入。此外最重要的是,需要政府改变观念。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