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笑蜀
拦轿喊冤，古已有之。遇到这种情况，当事官员再老大不情愿，一般都不会绕道走开，多少要给个说法。厦门地方当局现在遇到的可不是普通的拦轿，而是百名全国政协委员的集体抗争。委员们反对ＰＸ项目落户厦门城郊，联名吁请迁址。那么地方当局如何回应呢？据《瞭望东方》杂志２００７年第２１期报道，厦门市委主要负责人在一个小型会议上表示，“委员提他们的，我们不理睬，要抓紧速度干”。
直接导致前环保总局局长解职的吉林双苯厂爆炸案，公众应记忆犹新。ＰＸ就是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距市中心不过７公里的厦门ＰＸ项目一旦投产，厦门乃至整个闽南三角，都将笼罩在剧毒的化工阴影之中。隐患如此严重，不可能不引来嚣嚣公议，而地方当局竟毫不介怀。如斯局面，令人仰天而叹。
诚然，当下中国的言论空间是在不断扩展之中，不受批评的公共事务，其范围正在逐步收缩。但与此对应的另一种趋势，则抵消了言论逐步开放带来的正面效应。“不怕举报，就怕登报”，曾经是比较流行的官场心态。那时舆论初起，从来无须面对舆论的部分官员，真的遭遇舆论狙击往往难于应对，舆论压力那时往往能起一些作用。舆论一时间的凯歌行进，不免在社会认知上放大了舆论的能量。我们不免估计过高，似乎舆论真是制胜法宝。
现在终于看明白，这不过是我们的浪漫幻觉。经过反复博弈，权力对舆论的不适症状逐渐消失。权力与舆论关系的新阶段，一个更为复杂的阶段，自此发端了。厦门ＰＸ事件正是在这个角度，有着标本意义。
对厦门ＰＸ项目，还需要讲什么大道理吗？所谓以人为本，所谓科学发展观，所谓权力制约，所谓舆论监督，无论在民间话语中，还是在官方文本中，难道不是早就讲得很透彻了吗？而厦门ＰＸ事件，与这些主流理念背道而驰，应该说是确凿无疑的。
人家并不需要教师爷，人家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方面是因为收益巨大。众所周知，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资本逐利的非理性：“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他就铤而走险；有百分之百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如果说资本如此，权力又何尝不是如此。厦门ＰＸ项目给地方当局带来的直接政绩，是高达每年８００个亿的ＧＤＰ增幅。巨大收益就在眼下，而至于可能发生的灾难，那是说不准哪个后任的事，与我何干？既然权力与责任不对应，要求人家坐怀不乱，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人家已经看透了舆论的无力。舆论何为？说穿了，舆论不过是讲讲道理而已，至多不过是一种情绪而已。道理，情绪，你要重视它，它就有力量；但如果你有本事不拿它当回事儿，根本不理会它，它可能什么都不是，这正是当下某些官员的共识。在需要作秀的时候，在牺牲不大的前提下，他们或不妨对舆论让步；但如果涉及切身利益，而且伤筋动骨，那就不予理会，除非来自新的而且是更高的压力，否则，不要指望他们后退半步。
相比于每年８００亿的ＧＤＰ增幅，那如诗如画的岛城，那岛城上的百万市民，似都轻如芥末。百名政协委员抗争又怎样？舆论质疑又怎样？怎样的舆论力量都无法阻挡地方当局的一意孤行。权力对舆论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免疫力，舆论的单兵突进根本不足以掣肘权力。遭遇这样的新的困局，公众尤其是那些怀着制约权力的梦想而投身媒体的莘莘学子，该经历着怎样的失望和迷惘啊。
但是，这决不意味着舆论的无用。制约权力仰仗整个制度文明，仰仗滋养制度文明的多个元素。舆论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但决不是惟一的元素，而必须与其他元素化合。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公正的司法，以及民间非营利组织，各种社会力量如果都能发挥作用，那么一旦当事双方发生冲突，就不难找到超然中立的第三方力量，出面调解或为仲裁，也就不难找到一个智慧而平衡的解决办法，使解决冲突的社会成本最小化，而不至于让舆论单打独斗。换句话说，舆论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力量。只是在整个社会有力量的时候，舆论才有力量。舆论目前遭遇的尴尬，因此不只是舆论的尴尬，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