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荣
从1978年至今，中国新闻媒介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步伐一致，经历了深刻但却平稳的改革。其所成就的现状既包容传统又蕴涵未来。为此我们着眼于其孕育的发展逻辑，勾勒其21世纪的走向。
21世纪前10年，中国新闻媒介将发展为明显的五大发展趋势。制度构架，将从人治走向法治；媒体格局，将从相对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竞争，从国内有限竞争走向世界的全面竞争；媒体运作，将从传者为中心走向受者为中心；受者兴趣。将从雅俗共赏走向雅俗分赏；新闻理念，将从新闻学走向大众传播学。中国新闻改革将依据这五大趋势发展。
一、制度构架――从人治走向法治
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法制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法制现代化意味着从人治到法治的过渡，从传统法制到现代化法制的过渡。其内涵是：以非人格化的权威否定人格化的权威，要求法律规则的明确性、连续性和法律体系的完备相统一，讲求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力的有机平衡。
在大众传播流域，就是从国家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以及公民享受权力等层面对大众传播进行管理，将大众传播纳入法制秩序，在义务和权力两个方面进行平衡。大众传播的法制化管理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从人治向法治社会过渡的重要里程碑。
（一）建立新闻法：新闻事业发展的内在需求
世纪末，中国大众传播法制化尚处在一个不够完美的过程之中，仅仅建立了一些有关大众传播的规则条款，但都不能涵盖立法的整个精神层面。比如，1990年实施《报纸管理暂行规定》，建立了“批准登记制”、“部门主管制”、“禁载条款和追惩制”、“审读制”等原则；1995年，开始实施《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国务院发布《出版管理条例》，规范了我国出版活动和新闻传播活动的行政管理；1998年4月1日，浙江省广电厅出台《浙江省广播电视证券信息传播管理暂行办法》；1998年9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法院对涉及新闻媒介和出版机构名誉权案件的审理规范，等等。这些条例和规则虽然具有一定的效力，但这种建立在行业、地区范围内的法例并不能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有关新闻传播的秩序模式。它们存在着交叉性、地方性、时限性等特点，不能涵盖法律对整个变化着的社会生活的演绎。
立法真空，需要在21世纪进行填补。有关这一问题的呼应可以追溯到新闻改革之初。早在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和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三次会议期间，就提出了新闻法问题。1987年，十三大代表大会曾强调：“必须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等法律，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力和自由得到保障，同时依法制止滥用权力和自由的行为。”90年代，对新闻立法的呼唤更加强烈，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更为法制化进程和立法进程的加快奠定了基础。1998年3月8日，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人大代表提案呼吁尽快制定《新闻法》；199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前往广电总局视察工作时说，广播影视工作要加强立法。
新闻立法将成为21世纪新闻传播的重要课题。按国家有关部门规划，到2010年，要建立以《出版法》、《新闻法》和《著作权法》为主体及其配套的新闻出版法规体系①。这将对中国法制化从人治转向法治是一种巨大的促进。
（二）提升大众社会权力：新闻事业发展的社会责任
建立新闻法不仅是建立一种秩序和规则，同时它也表明成熟社会的人权。受众的知晓权、新闻从业者的舆论监督权、新闻自由等都是新闻法赋予社会的理想权利，而在发展新闻事业的同时发展、捍卫权利，才是真正的法的思想。
未来的大众传播法制化还将从重义务轻权利向权利义务并重转变。过去大众传播媒介是大众的指导者、教育者，承担重要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而受众则简单地成为受教育者、被指导者，不承担义务也不享有权利。现代化社会，媒体既承担如此重任，公民也享有许多权利，实行义务和权利并重。媒介应该享有法律保障的舆论监督权利；大众应该享有法律保障的政策、信息的知晓权（right to know）、隐私权（right of privacy）、更正权（right of correction）、接近、使用媒体权（right of access to media）等。
21世纪媒介发展将更为迅猛，新闻从业者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受众与媒体、媒体与传播信息之间关系越来越密切，因此纠纷越来越多。隐性采访、偷拍和偷录、著作权、虚假广告、电子媒介管理等，与私人权利缔结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儿童权利等，成为21世纪新闻界共同关心和注目的精神奢侈品。
（三）建立理想的制度：大众传播真正从人治走向法治
中国走向新闻法治，是大众传播的未来法治方向，也是现实社会的积极走向。我国的新闻媒介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宣传舆论工具，党性原则是我国大众传播媒介所共同遵循的重要原则。应该说，无论媒介未来如何发展，党性原则都将是一项严格遵守的原则。从党性原则生发的思想、政策、规章等，因其统一性、深刻性而将成为新闻法制化的思想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未来的大众传播法制化将要从重权力阶段转向重法律阶段，真正按照社会需求去立法、执法和守法。
新闻的法制化过程是一个难以脱离现实环境的过程。这个现实环境就是：这个一直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的、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它要发展为完全意义上的工商社会，建立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实现完整的大众传播法制化过程，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还需要一段距离和艰苦的努力。“法治”这个坎一定得迈过，因此建立一部明确的、讲求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力完整结合的新闻法，建立大众传播的合法和有机秩序，以完善现代化法典有关这一领域的空白，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多重变奏，显得尤为重要，意义深远。
二、竞争格局――从相对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竞争
世纪末报团纷纷崛起。1996年，中国组建了第一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1998年，先后又有5家报业集团被批准成立，分别为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经济日报报业集团和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到2000年，已有9家报业集团成立。在未来的数年内，更多的报业集团以及广电集团将涌现。
（一）相对自由竞争和垄断竞争的特点
报业集团是以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报为核心，以报业及带有报业外延性质的实业为主体，兼顾其他非报业经营实体的报业经济联合体。媒介集团，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因为它将成为采集、传播信息的权威机构。这种权威不是以行政力量为推动力，而是以市场为逻辑力量。媒介集团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媒介从自由竞争时代走向垄断竞争年代的开始，这个异质的传播时代正在走来。
所谓相对自由竞争阶段是指从1978年到1998年的媒介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媒介呈现出数量多、规模小、形式单一、过多地依赖行政或行业的特点。相对自由竞争时期实际上是一个新闻媒介探询市场、进一步积累力量的过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媒介发展更迭惊人，市场化要求不断变革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形成的粗放性的媒介结构，这是媒介集团生成的大背景。
进入90年代，报业集团被正式命名，垄断竞争曙光初现。垄断竞争是指从1996年报团试点开始到不久到来的21世纪，媒介竞争此时摒弃市场低级状态的粗放性特点，而代之以集中优势媒体，创造更高级的媒体形式――集团形式。报业集团兼并多种报业、大规模地传播信息、集中地获取市场广告份额、盘活资本存量进行多项投资，一方面表现出媒体自身的集中，另一方面表现出大范围的媒体集中度的提高。
（二）从相对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过渡的具体表现
媒介集约化的产生，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大背景和媒介的自身发展互为促动。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1.出现了跨行业的联合。80年代媒介广告的发展，使大批新闻媒介拥有经济实力，实现了媒介的产业化。在此基础上，以报纸为龙头、多种经营为实体的媒介管理形式，使某些媒介开始了跨行业联合，从而形成更大的竞争力，应付激烈的市场竞争。
2.同行业联合开始。由于我国长期以党报为主体，新闻改革促使人们关注党报功能的延伸。于是，多功能报纸依附主报产生，形成了同行业的集中和兼并。如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适应受众市场开办或兼并了其他报刊，分别有《足球报》、《广州文摘报》、《广州英文早报》、《岭南少年报》、《现代育儿报》、《老人报》、《广州商报》、《交通旅游报》、《广州日报电子版》、《新现代画报》，实行了同行业报纸的联合。这些子报无论在报纸风格还是在机制上都较为灵活，更加适应市场。
3.联合为跨地区兼并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讲求的就是流通，其中信息流通是关键。新闻改革打破了新闻媒介传统的条块设置的格局，新闻成为流通的商品，报纸可以跨地区发行销售。比如，《广州日报》目前已经成为一张面向珠江三角洲的报纸，它属下的《足球报》已经面向全国，发行几百万份。虽然，目前报业集团不被允许跨地区兼并，但这对21世纪的报业来说可能是个发展的趋势。
（三）从相对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对现实的影响
报业集团产生的现实影响力就是使媒介从自由走向了集中。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垄断程度提高、集中度提高的现象。
首先，这种集中对媒介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带来了媒体的快速发展，同时，媒介结构的“滥”和“散”现象非常严重。四级报纸、四级广播电视占据了整个媒体生存空间，重复建设现象严重，需要报业集团吸收、兼并小报加以解决；同时，行业报的大量衍生，使得这种结构上的“滥”和“散”问题更为严重。1999年中央决定将部分部委办的报纸撤销或兼并到大型报业集团之中，实际上也是这样一种举措。
其次，报业集团的出现有利于媒介从无序竞争逐步走向有序竞争。媒介结构的“滥”、“散”对媒介市场产生的直接后果是无序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过度竞争、恶性竞争。每年10月份以后，各报都开始“发行大战”，不但专职发行人员，而且上至社长、总编下至编辑、记者都投入这场大战之中。在报社内部订指标，搞奖惩；在报社外部，在是拉关系、送版面、给回扣，有些已到不择手段的地步。而报业集团的出现使受众市场的划分相对比较稳定，有益于建立比较规范的市场竞争。
再次，媒介以其雄厚的实力走向世界，且有效地和国外媒体展开竞争。和国外媒体竞争，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已经展开，而且竞争的激烈度逐年加剧。尽管有识之士不断呼吁要强化国际竞争意识，但新闻媒介并未对此引起重视，因为除了广播，国外新闻媒介无法在中国登陆。但是，这几年，因特网的开通以及中国上网人数的与日俱增，中国媒介参与国际竞争已势在必行。在未来的几年内，有两项新技术将装备到电脑和电视机上，一是机顶盒。美国有个维纳斯计划，中国有个女娲计划，都是争夺机顶盒市场。在电视机的顶上装上一只盒子，可以让因特网上内容在电视机上显示，那么用户可以方便地看到世界各国新闻和各方面内容；二是电视接收卫星电视的终极装置的小型化，它像支钢笔大小，插在电视机上，可以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也就是说，新技术将使国外媒体登陆中国，并和中国媒体展开了争夺中国受众的激烈竞争。
三、媒体运作――从传者为中心走向受者为中心
传者为中心和受者为中心，代表了两种经济体制下的媒介运作方式。计划经济体制下媒介运作方式。计划经济体制下，媒介以传者为中心进行运作；市场经济体制下，媒介则以受者为中心进行运作。随着体制的转轨，从传者为中心向受者为中心的转化势属必然。
随着体制的转轨，传播者和受众的关系发生变化。以传者为中心向受者为中心转化，主要表现在：
（一）传者的角色转化上
传播者的社会角色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年代向市场经济年代的转换，其强制化、权威化的特点逐渐减弱，服务特点逐渐加强。计划经济体制下新闻传播者就是党的“组织者”、“宣传者”，是政府机构的分支，他们的传播活动近似于行政命令，成为整个政治制度的一部分。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新闻传播者开始从“发号施令”者向服务者转化。
（二）受者的角色转化上
作为传播者的对应物，受众是传播学中所称为的“信宿”，即新闻信息的接受者。虽然西方大众传播学理论早就警醒人们不要把受众当作随时会被信息“魔弹”击中的靶心，但这种误会却并不鲜见。在中国，“左”倾错误影响之下的媒体误把单纯的政治宣传当“魔弹”恐怕比比皆是。当时受众的真正意义不是指受众个体，而是指接受订报计划的单位或者被组织读报的群体。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改变了这一状况。由于新闻信息是商品这一观念的确立，受众被认为是新闻信息理所当然的“消费者”，享有知晓新闻信息的权利。
（三）媒介风格的转化上
作为衔接传播者与受众的媒介新闻信息，随着传播者与受众的角色转化，其风格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风格即选择，对新闻信息的不同选择，体现了这种转化的内涵。传统的党报风格是以宣传面孔出现的，因此政治宣传味较浓；而媒介把视角转向受众时，报纸风格则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媒介品种多元化，出现了适应受众不同口味的新闻，尤其是晚报、都市报以及信息类报纸，不仅带给受众有关新闻信息、娱乐、消遣等多方面的需求，而且这些需求反过来刺激了媒介多元化风格的形成。
四、受众兴趣――从雅俗共赏走向雅俗分赏
从雅俗共赏向雅俗分赏的过渡反映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受众兴趣的不同产生了受众分化，受众从大众化向小众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产生了媒体分化，媒体从单一性向多元性过渡。
（一）受众的分化
雅俗共赏向雅俗分赏的过渡，与受众从大众化向小众化的转变亲密相关。大众化和小众化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意指受众进一步的分群现象，从大一统走向小型化。计划经济年代，媒体多为综合性，包括广播电视报纸，都被办成囊括所有内容的综合体，而受众群体则被当成一个没有个人兴趣爱好的普遍的、大众化的受传对象，比如单位。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媒介越来越走向市场，尤其是重视受众市场，所以受众被细化为小型的群体。或者因为职业缘故而青睐一种媒介，或者因为文化层次而被某一媒介包容，或者因为为观点偏向频频参与媒体运作，如参与某一谈话节目等，大群体概念逐渐被小群体概念代替。受众的小众化现象，反映了媒体市场化程度的加深。
（二）媒体的分化
雅俗共赏向雅俗分赏的过渡，还表现在媒体的变化之中。即媒体依据受众分化的走势，从单一性走向多元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受众的兴趣越来越影响媒体的运作。
首先，单一的政党报向党报、大众化报纸并存的格局转化。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变了我国媒体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前苏联模式，过去单一的政党报机构逐渐衍生出多重功能的报纸，综合电台、专业电台、有线、无线、卫星电视相继涌出。综合被专门化代替。
最明显的变化在于出现了高级严肃性媒体与大众化媒体的分化。以报纸为例，一方面是作为党的喉舌和舆论机关的政党报，以刊登严肃新闻著称，硬新闻为主；另一方面，从党报中逐渐分化出大众化报纸如周末报、晚报、都市报等，以受众的通俗需求为卖点，刊登社会新闻、体育新闻、服务需求、休闲生活等通俗内容，以服务性、趣味性、舆论性、人情味取胜。
美国新闻学家杰克•富勒说：“为了生存，每份报纸都必须反映一个特别的读者群，通常情况下就如同手握一面镜子照着某一特别的地方。报纸必须和它的读者共同分享一种感觉，一系列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②因为价值观念、兴趣爱好和职业关心等的不同而产生的受众分化现象，也决定了媒体从传统的巨型走向小型。
五、新闻理念――从新闻学走向大众传播学
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独特的经济力量迅速崛起，使新闻学研究面临了许多崭新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这两门学科的转化、整合，是新闻实践的呼唤，是一个总体的趋势。
（一）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的各自规定性
新闻学是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学科，重点探索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从新闻学的内容看：它可分为理论、历史、业务三部分。大众传播学是传播学的分支学科，以研究大众传播活动为支点，“着重研究大众传播工具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等的关系。”③
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有各自质的规定性，它们之间的差别如下：
1.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的学科背景差异极大。新闻学是在媒介产生并运作之后而开展起来的，尤其是政党报的风行为新闻学的产生奠定了其初始的政治背景。在我国，这种情形尤甚。大众传播学则显示其交叉性、边缘性和多学科性，是受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等影响而逐渐成型于本世纪40年代的。
2.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存在差异，它们划分不同的研究范围。新闻学历来研究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播媒介的新闻、评论两部分，对报纸上的广告和副刊研究较少，对广播、电视的社教、文化娱乐、社会服务等部分涉及更少；大众传播学研究对象广泛，研究内容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电影、杂志、书籍这6大块传送信息的行业，而且包含着这六大块的全部内容。
3.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主攻方向不同，两者的研究各有侧重点。新闻学主要以“新闻”研究为本位，研究媒介在以新闻采集为基础上的内部运行，包括新闻体制，以及媒介的特点、功能、新闻工作的原则、新闻的基本规律等。大众传播学主要以及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即社会对媒介的作用和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尤其把重点放在对“人”即受众的研究上。媒介效果的调查研究即针对受众的态度、行为的影响，是大众传播学研究最主要部分。
4.研究方法存在差异。新闻学以定性研究为主；大众传播学则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更趋向于实证，以量化来说明问题的轻重缓急。
这种性质的规定性决定了这两门学科的各自特点，新闻学较为封闭，大众传播学则更为开放。
与此同时，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又有许多渊源关系，如新闻学研究新闻，而大众传播学主要研究信息；大众传播学研究报纸、广播电视、电影、杂志、书籍，新闻学则研究报纸、广播和电视。所以，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学科背景。
（二）深层的社会原因
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对传统新闻学的一次改革，是对蓬勃发展的新闻实践的一种关照。
我国的新闻事业成长于计划经济的年代。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我国的新闻事业像企业一样，有国家统包统揽，人、财、物由国家统配，其产品――主要是报纸，由国家统销――绝大部分是公费订阅。新闻媒介的运作主要表现为按宣传计划组织稿件，报纸上少见各类信息，新闻媒介单一的宣传功能决定了新闻学的研究取向；主要研究新闻媒介的性质、工作原则（即五性统一）、新闻业务，而受众研究、媒介效果研究以及媒介经营等则被据之门外。
9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新闻媒介的改革。媒介在新闻学眼前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态势。媒介结构从单一的党报走向多元化的报纸结构，媒介功能从唯一的宣传功能走向多元化功能，媒介经营方式也越来越多。但传统新闻学已经不适应发展。它存在着开设课程老，研究方法多为定性，缺少定量，研究范围窄等弊病。理论的力量在于为实践开辟道路，新闻学要为新闻改革开辟道路，它自身就必须进行改革，如果光是运用传统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是不足以应付媒介日新月异的发展的。尤其是面向21世纪，新闻学需要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吸取大众传播学的养分，转化为自身的机能，才能担当为实践引路的艰巨任务。
（三）转化的途径
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是必然趋势，那么，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哪些内容为己所用？
首先，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核心内容受众理论，把它作为学科框架内的重头戏，加以深入研究。受众的角色和地位研究在大众传播学中极受重视，是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五大基本研究领域之一。
由于新闻学一向以宣传为本，它的读者理论虽然强调宣传艺术，但仍然是以媒介为本位，强调自上而下的灌输。单单把着眼点置于媒介为本位的研究上，反而桎梏媒介的发展。
受众对媒介而言即市场，广告价位及数量与受众的数量如影随形，谁拥有最多受众谁就拥有最大的市场份额，媒介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受众理论与媒介发展这种关系，在新闻实践中逐步深化，也为新闻学开辟了一片新的研究领域。
其次，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效果理论。传播效果是大众传播活动的中心，传播学中的效果理论花样繁多，美国传统学派的效果研究，侧重于个人的、短期的、直接的效果；欧洲批判学派则重视从宏观角度对传播者和传播制度的研究。效果研究中的说服性传播、“议程设置”假说、“使用――满足说”、大众传播的研究十分贫乏，然而又十分急需。伴随效果理论而展开的媒介调查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从阅读率、收视率、试听率中量化媒介在市场中的份额比例，从而调整媒介的内容、功能、运作等，便于媒介的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处于大幅度的转型期，媒介发展对新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借鉴大众传播学的优秀成果是新闻学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