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看的一篇文章。觉得很有启发价值，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学生要有创意，最要紧是争取教师指导，而不是跟着舆论骂教育
最近，一位在中国教了近三年MBA课程的美国教授在美国大报写文章，《中国自我封箱》（China’s boxed itself in），说我国的教育让学生思想封闭，缺乏创意。某次，教授让学生做创意项目，发给他们一个餐馆连锁店的例子作参考。结果，六个小组交上来的作业里，五份是做的餐馆连锁店，还有一份是会议宴席服务。没有人做卖汽车的，没有人做卖保险的，没有人做吃饭之外的生意。而这些学生在公司里还都是部门主管，是来进修的有经验的成年人。
我也有类似经验。比如，本人上次的“自由谈”文章，《允文允理，高倡科学》（本报5月8日），纪念C·P·斯诺“两种文化”讲演五十周年。文章强调的是斯诺的一个观点：科学作为一种独特文化，离传统文化较远，需要特意学习。后面举了个反例，比较应景的“文理分科”。结果见到的网络留言和收到的读者来信都是关于“文理分科”的。读者似乎只对他们熟识的话题感兴趣。
虽然同意这位美国教授的观察，但他的药方，似乎有点不对路。他说中国需要更多的人文教授。中国当然需要更多的高水平的人文教授，但在目前的教学环境里，一个学生，如果希望自己的思维比较有创意，照我看，他要做的最重要事情，是争取教师的指导。
我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个感觉：他们在大学里，似乎不是在上学而是在自学，很少听到他们正面讲述与教师的互动。而你读那些文化名人的传记，前辈往往会提到，对他们的成长影响最大的，不是正经课程，而是坐在师长家里喝咖啡时的随意闲聊。
为什么闲聊这么厉害？我自己体会，课堂上的讨论，通常还是有既定框架的；海阔天空闲聊时，教授对你思维漏洞的故意挑剔，却可以非常有效地帮你养成在专业外也迂回细致追寻本质的思维习惯。一旦接近了本质，有点创意并不难。
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低则不可民主。你年轻气盛，问：美国当年那些贫困移民的文化水准，难道很高吗？为什么他们可以实行民主？闲聊时，教授就可能反问：那些美国早期移民或许不识字，但他们都是虔诚教徒，而《新约》教导着一种婉转的说话方式，这是否有利于民主的政治讨论？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谁觉得自己从无罪过，就向这个通奸被抓的女人扔第一块石头吧。结果人都走了。但国人往往不注意的是，《新约》前文说了，根据犹太教律法（和传统习俗），这样的女人该被石头砸死。耶稣并不想执行这一律法，但他也没有公然反对，而是很巧妙地间接阻止了死刑执行。耶稣上十字架前的一段经历，就是罗马政府不断引诱耶稣犯法，而耶稣以精明的外交语言让他们抓不到把柄。这样一种言说技巧，其他民族未必具备。韩国男人和泰国男人都是不善言辞的，你看他们实现民主后，三天两头上街挥拳头。
教授并不是反对民主，但他反对简单类比，他引导你思考文化和政治的关系。
或者，经济危机来了，你很高兴地说：马克思《资本论》销量大增啊，很多人现在认识到马克思的英明了。但一个美国教授很可能反问：教人发财的书，现在也是销量大增，这说明什么？教授大概很尊重马克思，但他不喜欢肤浅推论，他引导你去思考比较深刻的方面，比如，约瑟夫·熊彼特对1930年代大萧条的研究。熊彼特认为，是计算机、互联网这样的新技术带来高利润，然后人人跟风投资新技术，从而带来过剩。萧条只是给经济洗个让它清醒清醒的冷水澡，调整之后，更新的技术还会带来更大的增长。西方报纸现在援引马克思，也援引熊彼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在论战中发展的，要让人相信老马识途，还得证明老熊瞎掰。
古人有个词，叫作“论难”，字典解释为辩论诘难，其实就是像上面两个例子里的教授，故意难为你。韩非子写过《难一》到《难四》；第一位系统总结论难的，大概是三国时期的刘劭。他写了一本《人物志》，专讲如何甄别人才。书中有一章“材理”，就是讨论人才该有怎样的论难水平。刘老先生说：“夫建事立义，莫不须理而定。及其论难，鲜能定之。”那时，善于论难的人很少。而“善难者，务释事本。不善难者，舍本而理末”。学术训练的一大难，就是论难。如果你能从东面的细节入手，通过教师的论难引导，达到统辖四方细节的“事本”（事物的根本），再从西面的细节钻出来，其实就已经是创意了——至少在脑袋封箱的地方是如此。
作者: 吴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