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乙肝歧视，有一位读者留言说，他也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单位的有些做法十分过敏，让人很不愉快”。但是，他认为“不必说得那么让别人难以接受——‘歧视’。也许，抛弃在意识（形态）上的上纲上线，把它降为纯技术的方法，比如普及医学知识、宣传乙肝病毒的常识，可能更富于建设性，更容易和别人沟通。”
受害者要求软化言辞，回避矛盾，而且视之为一种正确的态度和技巧，这是很典型的中国特色。一般而言，受害者或者幻想受害者因为委屈和愤怒，本能地容易反应过激，就像前不久哈佛黑人教授盖茨所做的那样。盖茨教授出门忘了带钥匙，回来撞开自家的门，惊动了警察。白人警察卡罗利来查证件，被他认为是种族主义者，于是怒不可遏，出言不逊，大喊大叫，遭致被拘。很多人都认为，虽然警察使用手铐有些过分，但是盖茨教授也激动过头了。身为长期被歧视的人群黑人中的一员，总统奥巴马也有些情绪化，直骂警察行为愚蠢，招致不少人诟病。这件事情引起争议的关键，是卡罗利警官的行为是否构成歧视值得商榷。
但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在中国的遭遇并非如此，它更像黑人问题专家盖茨教授所研究的那些确定无疑的歧视案例。从1994年到2004年这十年间，由法律和政策明文规定，他们应该被甄别出来，在求学和就业中予以歧视。经过各种抗争，2004年以后的法律条文中有所修正，但是常规的体检项目中，乙肝检查仍赫然在目，社会普遍性的歧视仍然存在。面对这个不争的事实，被歧视者却要求不要使用“歧视”说法，害怕意识形态化以后，别人难以接受，所以降为纯技术的方法最好。
自从“文革”以后，大家都害怕意识形态化，对“上纲上线”有一种恐惧感。但是由于“文革”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反思，只有一些大而化之的结论，很多概念似是而非。比如“上纲上线”，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它指的是进行更深入更彻底的反思，那么几乎所有的哲学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都必然会上纲上线。“文革”中兴妖作怪的并不是“上纲上线”，而是专制权力对于“纲”和“线”的征用，把它变成残害思想的武器。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还只会怪罪“上纲上线”，实在是一桩有待平反的冤假错案。
“上纲上线”的确可能把问题意识形态化，也就是政治化，而这是不被允许的事情。人人都被要求讲政治，等于不准谈论政治。“政治家办报”、“政治家办企业”意味着报人不能自由议政，企业家不能有独立的政治关怀。因此“技术派”流行起来，似乎技术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手段。如果政治不解决问题，那么它还有什么用呢？
乙肝歧视真的是技术问题吗？难道那些政策制定者不知道，几乎所有的医生都相信，乙肝病毒在日常生活中不会传染？难道卫生部不知道，从技术上说，常规体检中列入乙肝项目纯属多余？为什么用人单位都抱着“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的态度呢？事实上，这是一个关于平等和人权的观念问题，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尽管中国宪法中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但是在现实政治中，它还是无可商量地让位于等级观念。对乙肝的政策歧视始于1994年，因为那一年开始招考国家公务员，为了保障官僚阶层的健康，宁可苛严一点，全无平等（不得歧视）和人权（身体隐私权）的观念约束。这跟城市为了看起来干净一点，就粗暴地赶走小摊小贩，是同一个意识形态的产物。
中国有个成语叫“讳疾忌医”，劝人有病别怕说出来。不直接讨论歧视，歧视就无法消除。去年西藏的“3.14”事件，今年新疆的“7.5”事件，背后都有少数民族宣称受到汉人歧视，也有汉人认为受到少数民族政策歧视。到底有没有歧视？如果有，该怎样解决？如果没有，误会是如何产生的？这才是真正建设性的态度，而不是简化为“维持稳定”和“谴责阴谋”的技术性问题。
美国人可能对种族歧视过分敏感，动辄上街叫嚷；但是如果他们从未正视过这个问题，受害者也因为担心对方难以接受不敢说出来，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情况比现在要糟糕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