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8年初，受众多国内外媒体关注的“毒饺子”事件在日本国内引起了食品安全恐慌，不少日本民众对于中国食品更是“唯恐避之不及”。 2008年2月2日起，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对此事进行了集中报道。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发了41篇相关的新闻。当年8月的《读卖新闻》民意调查显示①，认为“可以信赖中国”的日本民众支持率仅有19%。年底，“毒饺子”事件更是成为了08年日本国内十大新闻之首。
“毒饺子”事件已过去1年多了，从目前的新闻报道来看，中方认为此事“系人为个案”，“各环节调查显示在中国境内投放甲胺磷可能性极小”，日方认为“毒饺子”事件是在中国天洋食品加工厂发生，且各说各有理。
日本民众对中国国家印象如何，是与日本媒体报道中国的框架密切相关的。本论文运用框架理论，对《读卖新闻》从2008年2月至今有关“毒饺子”事件的66篇相关报道，从报道体裁，消息来源，报道形式结构等方面进行内容分析。通过这些报道，有助于我们了解日媒如何引导公众舆论，形成一个更为客观、全面的新闻价值观。
关键词：日本；毒饺子；框架理论；内容分析
一、文献综述
（一）框架的概念
框架的概念源自贝特森（Bateson），由高夫曼将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后来再被引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中，成为了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一般来说，框架是认知、阐释、呈现事物的一种架构，经过符号转换与操作的过程，选择、组织了特定内涵，呈现出某种具有核心意义的思想类型，而这些思想类型又反映出特定的社会文化价值。
新闻框架(news frame)就如同框架的字面涵义，所指的是新闻报道所呈现的真实是建构的、有所局限的。新闻框架的存在使事实的全体和背景简单化，容易引导受众只重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些方面。社会真实并不是客观的独立存在，新闻报道是在环境中选择某些素材加以重组而建构社会真实，这一个过程即为框架。因而新闻报道是“框限”部分事实，“选择”部分事实以及主观地“重组”这些事实的过程。
（二）、框架分析的途径
在本论文研究中，我主要是引用梵迪克的新闻言说分析，利用言说分析来寻找新闻框架。
二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如何，往往由它的软实力来体现。新闻传媒就是如此。在此我选择了研究对象是日本的《读卖新闻》。中日关系源远流长，日本《读卖新闻》（以下简称《读卖》）是日本第一大报，具有100多年的办报历史，曾被《世界吉尼斯大全》列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在日本国内具有十分强大的公信力。他的受众主要是普通的日本老百姓，所以他的新闻读起来往往简单通俗，大多数人都能看懂。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我收集与分析新闻文本。
（二）研究方法
本论文使用内容分析法作为研究方法，并参考了台湾传播学者臧国仁对框架层次结构的划分。
内容分析法是被广泛运用于文本分析的一种极具灵活性的定量方法，原为社会科学家借用自然科学的定量分析的科学方法，对历史文献内容进行内容分析而发展起来的。后来，美国的一些传播学研究者，利用这种方法去分析报纸的内容，了解信息发展的倾向，随后，内容分析渐渐扩大到对各类语文传播，如报纸、电视、电影、广播、杂志、书刊、信件、演讲、传单、日记、谈话等等的分析，以及对各类非语文传播，如音乐、手势、姿势、地图、艺术作品等的分析，成为传播学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②。
臧国仁曾经将框架划分为的高层次结构，框架的中层次结构以及框架的低层次结构。框架的高层次结构。高层次的意义经常以一些特定的形式出现，如标题，直接引语。框架的中层次结构为新闻话语分析，框架的低层次结构是指框架通过关键词和基调表现。③本论文主要对《读卖》对于“毒饺子”事件的报道框架的中层次结构进行分析。
本论文的研究架构有以下四部分组成: 报道概况；报道体裁；消息来源；报道的形式结构。通过这四部分的分析，来体现《读卖》对于“毒饺子”事件的新闻框架建构。
三、样本选取与类目建构
（一）样本选取
通过国家图书馆的Access World News(世界各国报纸全文库)，我选择了“China dumpling”，“Chinese dumpling”，“China gyoza(日文饺子的意思)”，“Chinese gyoza”这四组关键词进行了搜索，共搜得有关于“毒饺子”事件的新闻文本108篇。在经过筛选之后，得有效新闻文本66篇，占相关文本总量的61.1%。
有效新闻文本指“毒饺子”事件在新闻中占主要内容，包括因为事件日本政府的反应和采取的相关行动。
（二）类目建构
本文中，类目建构的目的是为了建构《读卖》新闻报道的形式结构。
台湾学者臧国仁1994年在用“框架分析法”来分析报纸内容时提出新闻报道形式结构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变量。新闻报道的形式结构又叫新闻基模，是探讨报纸内容的结构性意义④。荷兰传播学者梵·迪克针对新闻报道，指出一则新闻报道的形式结构包括摘要和故事两大部分。摘要包括标题与导言，故事包括本事和评论，本事和评论之下再分为情节、
背景、语文反应、期望、评估等细项（本研究称为变项）。若以其特定的新闻事件中所有新闻报道来说，每一则新闻的主旨亦可进一步成为该新闻事件中某一个基模变项。本文把“毒饺子“事件的新闻话语结构归为以下七个分析单位：
1、主要事件：由角色与行动组成，是新闻事件的主要内容。
2、事件结果：由主要事件引起的非言语后果，包括主要事件的结果或当事人对主要事件的反应以及采取的行动。
3、景况：对于事件情节状况的描述。
4、先前事件：距离主要事件较近而与主要事件有间接关系的背景。
5、历史：发生在主要事件以前一段事件内的时间或因素，与主要事件有因果关系，但距主要事件较长，往往达数个月或者数年之久。
6、口语反应：其它各方对主要事件的言语反应，包括对该事件的评论，预测和评估。重点在于口语部分，例如某某说，某某表示。
7、评估预测：记者本人或媒体组织对主要事件的评价，或者对主要事件未来发展的判断。
四、框架分析
在对66篇文章进行了统计分析之后，下面将从四个方面对《读卖》有关“毒饺子”事件报道的新闻框架进行分析。
（一）报道概况
1．报道数量
2008年1月30日下午，日本厚生省通过我国驻日使馆向国家质检总局通报。日本发生了消费者因食用中国出口速冻饺子而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由此，日本媒体开始了对此事的大规模报道。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读卖》是从2008年2月2日开始进行集中报道的。下图是《读卖》从2008年2月——2009年1月有关“毒饺子”事件的报道数量变化图。
可以看到，从2008年2月以来，对于“毒饺子”事件，《读卖》始终保持一定程度的关注。在2008年末的一篇新闻报道中，《读卖》把“毒饺子”事件列为了“2008年国内十大新闻”之首⑤。
2.报道阶段
在对66篇新闻文本进行了内容归纳之后，我把整个报道时期分为2个阶段。
（1）第一阶段（2008年2月——2008年5月）
第一阶段从“毒饺子”事件爆发到胡锦涛访日，重申“两国继续加强合作，尽快彻底查明事件”， 共48篇报道，占总量的72.7%。主要内容有三部分：一、警方对被污染饺子的跟踪调查，多次强调“此事不可能在日本国内发生”，对被污染饺子从生产到出售的相关信息数据进行了全面的刊登；二、日本政府对于“毒饺子”事件的反应，包括准备成立新的政府机构，集中处理消费者事务，通过一系列保证食品安全的措施方案等等；三、对中国官方发言与态度的质疑以及对中国警方所谓的“不配合”的不满。
（2）第二阶段（2008年7月——2009年1月）
第二阶段的主体事件是对2008年6月“毒饺子” “重现江湖”的报道——6月中旬，中国唐山钢铁公司的4名职工，因食用天洋食品厂在国内召回的饺子而中毒。《读卖》对于此事件的报道有9篇，占其阶段总量的50%。另外，《读卖》对于2008年10月12日，日本一妇女因食用从中国进口的青刀豆而感身体不适这一事件有2篇相关报道。
从以上的两大阶段，我们可以概括出《读卖》对于“毒饺子”事件的一个基本态度:各种事件（从07年底到08年8月）和调查（日本单方面的，有许多没有与中国达成共识）表明，饺子在日本被污染的可能性极小（即在中国的可能性极大），中国方面对此事持消极态度（主要是针对中国公安部）。
《读卖》在报道事实（是主观事实还是客观真相，仍需进一步探索）的同时，通过减少对本国批评和加大对中国食品质量问题的报道力度，尽可能地消弭日本政府在此事件的责任。结合目前掌握的中国国内相关新闻资料（《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报纸）来进行对比分析，《读卖》的这种报道态度与日本的国家利益密不可分。这是《读卖》运用本位框架的体现——本位框架是指《读卖》在报道事件时偏重日本国家利益，强调本国主义。
（二）报道体裁
报道体裁，也即新闻的表现方式，一方面取决于新闻的主体内容，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报纸自身的定位。在此，我把《读卖》的相关报道分为新闻、深度报道、评论（社论）三大类型。
1.消息
消息是最广泛、最经常采用的新闻基本体裁，它以简要的语言文字迅速传播新闻事实⑥。消息是《读卖》在报道“毒饺子”事件时采用最多的新闻体裁，有47篇，占总报道量的71.2%。消息的篇幅主要集中在100——500字之间，最少的是2008年2月8日的报道《Fresh gyoza replacing frozen》，算上标题仅有47字，说的是日本国产饺子开始畅销。最多的是2008年10月16日的报道《Tainted Chinese beans spark concern》，有630字，以青刀豆一例向中国的冷冻食品质量提出质疑。
《读卖》在使用这一体裁传递新闻信息时，标题往往会体现文章概要。如2008年2月5日的《Poison found in gyoza in Hirakata》，2008年2月6日的《New pesticide type found in gyoza》等等。从这些消息来看，《读卖》一开始就运用本位框架为“毒饺子”事件设置了议程，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丑闻”（scandal）。在中日两方的检查结果还未统一的情况下，《读卖》在2008年2月6日发表新闻，认为饺子是在中国被污染的，理由正如标题所言：“Tests suggest gyoza contaminated in China” 。通观这种说法，一方面在新闻内容中缺乏令人信服的消息来源，另一方面，推测过于主观武断，给日本受众造成“中国惹的祸”的假象。对于一家大报而言，显然有失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另外，消息中不断出现因食用被污染饺子而中毒的人数，以及每日上升的疑似病例数，对于“毒饺子”事件的发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深度报道
深度报道共有11篇，有7篇是在2008年2月写的。其中又有3篇写于2008年2月2日，篇幅基本在700字以上。
在深度报道中，《读卖》的角度是多方面的，涉及到中日两国的官方，厂方，以及两国的媒体与民众。不仅对中国的出口食品（注意，不仅仅是冷冻食品了）提出质疑，也对日本厂方，政府的应急反应表示了不满。表面上看似乎是“各打五十大板”，但从整个深度报道的过程来看，《读卖》对于中国始终是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认为中方“在合作调查毒饺子事件上缺乏诚意，似乎是在有意阻拦”⑦。而对于日本政府，则是“小骂大帮忙”，在2008年2月2日的2篇深度报道中提出批评之后，就没有再见到类似的指责。相反，在后文中只要一提到“毒饺子”事件的调查进展，总是会以中方的懈怠，不认真来反衬日方的严谨，求实。这实际上也是《读卖》运用本位框架的一种体现。
除了报道角度，《读卖》的深度报道在数字运用上也下了不少功夫。适当的数字运用可以加深受众对新闻事件的印象。首先，从被污染饺子的生产过程开始，到饺子的包装，在日本的分配与发送以及在零售店的售卖情况，《读卖》用大量的数字来串接新闻过程。
如2月2日的深度报道⑧：（摘了其中四段）
(1)The Coop Tezukuri Gyoza, in packs of 40, left the factory on Oct. 23 and
transported from Tianjing Port on Oct. 29, arriving at Yokohama Port on
Nov. 5.
(2)Tianyang Food Processing made 11,472 packs of the Chuka de Hitokuchi Gyoza
on Oct. 1.
(3)On Oct. 20, 11,664 packs were manufactured. Of these, 6,816 packs were
Co-op Tezukuri Gyoza, two of which were eaten by the two families in
Chiba Prefecture,while 4,848 were Chuka de Hitokuchi Gyoza.
(4)Those manufactured on Oct. 20 were also transported via the same route as
those produced Oct. 1.
3.评论（社论）
新闻评论是媒体的灵魂与旗帜，是反映编辑部立场与主张，反映和影响社会舆论，帮助受众开辟认识真理道路的有效载体。是新闻媒介反映与引导舆论的两种基本手段之一（另一种是新闻报道）。
《读卖》有关“毒饺子”事件的“editorial”（社论）不多，只有8篇。主要的一个观点是：中日政府应该加强沟通与合作，早日得出“毒饺子”事件的调查结果，使日本消费者重塑对中国食品的信任。在文章的内容方面，与深度报道对于中国的报道差不多，但往往会夸大“毒饺子”事件的影响，给中国强行抹上不光彩的一笔。如《读卖》在奥运开幕式前一天发表的一篇社论中指出：“The gyoza problem has worried Japanese consumers and the impact on the
domestic frozen food industry has been immeasurable. The image of
Chinese foods has been tarnished the world over.”(饺子问题不仅困扰着日本消费者，而且对本土冷冻食品业有着无法估量的冲击和影响。在世界上，中国食品的形象已经被玷污了。)像这样带着个人感情来评价“毒饺子”事件，表述以偏概全，是《读卖》本位框架的一种重要体现。
（三）消息来源
消息来源指新闻中所引述的机构或人物，是新闻事实或内容的提供者。消息来源的选择，往往可以体现出媒体报道的基本态度和政治倾向。
通过对文本的阅读，消息来源基本可以分为以下18个大类。（见下表。注：因日本各都道县府警方的话语观点是《读卖》常用作于标题的，且常作为新闻的主要观点，故在此单列出。中国警方包括在中国官方中，在此不另外列出。另外，统一消息来源如在文中多次出现，在此只记一条。）
从上表我们可以发现，《读卖》除了“没有说明的消息来源”和“国际组织”之外，日本国内的消息来源占了65.4%，中国的消息来源只有21.1%。这里的倾向性就比较明显了。《读卖》广泛、大量地采用来自国内的信源。不论是日本官方，警方还是学者专家，民间组织，他们的一个共同逻辑就是：实验表明，饺子不可能是在日本境内被投毒污染的——那只可能是在中国。随之给日本民众的印象就是，中国饺子在中国被污染了，尽管在文章中没有公然提出。然而，所谓的“实验”，只是日本单方面的操作判断。如果采用来自中国官方的信源，那往往是与国内信源意见相反的，或者是在采用信源后对此进行质疑和实例反击。对于一些来自中国民间的声音，《读卖》的选择多以有关天洋食品厂工人去留问题为主。
“没有说明的消息来源”在文章中具体表现为：“据读卖新闻了解……”或者“据有关人士（the source）透露”。 16条“没有说明的消息来源”中，有14条是来自日本国内的。且 “有关人士透露”的都是重大新闻。在这里我们可以对此作出两种解读：一、《读卖》为保护消息来源，特意隐去了信源的个人身份；二、《读卖》为制作有影响的新闻，以“有关人士”为掩护，发表看似有凭有据，实则不负责任的新闻。从这些文章的内容和结构来看，这两种可能都是存在的。
从消息来源的选择和编排上，我们可以看出，《读卖》在“毒饺子”事件上具有较强的倾向性，偏重日本国内的报道。对于中方的调查和努力，往往是轻描淡写甚至误读。2008年3月1日，中央一台的《每周质量报告》报道了“毒饺子”事件中的中日双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媒体在报道一些事实时存在失实的情况。
（四）报道形式结构
从分析表中可以看出，“主要事件”报道形式结构中占了不小的比重。“日本千叶县与兵库县共10人,在2007年底到2008年初因食用中国天洋食品厂生产的饺子而中毒”这一事实，作为主要事件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不断被提及（在文本中被提及超过30次）。2008年6月中旬发生在中国的钢铁厂工人饺子中毒事件被作为第二阶段的主要事件出现于《读卖》每日的相关报道之中。这种在新闻过程中对新闻事件的持续重复报道是《读卖》坚固其对于“毒饺子”事件的报道框架的重要手段，是《读卖》“本位框架”的直接体现。
“事件结果”和”口语反应”在报道形式结构中比重过半。实际上再往深层想想，“事件结果”与“口语反应”是一脉相承的。“口语反应”可以理解为事件结果的一个“衍生品”，不同之处在于“口语反应”是经过记者、编辑选择，编排的。说白了就是“主观的客观报道”。“事件结果”与“口语反应”在消息、深度报道与评论三种报道体裁中均得以广泛的运用。
“事件结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中日双方对于“毒饺子”事件的调查，其中又以报道日方的调查为主导；二是中日政府对于“毒饺子”事件的应急措施与行动，其中也以报道日本政府的迅速、全面、深入为主导。“口语反应”广泛采用来自各方面的言论，英美大报的“客观报道”、“平衡报道”有类似之处，但《读卖》的“口语反应”更偏向于采用日本国内各方面的言论，这在“消息来源”中已有过分析，此处不多展开了。
“景况”多在消息中出现，以描述日本警方如何发现饺子内外包装上的甲胺磷（有机磷杀虫剂）、饺子外包装上的敌敌畏——最常用的手法是“用数字说话”。
“先前事件”和“历史”多在深度报道被运用，在这要说一下日本烟草公司（JT）以及它的子公司JT食品（JTF）。《读卖》在文章中报道了JTF在07年4月起就收到了有关于食问题的11宗投诉⑨，但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读卖》在深度报道和评论中不止一次批评了JT公司在这方面的处理情况。
“预测”和“评估”是评论的主要结构，对于“毒饺子”事件，《读卖》社论从一开始就把它上升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以偏概全，对它的评价与预测有不少夸张的成分。
五、框架总结
对《读卖》有关“毒饺子”事件报道的框架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读卖》对此事件报道的新闻框架。本位框架是贯穿于《读卖》66篇新闻报道始终的一个基本框架。本位框架是指《读卖》在报道事件时偏重日本国家利益，强调本国主义。在这个基本框架之上，《读卖》又运用细节框架和信源框架对本位框架进行填充。在这样的一个新闻框架的架构体系之下，《读卖》对“毒饺子”事件的报道呈现出一种政治倾向性，使得客观事实的天平偏向日本一方。
从《读卖》的报道类型、消息来源、形式结构来看，其基准还是日本国家利益。就算是批评，也是“小骂大帮忙”。对于“毒饺子”事件，《读卖》的一个基本论调是：中国饺子使日本民众中毒，中国应该负责。当然，如果仅仅是这么想，也是常理之中。问题是《读卖》在新闻报道的具体过程中，不断运用日本警方的推测，来说明饺子被污染的情况只可能出现在中国。在没有充分调查与充足证据的情况下，《读卖》的这种引证是缺乏说服力的。其结果是引导日本民众认为，“毒”饺子是由中方无意或有意造成的，日本是纯粹的受害者。对于中国而言，《读卖》的这种政治倾向性无疑是有伤两国感情的。下面将分别论述细节框架与信源框架。
（一）细节框架
在《读卖》的一系列相关报道之中，对于细节的把握，如详细描述饺子生产车间的状况，顾客购买“毒饺子”时的情形等，十分常见。与《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中对人物，场景的物理状态进行细节描写不同，《读卖》主用运用了数字——如生产，运送日期，中毒人数，疑似病例人数等，来表现这些细节。
数字运用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
1.被污染饺子的具体生产，包装信息，在日本的发送路线。
2.因食用被污染饺子而中毒的人数，以及每日的疑似病例（主要集中于2月）。
3．警方实验所得一些重要数据，如有机磷杀虫剂，敌敌畏的浓度，被检测饺子的数量、发生地等等。
4.从07年——08年底，相关的饺子中毒事件的“5W”。
5.民意调查结果。
通过对饺子生产、包装的日期，检测数据等一系列数字的运用，《读卖》向受众展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事件逻辑发展过程，同时也加强了其所谓的客观可信度。
细节框架贯穿于《读卖》相关报道的始终，为受众具体形象地了解“毒饺子”事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说，《读卖》的报道详细，具体，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但《读卖》把细节框架与本位框架的结合运用，使得这些细节的原来意义赋予了新的新闻话语。通过一定的选择和编排，使得受众在解读新闻文本的时候，产生与细节本身不相关的新闻意义。换言之，新闻的具体真实在累积之后，并非与应有的总体真实相符合，而是产生了《读卖》的主观真实。这种主观真实在绝大多数受众认为，就是客观真实。
（二）信源框架
这在第四章“框架分析”中已有所说明。在新闻框架化过程中，媒体通过消息来源的选择与组织来形成特殊的框架，由此建构不同的新闻价值。⑩
日本官方、日本警方以及没有明确说明的消息来源是《读卖》在相关报道中采用最多的三种信源，占近50%的比重。许多新闻读下来，听不到来自中国的声音，就算有，也显得没有分量，往往起到反衬的作用。作为日本受众，接受到这样的信源，自然会相信日本在整个事件中没有过错，而且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调查真相。
总的来说，本位框架是细节与信源框架的基础，而细节与信源框架又丰富了本位框架的表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读卖》的这三种报道框架将导致的报道效果。由于时间，空间以及物力的有限，本人没有以调查问卷来调查日本民众对于《读卖》对于“毒饺子”事件相关报道的看法。但有一点毫无疑问，这样的报道框架，已经给日本受众，带上了一副放大镜。这副放大镜，使得他们在看待中国食品问题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
80年代后期成长起来的日本新闻工作者多数受西方新闻学的教育，对新闻价值的认识往往是重视负面新闻，受欧美媒体论调的影响较深，这些特点也表现在他们对媒体报道框架的选择上。⑾从《读卖》立场来看“毒饺子”事件，这就是中国的一个负面新闻。不仅新闻内容负面，其影响也是负面的。当然，这里的“负面”是经《读卖》报道后所归纳得出。
就中日关系而言，大众传媒中的新闻报道逐渐成为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中日国内各自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关于特定事件的报道框架和主要议题可以在本国公众中形成强大的舆论影响力，从而对中日关系形成或“雪中送炭”或“雪上加霜”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对于日本《读卖新闻》有关“毒饺子”事件报道框架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公众对邻国的舆论形成和民意风向。⑿
六、思考
“毒饺子”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但中日双方对于此事至今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中方认为此事属“人为个案”，而且“在中国境内人为投毒的可能性极小”；而日方在2008年8月“曝光”了6月中旬，中国唐山钢铁公司职工，因食用天洋食品厂在国内召回的饺子而中毒的事件，认为此事是2008年1月初的“毒饺子”事件的延续（此事在中国国内鲜见新闻报道）。
在讨论研究《读卖》对华报道新闻框架的同时，我也不断地在思考，我国媒体“毒饺子”事件上，是否存在少报，瞒报，故意不报的现象？《读卖》的新闻报道中，有一些是中国媒体不曾报道和提及的。所谓“空穴来风”，个人觉得这些没有被中国媒体提及的信息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如6月中旬的饺子中毒事件，据《读卖》消息⒀称，“2008年7月7日晚上，中国外交部相关人向北京日本大使馆透露了这一消息，并请求日方不要公布。”（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food poisoning in China was conveyed to the
Japanese Embassy in Beijing late at night on July 7
coupled with a request from China not to publicize the
information）《读卖》最早在2008年8月7日公布了这一消息。但是在国内的同一时期，却没有任何相关报道，之后中国国内也只有一个由参考消息爱好者主办的“非官方”的参考消息网（
http://ckxx.org.cn/）报道了相关情况。中国对此是表示默认，还是不屑回复？在此我们并不知道。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进程，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越来越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国家。如何做到公共危机事件处理的透明化，如何使国内媒体更具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已经摆上议程，成为对外宣传与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日本《读卖新闻》有关“毒饺子”事件报道的框架分析仅仅是从截取了日本媒体对华报道一个侧面，从中我们看到了《读卖》对于中国食品安全的认知。无论报道是否属实，这是折射我国对外形象的一面镜子，我们从这面镜子中看到了在国内看不到的自己。
从中日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来考虑，两国媒体从现在开始，都应立足于查明事件真相，通力合作，慎重报道此事件，早日给中日受害者，广大中日民众一个说法。这不仅仅是《读卖》社论的主要论调，也是所有中日民众的希望。
注释：
①《读卖新闻》2008年8月4日：《Only 36% say China relations good / But 67% of Chinese judge links as
positive》
②康怡：《大陆和台湾媒体新闻报道的框架建构——以两岸新闻报道为例》，中国知网优秀硕士论文库，第11页。
③肖洒：《境外中文媒体对中国危机事件的报道研究》，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4917，访问于2009年4月28日。
④康怡：《大陆和台湾媒体新闻报道的框架建构——以两岸新闻报道为例》，中国知网优秀硕士论文库，第15页。
⑤《读卖新闻》2008年12月27日：《2008 TOP 10 NEWS STORIES / Obama election, tainted food dominate news》
⑥
http://baike.baidu.com/view/89742.htm#1，访问于2009年5月13日。
⑦《读卖新闻》2008年3月1日：《China gyoza remarks cause stir / Ministry’s statement likely to hinder
coordination over investigation》
⑧《读卖新闻》2008年2月2日： 《Gyoza boxed soon after production / Pesticide unlikely to have been
introduced during shipping stage》
⑨《读卖新闻》2008年2月7日：《JT Foods fielded 11 complaints》
⑩康怡：《大陆和台湾媒体新闻报道的框架建构——以两岸新闻报道为例》，中国知网优秀硕士论文库，第17页。
⑾张宁：《论日本媒体对中报道框架的形成与变迁》，《全球传媒报告[Ⅱ]》，2005年，第117页。
⑿阮蓓茜：《中日相互报道与两国形象研究》，中国知网优秀硕士论文库，第37页。
⒀《读卖新闻》2008年8月13日：《Govt knew of China gyoza case on July 7》
（作者：吕晓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