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翻看以前的《读库》，发现了这篇文章，当时忽略过了，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人、一份报纸和一个时代
梁由之
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树立起报人模范。
——周恩来挽张季鸾
报人模范
张炽章，字季鸾，后以字行。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父张楚林，少年时期蒙受总兵刘原基、知府蔡北槐赏识，弃武从文，考中进士，以知县分发山东。为报答知遇之恩，张楚林在家中设立刘、蔡二人牌位，令子孙后代不绝祭祀。这种知恩图报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张季鸾，他后来曾自述其基本人生观为：“报恩主义：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
张季鸾十三岁时不幸丧父。历尽千辛万苦，与母亲扶柩回到故乡榆林。母亲王氏是一位善良、坚强、有主见的女性，她一人独立承担起艰难的家计，令张季鸾外出游学，先后在榆阳书院、宏道学堂就学，历受名师指导点拨，成绩优异，打下深厚扎实的古文和史地基础。1904年，张季鸾到省会西安应试，深受学台（教育厅长）沈卫器重，并与其侄沈钧儒及于右任等订交。若干年后，张、沈、于等都成为民国名人。
1905年，经沈卫保举，选中官费留学日本。因办理母丧及学习日语，次年才得以成行。先人经纬学堂补习日语，不久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经济学。业余主编陕籍留学生出版的《夏声》杂志，鼓吹革命。同时经常为国内报纸寄稿。
虽然思想激进，朋友亦多为同盟会人，且不乏要员，但张季鸾已经决心要走“新闻救国”、“言论报国”的道路。他一直主张新闻工作者要超然于党派之外，才能保持客观公正，所以，他始终没有加入同盟会，以后也从未参加任何党派。
张在日本留学五年，好学深思，对日本的历史、政治、思想、文化，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的变化，以及社会思潮、风俗人情，都作了认真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他的日文水平也相当高，当时日本学者评价说：中国留学生中，日文写得流畅清丽的，首推张炽章（季鸾）的论文和戴天仇（季陶）的书信、小品。1911年春，学成归国，应于右任之邀，出任辛亥革命前后很有影响的报纸上海《民立报》编辑，正式开始报人生涯。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张季鸾及时向《民立报》拍发新闻电，报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和大总统就职情况。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拍发的新闻专电。
此后十余年，辗转京、沪办报，历任多家报社总编辑，直声、文名天下皆知。但当时政治黑暗，经济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新闻行业的外在环境甚为恶劣。以张季鸾之大才，一腔热血，仍无充分施展身手的舞台，其间还曾两度从政、两番入狱。
两番入狱就不去细说了，无非是坚持报人的情操和良知，揭露了反动政府和无耻政客的疮疤，这分别是袁世凯和段祺瑞时期的事。
两度从政，一是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由于右任推荐，出任总统府秘书，参与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后随孙中山去职，为期很短。另一次是在1925年，经由时任河南军务督办的同乡好友胡景翼推荐，获任为陇海铁路会办，这是当时数得上的肥缺。结果，他上任不到一个月，就拂袖而去，扬言：“不干这劳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诚如于右任后来作诗追念所云：“发愿终身作记者，春风吹动耐寒枝”。他随后去了天津，一时无固定工作，凭稿费维持生活，做了一段时间的“自由撰稿人”。
1926年春，天津《大公报》停刊。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这三位都曾留学东瀛的老友风云际会，情投意合，决定接办下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确定由吴出资五万元，改组为新记《大公报》，于9月1日复刊。吴鼎昌任社长，只负责采购白报纸，不过问具体社务。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持编辑、言论工作。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总揽经营及人事大权。报社大政方针，三人商而后行；有分歧时，少数服从多数；各各不同时，以张先生意见为准。为保持独立性，拒绝接受外股投资，打算情况最坏也不过将五万元钱赔光了事，为此明确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三位先生各擅胜场，他们合作的决心、诚意、效率和成就令后人惊叹和惭愧。
当时国内形势也正在发生变化，因民革命军已经出师北伐。
正是由于主客观各方面条件的契合，才成就了百年中国最成功的报纸：新记《大公报》；以及它的灵魂——最杰出的报人张季鸾。
很快，《大公报》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一纸风行，朝野侧目。它在经营方面也十分出色，利润丰厚，而且人才辈出，令同行羡慕不已。
巨大的荣誉和成功就这样不期而至。
中原大战鹿死谁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面抗战局面形成``````张季鸾和他的《大公报》都发挥了巨大的、人所不及的作用。
可惜张先生没能亲眼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因病在重庆逝世。病重期间，蒋介石曾亲往医院探望，后蒋氏唁电有“握手犹温”之句。
陪都新闻界和各界人士为张季鸾隆重举行了追悼会。国共两党领袖蒋、毛诸公同声哀悼。蒋介石、周恩来都亲自参加公祭并致送挽联。
蒋的挽联是：
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
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
周恩来、邓颖超联名赠送的挽联写道：
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
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矢次，消磨了国士精神。
张季鸾逝世后，全国新闻办首倡公葬于陪都重庆。由于张的家属和陕西省各界以归葬故乡为请，经过公议改在西安近郊长安县竹园村安葬。1942年9月，陕西各界隆重举行公祭大会，西安全市下半旗致哀，蒋介石再次亲临致祭。我实在想不起来这个独裁者还曾对何人如此念念不忘，一往情深。
1944年11月，张季鸾唯一的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由其平生挚友胡政之主编出版。当时正值抗战最困难时期，书出得比较简陋。1988年张先生百年冥寿之际，台湾方面出了精美的新版。
文革期间，张先生陵墓被红卫兵捣毁。
就本人所知，在出版物汗牛充栋的眼下，尚未见任何一家大陆出版社出版过一代报人哪怕是一本薄薄的文选。好在季鸾先生生性豁达，不像当代才子那般自恋，不会计较这些。他曾对及门弟子徐铸成说：我们的文章上午见报，大家看了；下午就拿去包花生米啦。言之坦然，毫无不快。
但我不知道：后人、历史，将会如何评说？
张季鸾自1911年参加《民立报》工作，到1941年逝世，度过了整整三十年的记者、报人生涯。起初历经坎坷，备尝艰辛。1926年主持新记《大公报》笔政后，如鱼得水，龙飞九天，十五年间，意气风发，驰骋报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朝野一致景仰，声名远播海外。其影响之大，享誉之高，不惟国内罕有其匹，就是在欧美新闻人中，也不多见。
张季鸾是蒋介石以目中的首席“国士”、“宾师”，极蒙礼遇敬重。蒋誉张为“一代论宗”。两人之间的恩怨情仇饶有意味，颇值一说，且留待日后细叙。
周恩来才能之大、眼界之高，以及他与蒋的分离遇合，大家都很清楚，无待烦言。但张季鸾却又是周推许仰慕的“文坛巨擘，报界宗师”、“报人模范”，并引起各界广泛共鸣，这就很不寻常了。下面，梁某尝试从三个方面入手，对季鸾先生何以能够在为数不少的民国优秀报人中出类拔萃，成为众望所归的报人模范、一代论宗，作一点初步分析。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1926年9月1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驾马车”合力而为的新记《大公报》横空出世。张亲撰社评《本社同仁之志趣》，明确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辅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开宗明义，即强调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力图保持报纸的独立、客观和公正。大致可以说，《大公报》坚守了这一宗旨，并做得相当出色。它的成功，决非偶然。
张季鸾作为一名抱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浓厚自由民主思想的报人兼政论家，其政治立场和倾向十分鲜明，对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新闻制度，进行过坚持不懈的英勇斗争。他先后在《大公报》发表过《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关于言论自由》、《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等多篇社评，大声疾呼统治当局新闻检查机构对于各界言论和新闻舆论，应“力采宽大主义”，“充分尊重人们权利之精神行之”，“凡批评政局政策及官吏行动者，除非其主张有阴谋反动之嫌，概不禁止”，主张实行尽量允许自由发表言论的政策，“若当局持吹毛求疵之态度，则中国永无言论自由可言矣。”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4月29日，张季鸾写出社评《党祸》，抨击蒋介石杀戮青年、残害进步。社评说：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蒋介石曾表示过服从，现在却翻云覆雨，大开杀戒，实属口是心非下流丑恶的两面行为。张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表示“极端抗议”！
同年12月2日，也就是蒋介石宋美龄新婚次日，张季鸾写了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抓住蒋本人关于“婚姻与革命”的文章和言论方面的矛盾与破绽，斥蒋“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累累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徇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点”等等，还骂蒋“不学无术，为人之祸”。文章纵横捭阖，冷嘲热讽，逻辑谨严，文采出众，可谓珠圆玉润而又痛快淋漓，是一篇很出色的文字。蒋对张“久仰久仰”，但很可能正是此文彻底征服了他，使其放下架子，主动与张缔交。
1930年，张季鸾派曹谷冰去苏联采访新俄，并作了一系列实事求是、有褒有贬的客观报道和评论。当时正值国内反苏反共高潮。
1930年代前期，《大公报》抓住发展契机，拓展报馆，增购新型设备，扩充员工，改进版面，不失时机做大做强。
1930年元旦，《大公报》在要闻版显著位置刊登《本报特别启事》说：“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位先生如下（以姓氏笔画多寡为序）：一、丁文讲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1月7日，胡适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作为首篇“星期论文”在《大公报》发表。从此，《大公报》社评由浅近文言文改用白话文，更易为学生和大众所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影响的扩大，“星期论文”的作者队伍不断壮大。从1934年1月到1949年6月，作者达二百多人，发文计七百五十余篇。
“星期论文”是《大公报》的独门创意，延绵不绝达十五年之久。作者阵容异常强大，多为专家学者、教授名流、军政显要。内容涉及面的宽度和深度非比寻常，影响巨大，为加强报纸与社会各界的广泛联系，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以敦促政府实行言论开放和新闻自由，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34年，《大公报》的子报《国闻周报》曾连载“赤区土地问题”专栏，肯定苏区有一整套社会制度，值得认真思考、研究，决不是什么“土匪”、“流寇”。
1935年11月起，《大公报》开始连载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首次向全国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的事迹。国民政府对此极为不满。
1936年西安事变，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对国共两党的起落兴衰都具有决定性影响。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张季鸾和《大公报》发挥了举足轻重而一直为人所忽略的作用。
中日关系是当时的重大问题。张、胡、吴三位先生都是留日学生，通晓日本政情，与日本朝野人士多有接触联系，对之研究有素。他们的观点和主张迥异时流，但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张季鸾大量的时事性社评中，有关中日关系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1928年，北伐军到达山东时，日本一手制造了济南五"三惨案。《大公报》对此有所预感，事前曾经发表警惕性言论。事件发生后，及时对日本提出了强烈抗议，但在具体主张上却提倡隐忍持重的态度。
对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也是如此。事变前夕，张季鸾凭借他对日本问题的深入研究与了解，已清楚觉察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及其巨大危险性。在7月 12日发表的《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一文中，他忧心忡忡地指出：“日本一切能自造，而中国一切赖舶来；日本且叹‘不景气’，中日前途更是何等结果？此吾人所大感危惧者一也！”事变发生后，他在11月22日撰发著名社评《国家真到危重关头》，对事变后两个月来国内外局势进行了全国、透彻的分析，并提醒政府和国人：“盖日阀行动，证明其志在灭中国，不止在并（东）三省，其行动之范围，常以国际形势所许之最大限度为限度，而求以最小牺牲，得最大效果 ``````中国至此，已非国耻问题，而真为存亡问题。”但他并不主张意气用事，认为应先行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和建设，凝聚国力，不能轻易“一战”。报纸因而遭到社会上一些人的唾骂，报馆还被人投了炸弹，张季鸾本人也收到过一个炸弹邮包。但张季鸾和《大公报》坚持已见，不为所动。张、胡相商，决定“宁牺牲报纸销路，也不向社会空气低头”。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方大局急转直下。7月27日，日军大举进北平；次日晚，进攻天津。29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季鸾撰写的社评《艰苦牺牲的起点》，认为事情的性质和时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力主坚决抵抗，全面抗战。这种立场对全国的舆论和人心、对国民政府的决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直至抗战胜利，《大公报》都是我国新闻舆论界的一面旗帜，执国内言论之牛耳，朝野关心，中外瞩目。
腾龙跃虎，游刃有余
1938年在汉口，周恩来就曾对《大公报》名记徐盈等人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悠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跃虎，游刃有余。”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除开党报党刊不算，读得最多、最用心的报纸，就是《大公报》。直到1958年，毛还这样教导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做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至于蒋介石对张先生的敬服不暇，上文已有涉及。
那么，张季鸾究竟是怎样当他的总编辑的呢？居然令曾经沧海的国共两党最高领袖不约而同加以推重，甚至经久不忘？
张季鸾身材不高，夏天常穿一件丝绸长衫，潇洒从容。人较瘦弱，但双目炯炯有神。说话急时略有口吃。待人接物，亲切和蔼，随随便便，无拘无束，常常使人有如坐春风之感。
根据三巨头的分工，张先生负责处理版面、指挥采访、撰写评论。他做这一切，得心应手，有条不絮。白天，他忙于接触各界人士，促膝谈心，了解社会各方面最新动态。每天午后到报馆主持编务，首先看当天送来的经济行情，因为那时的公债涨落、外汇升降最能反应国内政局的变化。其次是翻阅日文英文报纸，对京、津、沪出版的其他报纸也略加批阅。然后评判长短，分配、布置工作。晚间亲自处理重要新闻。版式安排，主要标题，他都要斟酌推敲，精益求精。重要社论，往往亲自动手，下笔千言，一气呵成，如同“宿构”。他工作起来有两大特点：一是不管周围环境多么嘈杂，都能全神贯注写稿；二是知识丰富，对时事了如指掌，并富有远见和预见性，有关国内外的重要数据，不论今古，都能熟记无误。终日忙碌，工作认真细致，却又能游刃有余，驾轻就熟，一切井井有条，毫无手忙脚乱之态。
张季鸾写文章态度十分严谨，执笔前深思熟虑，文章通篇情绪饱满，遣词造句一丝不苟。谈论一些问题，往往能够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文中常有精美警策的对仗句，读起来琅琅上口。他认为，写文章立意固然要不落俗套，而文字尤其需要推敲妥切，不能留有漏洞，而为他人所乘。他的文章无隙可乘，无懈可击。他对处理新闻的态度，是力求准确、客观、忠实、全面，并且很注意细节。
与梁启超纵横捭阖、跌宕起伏的文风相比，张季鸾的笔墨更注重逻辑的严密和议论的周全。有台湾学者认为：“论文笔，论影响力，他超越了梁启超。”
《大公报》的巨大成功，得力于三巨头的无间合作。他们都是人杰，且各有所长。但最重要的是，还是靠张季鸾的一枝生花妙笔。
梁某认为，百年中国新闻史，无论见识、人品、事功还是文笔，张季鸾先生都是最杰出的报人，他在编辑、采访、评论及培养新闻人才等各个领域都有创造性的、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名士风度，菩萨心肠
张季鸾学识渊博，交游广泛，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自蒋介石以下，举凡政坛领袖、学界名流、商业巨头、金融大鳄``````皆乐与之为友，并引以为荣。还有些比较特殊的角色，西藏的达赖和班禅，都与他互相仰慕，书来信往，而张先生是无神论者。戏剧名家梅兰芳、俞振飞都把他当作高端票友。先生病逝后，海上闻人杜月笙赶赴重庆，扶棺痛哭，连声呼叫：“四哥！四哥！”悲痛万分。据杜老板的左右说，从没见过他这样如丧考妣。
张人缘极佳，又特别喜欢并善于提拔扶掖年轻人。
1940年前后，张由重庆到香港小住养病。当时，港版《大公报》由其得意门生徐铸成主持。徐平时工作很忙。一天，徐午时方睡醒，张打来电话，说：“叔平先生（即方振武）今午邀我吃便饭，请你作陪，你赶快来罢。”当时，张季鸾先生已经难得写文章。徐到方家时，张笑着对他说：“为了让你安安心心散淡半天，我今天早晨已把社评写好了。”于是徐偷得浮生半日闲，痛痛快快玩了一下午牌。他对张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感到由衷的温暖和感激，垂老不忘。
民国元老于右任曾这样形容平生挚友张季鸾：“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而张之轻财好友，待人忠厚，豪爽仗义，慷慨大方，又是天下闻名的。
同为著名报人的好友邵飘萍1926年间被奉系张作霖杀害。季鸾先生刚由上海流落到天津，经济上也捉襟见肘。但他克服困难，慨然相助，把邵的遗孀祝文秀和她的母亲接到天津，一住就是三年，张每月馈赠一百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高级编辑的月薪。
1934年，张先生回榆林探亲、扫墓并为父母立碑。他特别关心故乡的教育。临行前，发动各界朋友募集资金五千余元作为贫寒学子的奖励基金，并带头捐助五百元。
1937年八"一三沪战期间，张老年得子，他的亲友和党国权贵们，赠送了许多贵重的金银饰物作为贺礼。张推辞不得，便予以集中封存，并说：“抗战期间，前方将士为国洒热血牺牲，后方民众死于炮火或家破人亡者不知几万家，我张某不能为得一子而收此巨礼。”及至1939年香港各界举行国庆大献金时，季鸾先生慷慨解囊，把这一大包金银首饰悉数捐出。妻子想留下一两件作为纪念，也被他劝阻说服。张五十大寿时，于右任献诗：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战时重庆，一度流行白喉症，特效针剂奇贵，一般病家无力承担。张先生趁去香港机会，自费买了几箱针剂带回陪都，捐赠给医院。他平生不事积蓄，临终时身边只有十元钱。胡政之说：“季鸾为人，外和易而内刚正，与人交辄出肺腑相示。新知旧好，对之皆能言无不尽，而其亦能处处为人打算，所以很能得人信赖。”
张先生名士风度，为人简淡放达，不像胡政之那般精明干练，明察秋毫。偶尔也受小人之欺。只要不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他也并不计较。
张季鸾信仰并奉行“报恩主义”。其实，他岂止是报恩，同时也在施恩：向亲友，向新闻界，向社会，向国家，向一切，而且行之坦然，浑若不觉。
凡此种种，足证周恩来挽张季鸾联中所云：“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良非虚誉，实为恰如其分的知人之言。
选自《读库0602》/张立宪 主编/同心出版社/2006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