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光明 詹杏芳 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关键词： 反新闻 媒介素养 恶搞 新闻文化
[摘要]：“反新闻”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较新的说法，在实际使用上具有多种语境，大致可分为媒介素养语境、草根文化语境、新闻文化语境等，这表明“反新闻”是一个活跃且不稳定的概念。本文拟结合具体案例对“反新闻”概念作话语分析，以期引起学界对“反新闻”概念的更多理性思考。
2008年11月18日，武汉的《楚天都市报》刊登了大篇幅报道《避重就轻 指东打西 揭秘网坛明星“反新闻”能力》（以下简称楚文），该报道中的“反新闻”说法直指体育明星的媒体公关技巧，即如何与媒体打交道。由此，笔者联系到另一个“反新闻”用例——2006年岁末之际，《南都周刊》推出大型特刊《反新闻辞典：重构2006》（以下简称《反新闻辞典》），与之配套的是网络版视频“恶搞众多名人的反新闻辞典”，我们发现，此处的“反新闻”被普遍理解为一种恶搞。
同为媒体所使用的“反新闻”一说，却出现如此之大的意义反差，这一现象引起我们的研究兴趣，并进一步发现，学界与业界对“反新闻”的使用情况，较集中出现于2006、2007这两个年份，“反新闻”概念的大量使用，本身又成为一种有趣的现象。罗常培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论述:“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 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1]而语言中与文化联系最密切的, 就是词语。中国正处在新词语大量涌现的又一高峰期，新词的意义并不是既定的、静态的，其背后的思想轨迹又表征了当代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某些观念的流行。本文将参考福柯的话语理论，[2]从不同语境对“反新闻”概念作初步分析，探寻其多元的文化内涵。
一、媒介素养语境中的“反新闻”
楚文称：“在参加了近五十多场新闻发布会后，记者从中发现了这样的现象：球星们都有极强的反新闻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是球星们在官方组织的培训班里学到的。”“中国金花也曾接受新闻培训”、“NBA的媒体课，所谓媒体课就是教NBA球员如何跟媒体打交道”。
以上楚文的反新闻话语交叉在新闻传播学和公共关系学语境中：既是明星作为公民身份媒介素养教育的一部分，又是特定组织（如案例中ATP、WTA、NBA）进行公共关系（Pubic Relations）经营管理的传播环节（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如同传播学是西方思潮的舶来品，媒介素养教育也首先从西方国家开始的。1933年，英国学者E•Leavis和他的学生Denys Thompson在《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一书中，首次就学校引入媒介教育的问题作了专门论述：媒介素养教育是指导受众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受众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我国学者基本上是借鉴西方的研究，如卜卫认为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在于：“建立对信息批判的反应模式、发展关于大众媒介的思想、提高对负面信息的觉醒能力、培养建设性的使用大众传媒的能力。”[3]
楚文中基于媒介素养教育语境的反新闻话语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从自我保护的立场，以批判性的意识接触媒介，并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具体而言，这个层面上的“反新闻能力”，或可称为对记者新闻活动的“反侦察”能力，体现在如何圆滑地回答记者的敏感或尖锐问题，让自己闪展腾挪，不中圈套。如楚文所作描述：姚明是个“太极”高手，他的妙语连珠和“姚氏幽默”成为他的一大标志，而姚明对这种训练有素的幽默直言不讳：“NBA每年都会有媒体课。比如有的记者会问很坏的问题，给你雷区踩，这时你就不能想着出彩，你就要很圆滑地回答问题，让自己全身而退。”[4]
另一个层次则是积极的媒介参与能力，懂得建设性地运用媒介资源服务于自我的能力。这个层面的反新闻话语不是生硬的对抗关系，恰恰相反，而是反映了公众由抗拒到主动利用媒体，通过左右媒体相关报道的叙事框架和议程设置来影响公共舆论，力求与媒体形成一时的“权谋关系”。对此，中国网坛金花郑洁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新闻）培训是让我觉得媒体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更好地了解你，我们运动员也能够更好地展示自己。”这时的反新闻能力，实际上是一种适应媒体的能力。
这种适应媒体的能力也使“反新闻”附带公共关系学的语境，如“中国金花也曾在奥运会前接受过类似的媒体公关培训”，因此，楚文所称明星的“反新闻”能力也是指媒体公关能力，即如何与媒体打交道，利用大众传媒的话语权优势和公信力，引导和维护舆论，以提高个人或组织形象的可信度和美誉度，目标是推销自我、完成公共关系形象的塑造。
大概是因为国内媒介素养教育的推广普及程度还不够，实践层面更缺乏与理论相互推进的良性互动，因此，才会导致记者用自己的理解方式借用“反新闻”一说，使得西方媒介素养教育在中国新闻学的土壤里有了更实在、更通俗的表达，但另一方面，这种反新闻话语可能把媒介素养教育大大窄化了，部分地消解了其既有的传播效果理论和受众的认知结构理论。此外，中国公共关系学的历史也不长,其产生和发展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一开始便带有“目的性”和“利益性”, 而非西方的“民主改革”和“公众思想”，这就导致反新闻概念的放大，强调了功利主义色彩的媒体利用话语。
二、草根文化语境中的“反新闻”
1、恶搞式的幽默
《反新闻辞典》：“张艺谋反对靠身体博出位，女演员纷纷做平胸手术，《黄金甲》被批着装太保守”、“任志强：我只为穷人盖房子，地产大鳄齐声附和，媒体劝其多为富人考虑”、“网络万民追查爱动物的好女人、李博士说虐恋很高雅、猫虐人照片惊现网络”、“国人久经考验百毒不侵，红心鸭蛋成时尚食品”……
此案例的反新闻概念应纳入草根文化的语境。时任南都副总编辑长平在《为什么要恶搞》中明确阐述：“我们刊物的年终盘点就做了一个《反新闻辞典：重构2006》。这又是一个恶搞的形式，但我们却装进了严肃的内容”。“恶搞”一词源自日语くそ（音Kuso），汉字为“粪”，是用于发泄不爽情绪时的口头语。“恶搞文化”，又称作Kuso文化，是一种经典的网上次文化，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上一种特殊的文化，再经由网络传到香港、继而全中国。
自2O世纪8O年代的“痞子文学”和香港喜剧电影的“无厘头”样式诞生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反正统、反权威的狂欢化潮流，近年来盛行网络的恶搞之风也是这股潮流的延续。与王朔小说和周星驰电影相比，网上的恶搞行为带有更浓厚的民间色彩，由于其匿名性和网络媒介的易接近性等，恶搞往往比“痞子文学”和“无厘头”电影表现出更激烈的反经典、反理性乃至反社会色彩。
“恶搞”虽是一个新词，但并不是一个新事，其实就是黑色幽默。黑色幽默的流行，是社会环境变化的一个缩影，是现代人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期的焦虑的反应。以机智、调侃、夸张、变形为主要标志的黑色幽默的文风，是对多年来以严肃、正经、崇高、悲壮为主旋律的文学格调的疏离，以审丑意识批判现实社会的种种怪圈，在深刻的荒谬感中，将融苦涩与幽默为一体、化绝望为嘲弄的意识传播开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代人的焦虑情绪。正如长平发现的，“中国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交错的状态中，是一片非常适合恶搞生长的热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本来就有悠久的讽刺传统，这种传统在当代又与反权威的草根文化结合在一起。有人说2008年是中国山寨年，从IT仿制品到“另类翻版”，广东话里原指不法奸商的“山寨”一词成了网络流行语，并通过网络演绎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目前传统媒体的主流意见认为，山寨文化其实就是盗版文化、侵权文化、强盗文化的替身，然而，在网络上，山寨文化却被赋予了“挑战文化霸权、消解各种强权”的涵义，[5]在此意义上的山寨类似于恶搞。山寨文化可以说是代表草根价值追求的、最新的非主流文化。
从《反新闻辞典》的文本分析来看，反新闻所说的事情与已经发生的事件是正相反对的，加上夸张的表现形式，大行反讽之义：明明《黄金甲》已被大伙儿笑骂得一塌糊涂，但反新闻却说黄金甲被批着装太保守；明明房产商以“房子就是要给富人买的”、“提倡建立富人区”等言论备受指责，但反新闻却说，任志强终于感化了中国的房产商们，他们都要为穷人盖房了；明明是红心鸭蛋苏丹红等食品安全事故频发让人担忧，反新闻却说，现在我们做菜，不放点苏丹红、孔雀石绿，还觉得味道不足，就像抽没有尼古丁的香烟，喝没有酒精的酒；明明人虐猫事件被网民痛斥，反新闻却说猫虐人，女子甘愿被动物虐爱，万名网友追寻爱猫女。这样正话反说，呈现生活的荒谬和怪诞，让本来有点残忍的真相变个花样重新洗刷人们的记忆，让读者突破定向思维，重新审视事件本身。
话语除了有服务于权力的一面, 还有抗拒的一面, 后者常常被西方理论家称为“颠覆”。这种语境中的反新闻话语，从表面上看只是一种娱人娱己的休闲方式，而从深层次看，却是以一种嬉皮笑脸的“无厘头”方式，来颠覆传统思维视角和主流价值观，是一种反权威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行为。
2、另类辞典
此外，笔者还注意到一本另类“辞典”——《魔鬼辞典》，出自19世纪美国文坛怪杰波罗斯•比尔斯之手，最早是以《愤世嫉俗者用语手册》(The Cynic’s Word Book)(1906)名称出版，并于1911年再版时改为现用名，1991年漓江出版社出了中译本。该辞典不是人们通常意义所理解的、对某些概念、术语、词汇进行客观、科学、历史的解释，而是通过调侃、幽默、反讽、象征、夸张、幻化等手段，对社会生活中许多熟悉的事物或观念进行另类诠释——一种超乎人们固有的思维模式，然而又合乎人们认知心理、能够逐渐被人们接受和使用的定义和诠释，从而在反叛中赋予描写对象新的意义。如该辞典定义：
【昨天】：这是青年人的婴儿期，中年人的青年期，老年人的整个过去。
【地位】：在人类价值等级表上的相对高度。
【婚姻】：这是一种社会团体，由一个老板、一个老板娘和二个奴隶组成——四者合二为一。
【懒惰】：下等人无权享用的一种悠闲。
【花瓶】：这是一种容器，通常是用来观察花朵凋谢的。
【想象】：这是一种贮藏事实的仓库，为诗人和骗子共同所有。[6]
由于该辞典精辟地揭示出深刻的社会意蕴和生活哲理，同时又蕴涵了一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读者在捧腹之余，往往能够产生出许多理性的思考。
《魔鬼辞典》被三联书社推荐为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100本书之一，许多人竞相效仿，推出了各式各样的辞典，甚至可以认为，《反新闻辞典》也是其中的一种。只不过前者是说词，后者是说新闻，但两者都属于恶搞的形式，都是幽默调侃、辛辣讽刺的风格，都有颠覆严肃正统、解构权威的后现代意义。《反新闻辞典》借鉴并吸收了《魔鬼辞典》的逆向思维、反向视角、反讽风格、反喻现实等特质，并发挥得更加娴熟。
3、美国式的反新闻
把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愿望登在一份假报纸上表达，在美国也有此举。日前，一张发行120万份的“山寨版”《纽约时报》在美国掀起风波。头条《伊拉克战争已经结束》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其它消息如《布什受到叛国罪名的指控》、《美国爱国法被废除》等都令人震撼不已。但翻看报纸日期“2009年7月4日”，才知道这是一个“新闻玩笑”。这份印刷精致的山寨报尽管报头、字型、编排都能以假乱真，但《纽约时报》那句引以为荣的口号“我们刊登所有适合印刷的新闻”，被偷换成“我们刊登所有希望印刷的新闻”。
与山寨《纽约时报》反新闻如出一辙的，还有美国天天炮制笑料的“洋葱新闻”（the Onion news）。这个被《纽约时报》称道的“美国最有趣的出版物”，号称“全美最靠谱的新闻集散地”，所有新闻均以美国联合通讯社规格报道，内容却纯属捏造，让人读来觉得荒谬，过后又感到辛辣无比。如恶搞粉丝们撰写的反新闻《布什的新牙医面临艰难的任职听证》、《朱利尼要竞选9•11总统》、《在新地下室风暴面前田纳西州很无助》，这些都是从别处找不到的独家新闻。年仅19岁的大卫•梅克斯是“洋葱”粉丝论坛的创办人之一，他说：“这些恶搞新闻并不是信手拈来，我们需要自己进行分析解读，之后才开始创作。需要自己动手动脑创作、每天又都有不同新意，这才是恶搞新闻最吸引年轻人的地方。”[7]
一反常态的新闻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欢迎，一段时间以来，“洋葱新闻”成为美国网络上的新宠，推出的山寨CNN网络电视台——洋葱新闻网（简称ONN）吸引了大量观众，ONN最受欢迎的就是恶搞性质的讽刺节目。洋葱是很常见的食物，而作为一种命名，“洋葱”已成为意识形态的后现代表征之物。“洋葱新闻”作为一种网络中的语言文化现象，在典型的后现代情境中颠覆了真实和虚构、边缘和中心、精英和亚文化、高雅和庸俗之间的界限。网络恶搞是信息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并伴随着后现代思潮勃发的，草根阶层通过网络来颠覆、嘲弄权威和主流文化，表达自己的话语权，达到了制作者有意、观赏者会心的效果。这说明，在网络恶搞这种颠覆性表象里，平民大众朴素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得到了伸张，反新闻的恶搞形式俨然成了一种全新的文艺批评形式，成为有趣的文化尝试。
三、新闻文化语境中的“反新闻”
宋石男、蒋晓丽在《中国近代报纸发展滞后原因新论》（以下简称蒋文）中有一个提法——“反新闻”的社会习气，并做了如下论述：“明代民间时事传播方式如小说、弹词和戏文‘子虚亡是’，恰恰是新闻最大的敌人，毕竟新闻的本质之一就是真实性”、“对昨日的追忆与向往超过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是‘反新闻’的另一个特征。”[8]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媒介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学者提出了“新闻文化”的概念，强调新闻活动是一种文化现象。蒋文提出“反新闻的社会习气”也是新闻文化学语境中的研究心得，其理论依据是新闻不同于信息，新闻传播不同于信息传播。所有文明都有“传播”环节, 唯独现代文明才有新闻。新闻是伴随现代文明而出现的一种特有文化现象，隶属于现代的话语谱系。
有关新闻的定义不胜枚举，但规定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是“新近”与“事实”。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明代的好古忘今与清代的复古，都是对现实社会的冷漠与忽视，具有反新闻的特征。对此，李彬援引费孝通先生有关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划分，强调“作为新闻之要素的新近与事实, 在前现代化时代, 在工业文明兴起前的农牧文明中并不存在, 对浸润于传统精神的社会来说, 由新近所体现的时间观念和由事实所包含的理性意识乃属莫名其妙的天方夜谭。”[9]因此，在前现代社会，新闻被驱逐到了最偏僻的角落。
也就是说，从传播环节来看，蒋文指出明代信息传播主要依靠日常的娱乐方式，如听戏、弹词、看小说等，这些只是新闻替代品，是“子虚亡是”，而这种传播手段又是反新闻的，因为新闻的本质之一就是“真实性”。在这一点上，李彬有更直接的说法：“面对古往今来相黏、天地人神共居的‘非理性’背景，只应产生巫术与宗教、童话与传说、史诗与传奇，产生虚实相间、真伪相混的历史，唯独不能产生既新且实、准时无误的新闻。”[10]因此，那个时代没有能力创造出需要广阔视野和现世关怀的近代报刊。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11]稳态的社会结构压抑了人性的喜新好奇。周光明在《关于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几点看法》一文中指出（以下简称周文）：虽然古人已认识到人性“喜新而好奇”，但主流意识形态对“静”、“恒”、“常”的偏爱表现了一种强烈的“反新闻”的倾向。[12]对此，周文在注释中介绍，他所使用的“反新闻”借用了蒋文的说法，但侧重点有所不同。从文本分析来看，周文的反新闻话语侧重于古人受“静”、“恒”、“常”意识形态影响下，对偏动、偏新、偏变的新闻文化的排斥。
有媒介方有新闻，新闻是一种报道活动，“专业性”和 “商业性”是考察新闻传播事业的重要指标。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新闻信息需求通过既有的方式已获得满足”，没有进一步的新闻需求，新闻生产的新的增长点就不能产生，技术上的瓶颈（机械印刷）不能突破，也就不能催生高度专业性和商业性的近代媒介。
四、其它语境中的“反新闻”
1、新闻自由语境
①毛泽东的“三闻”说
1957年5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一般讲新闻要新、要快是对的，但有的事情发表太快副作用就很大。”“有些消息，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不登报、不广播。如禁止鸦片烟，又如轰轰烈烈的新区土地改革，我们就没有发消息，这也是一种‘无闻’。我的一些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过了3个月才发表；今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已经过了3个月，还在修改，也许下个月才能发表。这不是‘旧闻’吗？还有去年4月讲的‘十大关系’，已经一年多了，也还不准备发表，将来发表也是‘旧闻’。”[13]
引文中“新闻”是指有的信息可以让群众及时知道；“旧闻”是指有的信息暂时不能让群众知道、需要压一段时间然后才能报道；“不闻”是指有的信息一直不允许报道，“三闻”说凸显了新闻自由观的阶级性，“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新闻自由，不自由的情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不同。”[14]新闻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在民智未开的传统社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推行的是专制主义的秘密政治。而在把新闻当作阶级斗争工具的时代，强调有些消息能使民知、有些消息不能使民知的“三闻”说，只是向大众有限地开启视听之窗，部分地、有条件地满足人民的知情权。
如果存在量的关系的话，那么，知情权的调度就掌握在“把关人”手中。1947年美国学者库尔特•卢因最早提出“把关人”（gatekeeper）概念，把关人从可能传播的新闻中进行选择，决定取舍，控制着信息的流量和流向，并直接影响受众对信息的理解。“新闻、旧闻、无闻”一说也是毛泽东“政治家办报”思想的体现，它要求党的媒体工作者做好整个社会的资讯流通的把关人。“三闻”说是从政治角度提出对把关人的要求，与西方传播学把关人理论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更多地从专业主义原则出发，要求把关人选择新闻应秉持“客观、公正”，而“三闻”说则更多地是出于政治家的战略思考。
② “反新闻监督”
新闻自由是一种世界性的话语。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新闻自由主要是作为一种批判性工具而被引进，新闻界对政府实行舆论监督，也是新闻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
反新闻监督通常有以下几种表现：涉及问题严重、影响较大的报道采访，被采访单位主要负责人全程陪同采访，并及时上报相关部门，这是一种形式的反监督。过激的反监督如行政干预、告黑状封杀媒体报道，以及制造假象蒙骗记者，收买媒体屏蔽新闻报道的事，近年来也不罕见，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以暴力阻止记者采访的情况。不管以何种面目，反新闻监督都是通过否定新闻报道的作用，对媒体部门施压，进而干预媒体报道的开放和透明程度，也就是干涉新闻自由。
在港台文献中，我们发现“反新闻”更多地夹杂在“反新闻监督”、“反新闻自由”、“反新闻媒介”、“反新闻封锁”、“反新闻道德”等词组中，与本文所探讨的反新闻有些不一样。
2、信息博弈——新闻战与反新闻战
顾祖华在《新闻战——现代战争的重要样式》中指出，“伊拉克战争中，始终存在着新闻战与反新闻战”、“伊拉克新闻大楼成为该国信息战的主阵地，半岛电视台也一度成为伊军的喉舌。针对这个情况，美军对伊新闻大楼进行了多次轰炸，封住了伊的嘴巴。进入巴格达，美军又“误射”半岛电视台车辆，造成其人员伤亡，之后不利于美军的新闻显著减少。”[15]
现代战争不局限于武力摧毁敌方军事力量，还致力于信息战、新闻战，美军对伊作战的胜利，并不是完全凭借高新的军事技术，因为他们在使用高技术兵器的同时，还不断地利用媒体，进行宣传战、心理战的策反活动。
新闻战与反新闻战体现了国际间信息传播的冲突，由于不同的国家存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必然导致在新闻报道中持有不同的立场，在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浪潮中，国际新闻传播的不平衡甚至还会加剧。发达国家借助经济、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控制了信息传播的主动权，操纵着全球大部分的信息流通。
一切新闻都是一种“话语”。反新闻战就是双方或多方争夺话语权的行为，由于立场不同的利益主体持有不平衡的话语权，诉诸于不同的信息流向和内容控制，反新闻话语就藏匿于信息的博弈、对抗、冲撞之中。
3、“正反新闻”
尚德琪2006年11月在《中国记者》上发表文章《正反新闻是一种事故》（以下简称尚文），他把这样的消息叫做“正反新闻”：“同年9月11日《河南商报》报道,招行行长马蔚华将于招行股成功上市之后,以万元人民币年薪毫无悬念地成为内地薪酬最高的银行行长。但第二天, 《北京晨报》即刊登招行总行方面的声音招行从未发布过该消息。”尚德琪还认为，正反新闻在娱乐新闻中尤为多见,而且更为夸张：“今天报道某个明星有了女朋友，明天的同一个版面上，同一个记者又可能写一篇否定的消息，说昨天的报道纯属谣传。”
尚文的正反新闻就是先发出某种论调的信息，后予以否定、辟谣的新闻，当然，娱乐新闻中的正反新闻普遍被视为炒作、噱头。其中，一部分先正后反的新闻可能是一种“策略性差错”，就是明知是错而故意为之。
“策略性差错”原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以“自由其名、统制其实”为特征的新闻规制状态下，新闻界的前辈们采用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反抗新闻不自由的斗争形式和方法。在当代，各家报纸都力求少登“更正”，甚至力求消灭“更正”，但是在民国时期，“更正”或“启事”曾作为一种斗争方式。具体操作是先让稿子通过新闻检查官的审查，然后事隔几天之后登上“更正”，添加或删除一些否定词如“不”、“否”、“非”、“勿”、“弗” 等，使文章的意思朝相反的方向转化，这样一篇战斗檄文便可以顺利躲过新闻检查。[16]作为“策略性差错”的那部分“正反新闻”类似于“更正”或“启事”，但其使用背景、目的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正反新闻”不是为了逃避报禁，而大多是新闻炒作。
尚文评断正反新闻是一种事故，是以新闻价值的真实性、准确性为衡量标准。无独有偶，新闻业界人士中也有基于新闻真实性来定义反新闻的：“离开真实，新闻就不能称之为新闻。但令人惊讶的是，完全丧失真实性的‘反新闻’——‘虚假新闻’，不仅在新闻诞生之日就随之而来，在近年又呈愈演愈烈之势。”[17]没有真实性的反新闻，当然可径直称为“伪新闻”。英文中有fake News的说法，也是指没有真实性、捏造的虚假新闻，是英文里最接近“反新闻”的表达。
4、“非新闻”
2002年有篇论文题为《“硬化”与“软化”——中美新闻文化表现形态的差异性比较》，这是较早用到“非新闻”一词的文章：“传媒高度成熟的市场化和产业化，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非新闻’倾向，即新闻软化、娱乐化等。”[18] 2006年，另有《对传媒非新闻现象治理的思考》一文将非新闻现象扩大到“以新闻之名行广告之实的传媒活动，以软性广告、新闻性广告和新闻事件的商业性炒作为主要表现形式。”[19]这里的“非新闻”是指新闻的软化、娱乐化、商业化，或可称为“有偿新闻”，它的存在表明，现实的新闻选择可能是新闻从业者的新闻价值取向和受众的利益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带有反传统新闻价值的意味。
最后，不得不提到廖亦武的《漂泊》，这是一本原生态的采访记录，副题叫做《边缘人采访录》，网友干脆命名《中国底层访谈》。余杰为该书写了著名的评论文章《边缘人原是大多数》，其中提到：“这一‘非新闻’甚至是‘反新闻’式的纪录，因为真实而具有了永恒的生命。”[20]
与国内一直沿用的陆定一的新闻定义“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有所冲突，这本采访录着重报道过去的事实，是没有时效性的文本，是“非新闻”的；若以时效性、重要性、显著性等新闻价值要素而论，相对于主旋律的宏大叙事，这本采访录发出边缘人的声音，亦是“反新闻”的，正如余杰所说，书中的采访对象只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只不过是苟延残喘到了“这个时代”而已，虽然很稀罕，但却不可缺少，且极具说服力。因此，这本“反新闻”采访录的意义表面上是文献学的，但深层次上却是真正历史的。
若换个角度思考，这种“反新闻”更接近于着眼报道过去事实的史态类新闻，转变传统的新闻价值取向，采用新闻故事化的叙事手段，以借历史的厚重沉淀来确定现实的坐标，是新闻与历史视野的意义融合。
在借鉴范长江对新闻的定义——“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未知的重要事实”的基础上，有学者将这类事实划分为三个维度，即过去、现在、未来，据此，新闻可分为史态类新闻、现态类新闻和拟态类新闻。史态类新闻的报道内容主要为早就发生但不为人所知的、隐性的、稳态的事实，以及已知的但产生新意义的过去事实，淡忘的又被重新记忆的历史事实，因为它具有新闻不变的内涵即真实性和新鲜性，因此仍属于新闻的一个重要分支。[21]史态类新闻也有其独特之处：它之所以成为新闻，衡量价值不是时间概念上的“新”与“旧”，而是质量概念上的“有用”与“没用”、意义上的“新”与“旧”，其新闻价值常常以休眠状态潜伏于社会发展进程中，往往借新闻由头而复活，从而把“旧闻”做成“新闻”。[22]
Several contexts of “anti-press”
Abstract：Last years it came to us a new word in media, which we may call it “anti-press”. It has been used in different texts, such as, in the contexts of media education, spoof culture, journalism culture, and others. It shows that “anti-press” is an active but unstable phras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have made discourse analysis of it’s concepts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rough several specific cases which refers to “anti-press”. We hope this topic will cause more and more rational thinking about this phrase.
Key words: “anti-press”; media education; spoof culture; journalism culture
[作者简介：周光明（1963—），男，湖北浠水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新闻史论；詹杏芳（1985—），女，湖北团风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注释]
[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1989年版。
[2]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 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张志安、沈国麟：《媒介素养：一个亟待重视的全民教育课题》，《新闻记者》，2004年第5期。
[4]《楚天都市报》2008年11月18日报道（详见A22版），值得一提的是，笔者采访到该文记者，他说事先对“反新闻”一词没有确切认识，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使用的，并且，文中提到的网坛内部新闻培训、NBA的媒体课，都没有明确称自己所学习的是“反新闻”。
[5]韩浩月：《警惕山寨文化被山寨产品山寨了》，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2008年12月9日。
[6](美)安波罗斯•比尔斯，莫雅平译：《魔鬼辞典》，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
[7]《“刊登所有希望印刷的新闻”，美国人在假报纸上品尝“梦想成真”》，《浙江日报》，2008年12月1日。
[8]宋石男、蒋晓丽：《中国近代报纸发展滞后原因新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04)。
[9]李彬：《评“古有新闻”的学科公设——兼论新闻的生成及内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 年第1期。
[10]同上。
[11]金观涛：《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1992年香港增订版。
[12]周光明：《关于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几点看法》,《新闻与传播评论》2006-2007年卷。
[13]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二章《新闻的阶级性》，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14]同上。
[15]顾祖华：《新闻战——现代战争的重要样式》，《政工学刊》，2003年第8期。
[16]李仕权：《策略性“差错”——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的另类风景》，《军事记者》，2006年第4期。
[17]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咨询台总监洪威：《对于虚假新闻操作、道德及文化层面的分析》，黑龙江新闻网——新闻传播 ，20007年10月16日。
[18]高金萍：《“硬化”与“软化”——中美新闻文化表现形态的差异性比较》，《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4期。
[19]王朝丽：《对传媒非新闻现象治理的思考》，《当代传播》，2006年第2期。
[20]余杰：《“边缘人”原是大多数》，西祠胡同，网址：
http://www.xici.net/b15937/d4527583.htm [21]杨琴：《新闻叙事与文化记忆——史态类新闻研究》，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22]李彬：《旧闻、新闻及川菜、大锅菜——从〈书刊报〉的两句宣传用语说开去》，《采写编》200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