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门
自从到媒体实习第一天，我就有一个基本疑问：什么是新闻？
2005年3月，这时的我接触新闻已有三年了，但越到此时，却越感到业务上的不自信，事实上，我所谓的记者生涯还没开始，“我适合做什么新闻？我擅长什么新闻？我能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这是我常在内心问自己的问题。
从学校的教科书上，我被告知“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等诸多概念，到某省委机关报后，我写的第一条新闻是会议新闻。在时政新闻看来，会议的召开是一种必要的新闻信息。我跟随被采访单位的宣传部门专车赶到会场，会议很快开始了，我竖起耳朵仔细聆听，生怕漏掉一个细节。但稿子写出来连指导老师这一关都没通过，理由是“不符合时政新闻要求”。这解释让我很困惑，“这种新闻真正的价值在哪？难道只有只有宣传部门定论下的信息才有新闻有价值？” 指导我的记者没有给我答复，我也没有再追究.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在看到一个充满饥饿和可怜目光的老人大喊“冤枉，还我公道！”，心中那个竟有一丝“这种刁民，就会乱告状！”的感想。这让我震惊！尽管我还能保持旺盛的新闻热情，但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准记者基本的人文关怀。于是我离开报社，回到学校。
第二次,我踏进了湖北电视台的大门,并在努力要求下进了新闻中心的一个民生新闻栏目《现在直播》，由于受到湖北经济频道《经视直播》的激烈冲击，《现在直播》也尝试着走向市场化，关注老百姓身边的事是这个转变中较为关键的环节，版面结构大致是民生关注加新闻现场。尽管如此，《现在直播》对新闻的操作，以及对新闻的基本态度，仍存在诸多时政新闻的老毛病，其主要的特征在于宣传性高于客观、公正、独立等诸多原则，以主题先行，从而搜罗材料予以证实，操作此类新闻多了，往往会丧失基本的新闻热情，失掉基本的新闻敏感。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可我又不得不接受这是我要面对的现实。
尽管栏目的收视率的和《经视直播》相比的数据让我痛心，但我还是很感谢《现在直播》栏目。在这两个月里，我克服了对民生新闻操作的惧怕，培养了对民生新闻采写的信心。另外尤其要感谢给我指导、改稿的那些老师们，由于他们的悉心，我的报道逻辑性和文字的精炼程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总结这一阶段，在新闻业务上大致解决了四基本问题：一、培养了较为积极的采访作风，这些来自于几次跟着采访车跑突发新闻的经历。二、建立了基本正确的新闻价值观，建立了新闻判断的框架。三、初步接触新闻的策划与操作。四、基本掌握了电视摄像和编辑技术。
[二] 难关
到湖北电视台实习后，面临的是一个个的业务难关，我尝试着去解决，尽管效果不是十分明显，但是我还是觉得学到很多东西。在这写出来的，有些是我听到的，有些是我看到的，有些是自己用到的，这些或许对我的一生都将是受用无穷的。
第一个难关是讲故事，新闻首先是一个故事，一个记者如果不会讲故事，那他就应该改行了。
不过我最初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初入《现在直播》，我做的是观众投诉，我侧重了解制造这些不规范的原理，把采访的重点放在了利益的争夺。为了增强报道的逻辑性，往往忽略了大量的“故事性”的过程和细节。
现在想来，当初受水均益“学者型记者”的理论影响很深，导致一个理解的错误，就是总在力求立意的高远，惟恐读者不知自己的意图，却忘记了新闻的本来面目，在于传播事实。
一个很小的稿子碰到一个很好的老师，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在采写《武汉青山有支太婆漫画队》的稿子时，我忽略了一个细节：在太婆们的漫画影响下，社区的各种不良现象减少了，周围环境为生关况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个细节我之前和指导老师讲过，但没有写到稿子上，后来他问我为什么不写上去。在他的观点里，采访对象太婆们的漫画的影响力，是这篇稿子的主导力量，把它写的丰富了稿子就精彩了。而这个细节的省略无疑抹杀了漫画的影响力。指导老师甚至严肃的和我说：把一个很好的故事写得很平庸，简直贪污了读者本来掌握的信息，是新闻犯罪。
在明白这个道理后，会讲故事和将故事讲得精彩，却又是两重境界。指导老师继续指导我，要让故事讲得精彩，关键在于对观众心理的把握，找到读者对一件事情发生兴趣，进而持续关注的逻辑链。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我发现后期容易走入一个极端，即新闻太过故事化、细节化，用细节来写作，以故事为载体，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事件的线条隐藏过深，则往往会导致观众心理的疲劳，对新闻所想表达的主旨，需努力揣摩才能得知，而且播出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纯事实纯细节化的写稿，或许也是新闻写作“原教旨主义”的一种？我曾与编辑老师们作过探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写作中应该“有出有入”，如果将故事置于“观察”的角度，则有时要跳出故事的逻辑，站在思考的立场去叙述，适当穿插及变换叙事模式，才能避免这一问题。特别是作为电视新闻要与画面的需要相结合写稿。
第二个难关是采访中如何突破，作为一个记者，我的体会是采访会经历三种境界，最初是不知道问什么，其后是不知道如何问，最后是怎样让他自己倾诉。
采访的目的，是从采访对象那里得到他关于新闻事件的真实行为和想法，从人的天性来看，每个人都会趋利避害，保守对自己不利的秘密，所以我认为，采访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一场心理攻关，只有分析清楚了采访对象的心理，他期望什么、他害怕什么，你才可能对症下药，问出你想要的东西。
从心理上来分析，每个人其实都有倾诉的潜在心理冲动，关键在于用什么去诱发。指导老师教我的一个方法，是画一个事件的“利益相关方图解”，在这个图解中，可以看出事件不同当事人的利益点，从而找出不同当事人的心理需求，那么在随后的采访中，就得见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其实话不在多，而在于是否能击中他的心脏。举一个例子，在《记者调查：杯装饮料为何没有生产日期？》中，我们是以要采访武汉街头小吃的制作为由，对中南路附近的步行街边上制售杯装豆浆和绿豆汤进行调查，当店主面对我们摄像机时还是满脸笑容，以为我们是在给他们店做正面宣传，整个采访都是在和谐的氛围下胜利进行的。
尽管采访还是以正常的居多，但在类似上面提到的探索中，我都毫无疑问的要遇到“新闻伦理”这个天花板，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硚口区的采访，我以答应帮他们解决住房面积缩水的问题为条件，让他们帮我协助完成调查。
尽管后来我把他们事情播出了，但他们帮我看好采访车，带着我挨家挨户调查时的热情，那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殷切，至今还让我感到道德上的愧疚，因为我一开始就清楚他们的事情我们报道了也根本解决不了。
我不知道这样一些采访手段，是否违背了新闻的伦理，我该忠于我的职业，还是首先忠于自己的做人原则？我能以职业为理由吗？
我相信大家最后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可能每个人的答案会不同，我后来给自己的原则是：首先忠于新闻，然后忠于做人。
一些老记者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在中国，媒体手握话语权，而又缺乏制度化的管理，无疑随时会有滥权的现象，我们无力从整体上去予以规范，但可以先作好自律。
第三个难关是职业化，我之前理解的职业化只是不收红包、核实每一个细节、把每一次采访当作最后一次采访之类的职业行为。这些我大多能做到，但职业化的含义也不止于此，职业化要求时时刻刻牢记记者这个身份以及这个身份必须坚持的一切细则，不管你是实习生还是正式记者。
在接听栏目的新闻热线电话时，我曾经听到过无数次电话里头抽泣的声音，有的是孩子考上了大学，家里却无钱供养；有的是政府强占其耕地，而补偿资金却只得到了一个“白条”；在大多时候，我都会回答他们：“我们是新闻媒体，不能为你解决这些问题的，你还是找相关部门反映一下，相信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每接一次这样的电话，我的心里就会愧疚好些天，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农村家庭出生的孩子，每年开学时间一到，父亲就会为那巨额的学费四处求人。白岩松老师曾说：“当大多现实的问题我们又无法解决的时候，面对信任新闻人的百姓，我们就有一种愧疚，但是愧疚和愤怒一样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我们只有盯着很美好的未来，争取快步向前走！”我亦如是。
回到学校后，我和一些媒体的老记者探讨过这个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还不够职业化，做不到时时刻刻牢记记者这个身份以后身份背后承载的责任。他们说这是实习生常犯的错误，记者来不得半点的松懈。
实习已经结束，但留在我心中的更多的是沉重，有一份责任，也有一份愧疚。也许我的记者生涯已经在这两个月的实习中划上了句号，但我想我忠于新闻这一点是永远不会结束的。
此文写于2005年10月3日
来源：寂寞的新闻看客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