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与水晶球——路透社全球总编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注:2009年演讲)
推荐理由：虽然演讲是在几年前，中国社会的大环境背景不再是金融危机，对媒体工作者提出的具体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媒体如何满足社会大众对信息的需求，并且是合理合情的满足，很多问题都具有共通之处，这并未发生改变。
路透社全球总编 史进德 (David Schlesinger)
非常感谢清华大学邀请我来演讲。
在中国，就“新闻业与金融危机”这个话题发表演讲，与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讨论同一个话题相比，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客观地说，中国的财经新闻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而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财经新闻的行为与目的都在遭受严峻置疑甚至批评。
另外，尽管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遭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中国经济增长的降幅远没有其他国家那麽剧烈。中国的独特国情，以及应对危机采取的措施，都令中国经济迅速反弹，与美国、英国、日本和其他G8国家的境遇截然不同。
我们在审视新闻业如何应对金融危机这个话题的同时，必须认识到，许多媒体的目标读者已经不再相信记者，不再相信新闻业。许多人甚至对媒体怒火重重，埋怨媒体没能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到来。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准确预测了金融危机，就能够有办法阻止它的发生，至少能让他们减少损失。
此类批评不无道理。媒体的确远不够完美。我们的队伍中有懒惰的记者；有出於善意但没能充分理解自己报导内容的记者；媒体中不乏毫无主见，人云亦云者。也有些新闻机构——包括路透社在内——拥有高尚的理想和严格的标准，但仍旧犯了一些错误，没能完全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
这些问题都可能存在。但如果把金融危机归咎为媒体的失败，也是脱离现实的——人们对媒体的预期与媒体现实的职责之间存在差距。
即便是最高标准的新闻，也只能起到镜子的作用，将社会现状真实地、诚实地披露、反馈给社会。当我们没能胜任这项工作时——比如我们反馈给社会的图像不够清晰，或者发生任何一点点的扭曲时——我们就应该遭到批评。我们的目标就是努力做到最完美的镜子。
身处北京，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历史巨作，开启伟大史志作品之先河的《资治通鉴》。毕竟，新闻难道不就是最初版本的历史吗？“资治通鉴”四个字的意思就是以历史为镜子，帮助治理国家。看来，司马光在1,000年前就找到了正确的答案！
如果说，有关媒体角色的正确答案是“镜子”，那麽什麽样的答案是错误的呢？
我认为，如果期望媒体或某位特定记者拥有可以精确预见未来的“魔法水晶球”，那就是错误的。那并不是我们应有的角色，我们也不应该奢望扮演那样的角色。
首先，让我们审视一下过去几年内财经新闻的工作环境与背景吧。
目前这场金融危机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的最重大的财经新闻事件，可以说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新闻事件之一。它已经超越了财经新闻的范畴，这也就意味着许多此前从未报导过财经新闻的人、从未经历过金融萧条的人们也卷入其中，甚至是在很高的层面。结果就是，有些时候，记者们在报导这场金融危机的时候，未能如合格的财经记者那样提供多种不同的角度，照顾到各方面的事实。
作为一名记者，49岁的我有幸经历了异常精彩的时代，我也在工作中学到了从不同角度报导新闻事件的重要性。
我是1987年经济危机爆发前路透社在亚洲雇佣的最後一名记者。你们中的许多人也许那时还没有出生，但请相信我：那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代，好像整个金融界的末日已经到来！在仅仅一天之内，全球范围内多个市场暴跌不止，世界经济遭受沉重打击。
10年之後，亚洲金融危机来袭，“末日”的感觉重现，似乎整个世界的进程将随之改变；而当现今这场金融危机降临时，“资本主义的末日”又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不少人再度认为危机-复苏的周期将一去不复返。
但请记住，一面好的镜子是没有任何感情的，不会受情绪左右，只会忠实地、客观地反映现实情况。
在危机的空前规模和它引发的强烈情绪之外，我们还要意识到，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後，西方新闻业本身也在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行业危机：媒体广告收入大幅下滑；受众人群锐减；高度依赖传统媒体的一代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对传统媒体感到非常厌倦的一代人。
于是，当记者们报导那些深陷空前危机的公司、产业和国家时，他们自己也身不由己地陷入这场危机。对他们自己来说，局势也是令人恐惧和难以捉摸的。我认为，那些本来应该保持客观立场报导危机的新闻人，由於过於担心自己在其中所处的角色而犯了错误。
就“镜子”这个比喻来说，当镜子中的映像与它反映的物体发生混淆时，镜子的可靠性就大打折扣了。
这场金融与媒体危机的另外一个背景是媒体科技的突飞猛进。随着媒体生产与传播内容方式的改变，媒体内容也应该随之转变。例如传播信息的聊天室，手机短信群组，博客和社交网络。这些新传播形式正在改变全世界的人们对新闻与信息的思维方式。
与此同时，“记者”这个概念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他们可能没有在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学习过，可能没有在路透社工作过，甚至可能从来没读过新华社的新闻，但只要他们通过手机、博客或社交网络报导新闻事件，他们就会成为今天的记者。
对於像我们这样的传统新闻从业者来说，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些新生代的“记者”存在的现实，必须学会与他们竞争和合作。
在当前的环境下，读者和客户们有多种不同的需求，他们需要信息，同时也需要娱乐，他们还有社交需求。新的媒体和信息技术不但让这一切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生活的必需。
当金融危机爆发时，人们对新闻业有强烈的需求。
究竟发生了什麽？为什麽发生？该由谁承担责任？为什麽没早点报导这些情况？危机究竟什麽时候结束？ 我该怎麽办？
这些问题中，究竟有多少是记者能够真正回答的？从历史上看，能够就未来做出准确预言的记者寥寥无几。首先，没有几位记者具有能够做出预言的高度专业知识。而金融危机更让我们看到，所谓的“专家”在预见危机方面也没有任何过人之处。
同样，就危机给人们做出建议更是难上加难。说实话，我认识的多数记者连自己的财务问题都搞不清楚，更不用说向别人做出建议了。
记者们真正能够清楚回答的，能够附加最大价值的问题是，究竟发生了什麽，为什麽发生。实际上，能回答这两个问题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如果我们能真正圆满作答，我们应该感到十分骄傲了。
作为路透社记者，我们一向对自己报导中国经济的专业水平引以为豪。这意味着报导的透明和清晰，意味真实、不偏不倚地讲述事实；意味着独立报导，即使有时候会惹怒某些人、某些机构也在所不惜。这还意味着从读者的角度，从投资者的角度看问题，从任何需要了解事实以做出正确商业和投资决策的人们角度看问题。
下面，请让我再具体讲一讲我们的报导，以及我们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汲取的一些经验教训。
路透社曾做出众多影响重大的独家报导，例如2007年中国大幅上调证券交易印花税以调控过热的股市。我们在报导中一贯对股市过热的倾向提出预警，例如今年7月27日对成渝高速<601107.SS>上市首日暴涨300%多的报导和分析。另外，中国最近四次降息的消息，路透社在所有外国新闻机构中也都是最先报导。对於中国如何成功避免了金融危机最危险的陷阱，我们也一直不遗余力地清晰报导。
在报导中，我们一直努力做到那面真实清晰的镜子，真实反映市场中变化和不变的因素。
当我从伦敦启程来北京的时候，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们正在开会讨论危机後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很明显，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会被彻底改造，但也不会一成不变地回到危机前的情况：银行体系、金融市场监管制度、中央银行制度、全球经济政策协调等领域都将发生变革。
必须承认，在经济危机中，“中国模式”中的一些因素表现不俗，不但令中国受益，还帮助世界减小了经济萎缩的严重程度。
我相信，路透社的报导从几个关键方面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独特之处：
–首先是政府对银行体系的管控。中国多数银行为国有，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会出现严重的银行挤兑危机；人们非常清楚，政府会不惜代价防止这种情况。同样，在危机过程中，政府能够向银行施加压力，令它们扩大放贷规模而不是紧缩；从2008年12月开始的爆发式信贷增长是中国经济迅速复苏的重要原因，也为全球市场恢复信心立下汗马功劳。
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其他国家政府即使是在将银行国有化之後，也无法令它们再度放贷。
现在看来，保持政府对这一国民经济关键部门的控制，是中国的明智之举。目前欧洲各国决策者们纷纷敦促银行牢记自己的责任，扩大信贷，还暗示如果它们不从，就可能采取诸如强制扩充资本等惩罚性措施，这听起来已经很像中国官员的口气了。
西方国家还不至于永久性将银行国有化，但从目前正在讨论和实施的大量监管改革措施来看，各国政府的确有意更加严密地控制银行的行为。
–另外一个领域是宏观经济政策。危机当前，中国政府迅速制定了多重刺激经济措施，例如家电下乡。当今年早些时候中央政府决定扩大财政开支时，大批地方政府官员们几乎连夜进京，提交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的投资申请。同时，政府还启动大规模资源收储计划，在国际市场价格低迷的情况下购进金属和其他大宗商品，扩大了需求。
与许多西方国家对比，中国的上述对策更加迅捷，更加彻底。例如美国，由於11月大选和随後的政府更迭，大规模刺激计划被延迟了几个月。而多数欧洲国家去年提出初步刺激计划的步调还要晚于美国，部分原因是担心违反欧盟预算规章。也许这就是欧洲衰退程度更高的原因。
我们对中国的报导非常关注天量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风险：效率低下，产能过剩，腐败机会增加，污染环境等等。我们还多次指出，中国经济减速说明以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失败，中国需要另寻发展道路。
我们认为，这些关於风险的预警都是正确的。从长期来讲，中国的发展模式必然要改变，国内消费的比重需要增加；但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也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度介入投资决策产生的益处：中国大规模推动投资，带动整个地区走出衰退，引领了全世界的复苏。
–第三个方面是中国对於资产市场的干预。随着去年下半年危机爆发，中国开始大力干预资产市场。在人民币稳步升值三年之後，中国开始以非直接干预的方式让人民币与美元重新挂钩，这种非正式挂钩自2008年7月持续至今。2008年下半年，中国开始干预股市，刺激楼市，放松了仅仅几个月前推出的限制楼市投机的一些措施。
海外常常批评中国官方干预市场的举措——有关中国“操纵货币”的指责我们早已耳熟能详；中国股市也常被称为不按正常商业逻辑运行的“政策市”。但在危机压顶之下，全世界似乎都更加认可甚至采取了中国对待市场的方式。
刚才我提到，新闻业报导这场危机的难处之一在於新闻业自身也遭遇了危机。我们还必须记住，我们的消息来源和读者们也同样遭遇了危机。这就意味着人们对媒体报导的关注异常仔细，一旦有令人不快的内容，读者很快就会投诉。
我记得，有一天我的电话从早响到晚，因为一家大银行对我们记者的报导十分不满，他们的公关总监和其他高管不停打来投诉电话。我很严肃对待这些投诉，但经过仔细调查发现，我们的报导绝对准确，没有不实之处，但在写法上的确有可改进之处。
其他一些时候，我们的确犯过错误。但我们都按路透社的严格标准，迅速、公开地更正了报导。作为一家新闻机构，保持读者对我们的信任至关重要。如实报导、准确报导、更正错误、遵循标准都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容不得半点妥协，尤其是在报导重大复杂事件的时刻。
我们从这一时期的报导中也学到了重要的经验。
经验之一是，我们必须不断审视我们的标准，有时需要加强这些标准。由於新闻事件的敏感性，我们将使用匿名线索和报导市场传言的政策修改得更加严格——我们不能制造新闻，只能报导新闻。
如今，反思过去几年我们汲取的经验教训，我相信全世界的财经报导水平将有所提高。财经报导仍旧不是财经预言——新闻永远不会是魔力水晶球——但我们能够成为更清晰、更精确的镜子。
但这就够了吗？
对於其他一些需要专业知识、专业报导、需要读者高度关注的重要领域，我仍旧感到担忧。
例如，我们对全球变暖的报导，能否被称为好的“镜子”？我们对於资源供给问题和即将到来的水源危机的报导，是否正中要害？是否需要再来一场危机，才能改善我们的报导，才能改变社会的思维？
记者们拥有巨大力量。我们手中的镜子能够产生强烈的效果。但无论我们的镜子多平、多亮、多真实，社会必须有勇气正视这面镜子，才能让它起到应有的作用。
谢谢大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