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发伟 李希光 2006-01-16 17:59:16.0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华盛顿邮报)近期有关中国“SARS'’报道的文本分析， 研究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政治倾向性。
SARS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西方主流媒体对此进行 了大量的报道，这些报道主要对中国处理SARS的做法进行批评，强调SARS在中国的蔓延 与政治制度的相关性，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在面临1989天安门事件以来最严重的损害。
当艾滋病在美国诞生并在从美国向世界泛滥的情况下，媒体往往是从卫生、健康的角度 进行报道，而中国出现SARS，西方媒体和部分香港媒体则主要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角 度来解读。西方记者从政治角度解读中国的SARS，除了带有政治偏见的新闻框架之外，同 时还与西方媒体驻华记者大多数是政治记者有关，因此非常容易出现对SAPS报道的政治解 读。
《华盛顿邮报》是美国首都第一大日报，也是美国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在美国享有广 泛的声誉和影响力，本文以《华盛顿邮报》近期对中国“SARS”的86篇报道为个案，从多 个方面分析美国媒体报道中的政治倾向性。
一、报道主题变化
1．报道数量不断升级，报道主题也在变化
本文对《华盛顿邮报》对中国的报道分为两类：涉及(提到)中国SARS(86篇)与专 门针对SARS在中国的蔓延进行报道(33篇)。从今年3月下旬，《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开 始同时出现了“中国”与“SARS”这两个关键词，进入4月份后开始了持续的报道，数量 不断升级(如图表1)，最多时每天8篇稿件涉及4篇专门报道中国的“SARS”，这么频繁的 报道，在华盛顿邮报上是不多见的。
《华盛顿邮报》对中国SARS报道数量的变化随着北京SARS病例累积数量的变化有一定 相关性(见图表2)，而且，早在中国政府公布北京SARS病例大量增加之前，也就是官方不 断说北京的疫情得到控制的时候，《华盛顿邮报》就开始了持续的报道，和政府唱反调，说 北京已经有大量SARS病人，远远超过政府公布的数字，政府一直在向公众隐瞒真实的疫 情，而公众缺乏知情权被他们认为是中国的政治缺乏自由，[1]这一观点在这一段时间内《华盛顿邮报》报道被重点强调。
SARS起源于中国，中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疫区是其一直报道的重点，在本文研究的所有报道中，下面两个主题的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数量逐渐增加：政府掩盖真相，SARS的蔓延是中国政治制度造成的。（见表1） 表1 各个主题的报道数量在
起源中国 中国重灾 政府掩盖 SARS与政治
3.18－3.31 7 7 5 0
4.1－4.10 6 11 6 0
4.11－4.20 12 6 6 2
4.21－4.25 12 14 13 4
各个时间段的走势变化图表3所示
2．大多数报道以负面为主，批评政府处理不当
在关于SARS的全部报道(86篇)中，有40篇为负面报道，占47％，中性报道占53％， 无正面报道。而在专门针对中国的报道(33篇)中，负面报道的比例达到82％，有27篇。 这些报道出现了许多如下关键词：封锁消息(suppressing information)、统一口径(speak with one voice)、控制、反应迟缓(slow response)、少报病例(underreporting cases)、独裁(dictator- ship)、撒谎(still lying)、掩盖(cover up)……这些词汇连同其组成的语句塑造了一个信息 不透明、对民众生命不够重视的一个政府的形象，这也是其报道的主要框架。
3．信源的选择体现其报道的政治倾向
作为SARS在中国蔓延，这本是一件关系民众卫生健康的事情，作为媒体，从医疗卫生 的专业角度进行报道是理所当然的，但事实上，《华盛顿邮报》并没有这样做，在专门报道 中国“SARS”的33篇报道中，从医疗卫生、健康专业角度进行报道的只有2篇[2]，占6％。 在信源的选择上，应该主要以医务工作者，包括医学专家、WHO官员、病人、政府、百姓 等为主。《华盛顿邮报》在针对中国“SARS”的报道中除了采访前面的信源外，还选择了其 他专家，包括政治专家、媒体专家、经济学家等等，这样的报道有8篇，占24％，而且选 择这些信源的报道全部是负面报道，主要用来说明SARS与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关联，在选择 压生做信源时，也主要是让他们提供数字证明官方的数据是不准确的，在撒谎，多篇报道引 用一个公开与政府对立(publicly contradicted)的医生的语言与数字。所有报道中，以WHO 官员作为信源的报道最多，有22篇，占67％，主要是来证明中国政府隐瞒数字，不与WHO 合作。在以政府或官员为信源的21篇报道中，主要是将其提供的数据与语言与医生或WHO 的语言与数据进行对比，以证明政府的信息不透明。(见图表4)
由于在33篇针对中国的报道中，负面报道占82％，所以无论以谁为信源，其观点和说 法大部分都是对政府的形象都是不利的。
二、报道框架 在所涉及中国SARS的报道中，主要有如下三个报道框架：
1．SARS起源于中国，并向其他地区扩散
在《华盛顿邮报》所有报道(86篇)，有37篇认SARS起源于中国，尤其是涉及中国 SARS而非专门针对中国SARS的46篇报道中，提到中国主要说SARS在中国首次出现，多 次出现如下词语：首次出现于中国(first emerged in Guangdong、first surfaced)、起源(originated)于广东、在广东开始出现(started)等，都明确指出或者暗示起源于中国，并向其他地 区扩散。
其实，SARS首次在中国发现，未必起源(originated)于中国，艾滋病在美国首先发现， 但是起源于非洲。但是美国记者就不去考虑这个问题，想当然的认为SARS起源于中国。
此外，《华盛顿邮报》有38篇报道认为中国是SARS的重灾区，“中国目前有全世界最多 的SARS病人”[3]，到中国旅行是非常危险的，报道中的感染SARS的外国人大都到过中国。 多篇报道认为SARS从中国传播到世界。
所有报道中，13篇报道使用了图片，其中10篇为专门对中国的报道，图片主要以面戴 口罩的中国人为主，表现中国SARS之严重。
2．政府隐瞒疫情，不对民众生命负责
在全部报道中，有3l篇与政府信息不透明有关。《华盛顿邮报》说，政府一直在少报[4] 病例，并且中宣部下命令对媒体进行新闻封锁(blackout)，[5]认为官方一直在撒谎(lying)[6] “在星期六之前，政府一直坚持在北京只有37个SARS病人，但是到了星期六，公布的数字 就成了10倍”，并将“政府掩盖真相、官员撒谎、不让报道”的这种做法与中国曾经处理艾 滋病在中国蔓延的做法相对比。[7]
《华盛顿邮报》认为政府掩盖真相的目的就是为了经济和稳定，并没有把民众的生命放 在重要位置，致使民众不再信任政府。”
3．SARS没有得到控制是政治制度的问题
将SARS在中国的扩散蒙上一层政治色彩是《华盛顿邮报》此次报道中的一个倾向，甚 至将中国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前苏联进行类比，这两个都是独裁的象征。在《缺乏民主导 致谎言》[9]一文中，一开始就将独裁(diuctators)和独裁政权(totalitarian state)与伊拉克、 前苏联、中国联系到一起。[10]
《华盛顿邮报》认为信息不透明、公众缺乏知情权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问题， “因为在中 国，健康数据是国家机密。因为在独裁国家，官员就这么做”，[11]正是由于信息没有及时的 公开，导致了SARS的扩散。[12]
《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将中国政府对SARS的处理与当年位于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 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但是下面的官僚主义压住消息不发进行对比，“这次危机反映了中国目 前的政治存在问题”，如果早发现早隔离的话，在中国和世界就不会感染那么多人。[13]并暗 示SARS将会逼迫中国施行切尔诺贝利后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这一政策最终导致 苏联解体。
有3篇报道提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并引用专家观点认为“中国 对SARS的处理对其国际形象的损坏可以与1989年对学生运动的镇压相比”。[14]“如果说天 安门事件是内政的话，那么这次(中国政府对SARS的)处理不当造成世界范围内的生命死 亡”[15]。对卫生部副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盂学农的撤职处理，也是“自89年天安门事件 以来首次撤这样级别的高官。”[16]把SARS与天安门事件联系到一起，努力唤起西方人的记 忆。
三、结论及建议
美国媒体对华报道一般受美国政府对华的基本立场和美国媒体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框架 和偏见影响。在这次SARS报道中，《华盛顿邮报》报道角度与报道框架除了其在对华报道 中一贯的立场影响外，还与记者专业有关。
西方媒体驻华记者中极少有从事科学或医疗卫生报道的专职记者，他们多数都是时政记 者，很容易把SARS报道放在政治框架里来解读。当前，西方报道中国SARS几乎没有科学 或医学记者，而中国内地媒体也很少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报道或医学报道记者。在SARS发 生之后，很多西方记者不去采访中科院或军事医学院的专家，而更多地是采访中国的政治学 者、新闻记者等不懂医学的人士。 、 例如，在《华盛顿邮报》33篇针对中国的报道中，有28篇报道出于一人之手，那就是 自1998年就成为<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分社社长的John Pomfret，中文名字潘文，他是一位 出色的战地记者和政治记者，写过大量关于中国的政治报道，对于SARS，也不例外，主要 从政治角度而不是卫生、健康的专业角度进行报道。
以美国媒体为主导的西方媒体从一开始就试图把中国SARS报道放在政治报道框架里， 中国媒体应该把非典更多地放在医学、公共保健、人性关怀的报道框架里，一定要利用这个 机会，通过新闻改革，重建中国主流媒体的公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