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回望（上）
■孙正一 柳婷婷
一月
●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
１月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信产部、税务总局、广电总局６部委联合署名的《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１号文）。３月下期《中国广播影视》刊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所所长杨明品文认为，这意味着数字电视发展由部门战略升级为国家战略。今后一个时期广播电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和支点将表现为实行台网分离，推进网络整合和推进制播分离，培育节目市场主体两个方面。同期报道认为，这个文件“明确鼓励广电涉足增值电信业务，国有电信投资数字电视接入网络和终端改造”，“突破了１９９９年国务院办公厅‘８２号文件’”。报道引用流媒体网首席运营官张彦翔观点认为，“１号文”给数字电视产业的融资带来了利好消息。一是“支持包括国有电信企业在内的国有资本参与数字电视接入网络建设和电视接收端数字化改造”；二是“积极支持数字电视相关企业通过上市、发行债券、上市公司配股和增发新股等方式筹集资金”。
●网络舆情改变政治生态
1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首次增加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认为，中国互联网的舆论平台已十分发达，正在成为舆论形成的新型重要大众媒介，成为民意表达的新的重要平台，成为社情民意中最活跃的部分。报告引用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的话说，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深刻改变了政治生态环境，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渠道。“网上舆论开始形成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注点的变化与一些事件的发展动向，并且影响政府的决策”。2月期《南方传媒研究》刊李红平《从“监督者”到“报道者”》一文列举2007年“PX”等事件，认为“互联网以超强的舆论场聚纳人气，以超快的速度病毒式地传播情绪和情感，尤其是对于X0后而言。无论网络对传统媒体广告份额的冲击是如何地常常被忽略，网络对民意的影响已是弓之如箭”。4月12日《中国青年报》刊陈创东文认为，在“国人拥有计算机尤其是具备上网条件的情况远未普及，建立在匿名发言、反复点击基础上的网络调查机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替传统的民意调查方式？或者说，公共管理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倚重于网络民情？”“由于条件所限，网络民意与现实民意难免存在差别”。
4月18日《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与网民见面时说，要通过党委、政府与网络社会的良性互动，构建起二者之间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机制。
二月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1月31日起施行的《规定》，明确国务院广电主管部门为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行业主管部门，电信主管部门应根据广电主管部门的书面意见，关闭网站违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吊销相应许可证或撤销备案，责令提供信号接入服务的网络运营单位停止接入。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必须是具备法人资格的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单位，提供上载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单位不得允许个人上载时政类视听节目服务，任何组织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在互联网上使用广播电视专有名称开展业务。1月期《中国报业》刊文认为，此规定意味着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网合一”迈出实质步伐。此后广电总局多次公布对部分网站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抽查结果，责令擅自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网站停止服务，并警告处罚多家传播违规节目的网站，并将没有信息服务资质、擅办视听节目服务的网站转电信部门处理。4月10日文汇报报道，2007年全国网络视频用户已达1?7亿，约占网民总数的81%，上网看视频节目，位居搜索之后，成为目前网民的第二大需求，高于浏览新闻的网民比例。网络视频广告也从2006年的1?7亿增至2007年的4?1亿。6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247家机构获得视频牌照，其中包括新浪、搜狐、网易等。
三月
●西方新闻价值观与中国国家形象
3月期《新闻记者》刊庹继光、刘海贵文透露，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五洲传播中心副总编辑张东霞引用数据说，“据学者调查统计，国外英文媒体对北京奥运会关注度最高的主题是中国政治性议题，占全部报道主题的26%，其中包括中国的人权和民族等问题”。文章认为西方传媒竭力捕捉北京奥运会中的政治性信息，并把负面新闻作为报道的突出内容，归根结底，是其意识形态、新闻思维双重作用的结果。而意识形态导致的误读，通常是受到政治利益、文明意识两方面的影响。文章引用罗以澄、夏倩芳《他国形象误读：在多维视野中观察》观点认为，国际传播首先以确认自己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为出发点，对异己东西做判断……尤其是出于国家政治方面的实际需要，或在某些特定时期、针对特定事件，媒介的确也有意识地误传以引导误读。庹、刘文认为，西方传媒、记者的新闻价值观也决定了西方主流传媒，尤其是美国传媒对北京奥运会的报道必然以负面报道为主。在西方新闻理念里，负面新闻的价值，远远大于正面新闻。11月6日《参考消息》刊对前BBC驻华记者邓肯·休伊特的专访，休伊特说，包括他在内的外国人，特别是多数当过记者或仍然在当记者的“老外”，习惯于用怀疑的眼光看问题，在他们的眼里，问题才是新闻。
●个人传播时代与民间新闻
第5期《网络传播》孙光海、喻亚男在封面文章《网络舆论与执政创新》中说，“从当年的‘孙志刚’到2007年‘华南虎照片’事件，再到今年的网民自发倡议‘抵制家乐福’行为，无不以互联网特有的方式轰动一时。网民就是这些网络事件的主角，他们借助Web2?0时代迅速兴起的各类个人在线产品与服务参与事件的进程与走向，更显示出网民团结的强大力量。可以说，网民的个人传播时代真正到来了”。3月期《新闻记者》刊杨保军文认为，当网络时代到来后，民间新闻传播者和他们创制的民间新闻，具有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不同的地位和作用。杨强调民间新闻是指民众或社会大众以他们自己的兴趣、需求自主传收的新闻，这些新闻不经过新闻组织或机构的严格把关或者编辑和过滤。民间新闻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传播者身份的大众化和公共化，即构成社会大众的个体在原则上都可以成为面向整个社会的传播者。一个民间新闻传播者实质上充当了一组织化媒体的角色，成为一个“准”公共传播者、社会化的传播者。民间新闻会成为新闻内容的最大生产者和提供者，也往往成为组织化新闻的“导火线”或者“放大器”、“扬声器”。民间新闻自身的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一直是其面临的严峻问题，而滥用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权利的现象更是令人头疼，不可能彻底根除。
●报业能否办广电是国家行为
3月7日《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广电总局副局长张海涛在两会新闻出版界政协委员小组讨论开放日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关于广播电视的管理，国家有专门的规定。国务院颁发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对广播电视的开办主体、条件做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即由各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主办。因此，中国的文化、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管理在政策上是有区别的，现在办广播电视限制在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即政府办广电。这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这个政策是由国家来确定的”。
●中国记者提问不着调
3月20日《南方周末》刊魏雅华文认为，在3月18日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记者的表现就像雇员在向老板发问，察言观色，战战兢兢，不着边际，无一例外地问总理已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过的问题。对众多全国关注的重大话题，没见一名中国记者发问。
●新华社研发金融交易服务平台
第3期《中国记者》刊新华社新闻研究所马昌豹文称，从２007年9月20日起，以终端形式为经济管理部门等机构提供信息资讯、市场行情等综合服务的“新华08”，运行3个多月，用户近2000家，超过路透、彭博在中国用户的总和。田聪明在新华社2008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一产品填补了中国乃至亚洲在这一领域的空白。5月30日新华社与上交所签订协议，将通过“新华08”等渠道，推广上海证券市场的信息和数据，以增强中国在全球金融市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信息透明度。
四月
●新闻纸涨价
据4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国内新闻纸需求每年增长在8%左右，由于纸张成本占生产成本大约60％～70%，近半年来提价幅度达到20%左右的新闻纸价格上涨，将使发行费用的亏空更高，直接影响纸媒行业。第8期《中国报业》刊新闻出版总署报纸期刊司副司长朱伟峰文认为，涨价将导致“各报业集团和报刊社收支严重失衡，资金链紧张，报纸行业2008年面临全行业亏损的可能，将直接影响党报集团在市场多元传播格局中的影响力、竞争力和舆论引导能力”。9月3日《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第三季度连续飙升至6000元左右的新闻纸价格暂趋稳定，并认为，这次新闻纸涨价背后孕育着报业新一轮变革。8月以来，京、沪、穗、宁、汉、蓉等地都市类报纸相继提价，9月16日《北京青年报》报道，2009年期刊价格普遍上浮，并认为这会使一些缺乏市场运作能力的杂志社退出市场，对有竞争力的杂志社来说反而是一种机遇。
●传统媒体收入占产业比重降幅较大
4月3日《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媒介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07—2008）》认为，2007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产值为4811亿元，电视广告、报纸广告、报纸发行等产值均过200亿元。移动媒体和网络媒体增长较快，移动媒体年总收入达到1053亿元，网络媒体总收入297亿元。传统传媒产业，除有线电视收费外，其他门类收入基本都呈下降趋势，图书出版、电视广告、报纸发行、广告公司等占传媒产业的比重下降幅度较大。
●广电节目违规可撤频道频率许可
4月10日《北京青年报》报道，中央纪委驻广电总局纪检组组长王莉莉在全国纠风工作会上说，目前总局已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监听监看系统，对全国413个地市以上1372套电视节目和104个地市广播节目的广告播放情况进行轮番监听监看，发现问题及时录制下载。总局对频道频率、节目栏目运营、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建立退出机制，通过撤销其频道频率许可证或停播其节目栏目等措施，加大对违规者的处罚力度。制定《广播电视节目监管细则》，对广播电视节目低俗化的表现形态、惩戒方式等做了操作性较强的规定，作为有关部门评判节目内容和质量，处罚节目播出机构违规行为的依据。
●宽容媒体出错推进舆论监督
据5月7日《中华新闻报》报道，央视２007年3月24日新闻频道《每周质量报告》报道河北晋州市海龙棉织厂生产“毒毛巾”事件后，被厂家告到法院。晋州市一中院审理后认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获得客观社会评价的权利，法律亦保护媒体的正当舆论监督权利。作为生产毛巾的企业，针对媒体与公众对其产品质量及安全的苛责，应予以必要的容忍。4月17日《南方周末》载孙旭培文，引用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研究数据说“中国媒体遭起诉时的败诉率是69?27%，而在美国，媒体在遭起诉时的败诉率仅为8%”。“在新闻诉讼中，我国法院给媒体的言论自由权重仅30%多一点；而在美国，法院给新闻媒体言论自由权的权重是92%”。“宽容媒体犯错正是要放宽媒体的自由空间，建构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鼓励其敢做敢言，借其敏锐广泛的报道网络及时曝光不良现象，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宽容媒体出错要“判断是否严重失实，不能没有公众利益的视角”；要“借鉴美国的‘实际恶意’原则，在官员为原告的案件中免除或减轻对媒体失实报道的处罚”；要“借鉴‘即决判决’，减少无休止的诉讼”。6月21日《羊城晚报》据北京法院的资料报道，在2008年15件媒体被诉案中，有14件媒体败诉。在媒体应诉的案件中，媒体胜诉比例不超过20%。报道引用美亚保险相关负责人的观点说，“媒体工作者总是面临巨大的信息量，吸收、处理这些信息难免会出错；媒体是社会公正、正义的监督力量，是社会矛盾、冲突的记录者、分析者，有时难免会涉及矛盾中的一方而被认为措辞不当或记录不实而遭索赔；媒体即使在公正如实报道的情况下，也会被相关权利人认为侵权，并进而采取法律措施”。
●新闻摄影与宣传摄影
4月3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许林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报纸上摆拍的照片又多了起来，雷同化、概念化照片大有泛滥之势”。贺延光说，“我们的假照片，每逢大事便应运而生。老山前线、抗洪、非典……20多年来我们纵容了多少这样的造假？”报道认为“中国的新闻图片造假曾经掀起多次高潮，出于某种宣传的需要，局部真实必须要服从整体真实，这便成了某些造假者仰仗的逻辑”。温州记者章翔鸥分析，“就这两三年出现的问题照来看，大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大都是一些为了达到宣传目的的照片……”。时评家张天蔚认为“这种区分隐含的一个更重要的逻辑是，新闻必须真实，宣传却可以作假”，“媒体、公众及主管部门，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新闻’和‘宣传’奉行两种不同的真实标准”。
五月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颁发的《条例》5月1日起施行。6月30日《北京青年报》采访北京大学教授、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湛中乐表示，华南虎照事件留给政府机关的沉痛教训，是政府机关应该善待公民的信息需求，改变长期存在的不把公民信息需求当回事的观念。此次假虎照带来的结果是始料未及的，这说明公众通过信息监督政府工作的意识越来越强，向公众公开、公布真实、完整的信息，已经成为政府机关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刚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公务员法》等相关法律，政府机关向社会公众提供虚假信息，相关责任人要被追究警告、免职、开除公职等等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同日新华社记者梁娟、陈钢撰文认为，虎照事件中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无利不作为，有利乱作为”的执政思维，损害了政府最为珍视的公信力。
●报刊改革三步走
5月6日《中国新闻出版报》刊柳斌杰在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会的讲话说，国有企事业单位主办的非时政类报刊在第一阶段完成改革，第二阶段是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主办的非时政类报刊，第三阶段是部委所办的报刊。力争三年建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重塑市场主体和培育战略投资者、实现科学发展的任务。
●新闻报道不该内外有别
5月8日，《南方周末》发表北大学者张健来信质疑，《纽约时报》据新华社报道发表的《中国报道了在骚乱中丧生的第一个藏人》，认为“新华社只报道有一名藏族刑警在抓捕嫌疑犯时殉职，没有提及任何其他藏族人死亡”。“但《纽约时报》该文却报道说‘有一名藏族人和一名警官死亡’”。5月15日《南方周末》刊载读者来信认为，当天新华社对同一事件的英文报道“确实提及了有煽动暴乱的藏族人在与警察枪战中被打死”，文后刊登《南方周末》编辑回应说，“新华社就一件新闻发出中英文版的报道，内外有别。要知道，信息时代，你发的中文报道，国外的人看得到，你发的外文报道，国内的人也同样看得到”。
●CEC叫卖中国有线
5月8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CEC）挂牌转让持有的中国有线45%股权，价格为4?5亿，与其3年前入股时的价格相同。但明确意向受让方应为国有企事业单位或国有控股企业，要求注册资本金不低于10个亿，且3年内要新增投资人民币20个亿。报道透露，自1996年广电总局整合地方有线广电网络，实践证明12年的整合并不成功。2005年3月CEC参股的初衷是打造一个类似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全国性广电运营商。但2005年7月20日，成立不到半年的中国有线和广电总局广播影视网络中心划归中央电视台管理，最初的中国有线管理层全部撤换，CEC相继退出管理层。至2007年中国有线主营业务收入2?04亿，与销售收入超过10亿的歌华有线、东方有线等相比显然存在不少差距。“国家队”在有线电视网络的整合方面彻底输给了“地方诸侯”，2007年东方有线已经开始参股陕西的广电网络，歌华有线则收购了廊坊有线。
●“5·12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个新的开始”
综合《环球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5月12日１４时２８分四川汶川发生里氏８级地震。14点30分，优酷网登出第一条关于地震的视频《实拍朝阳门地震现场》。14点45分新华社播发简讯，47分新华社播发简明消息。14点50分央视以滚动字幕方式作了报道，15点整点新闻头条口播；15点０4分，中央电台中国之声插播地震消息。15点20分央视开始特别直播《关注汶川地震》。5月13日上午中宣部召开全国宣传系统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抗震救灾宣传报道工作。四川省政府新闻办每天下午举办一场新闻发布会，通报受灾、抗灾新情况。
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陆侠《灾难中凝聚沉着的力量》的时评指出，“这场‘全国直播’的震情随着电波和网络迅速传送，不仅没有扩散恐慌，反而抚平了公众的不安，凝聚起坚定沉着宁静的力量”，“作为30年改革开放的果实之一，在大灾大难面前实现的信息及时公开透明，让我们在战胜灾难时更加自信，更加从容不迫，也更加万众一心”。5月13日中国青年报刊曹杰文《这次，真相跑在了谣言前面》认为，这种平静和理性归功于通畅的信息传播和政府及时的信息公开。5月20日柳斌杰在接受《新华月报》专访时表示，中国媒体这一次真正掌握了在世界公众面前的话语权。6月7日《新京报》刊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与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庆安对话，史认为，与５年前的SARS疫情对照，国内主流媒体第一时间大篇幅、不间断、多角度报道，境外记者第一时间获准赴灾区采访，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第一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灾情、澄清谣言，反映了中国在运用‘软实力’上的巨大进步。周认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灾难为中国化解国际公关危机、重塑国家形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六月
●对话语权最有利的控制机遇
第3期《当代传播》刊陈力丹文认为，我国发布关于拉萨事件的新闻，初期是滞后的，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之简单，与事件实际造成的广泛影响很不相称，以致让西方传媒的报道先声夺人。虽然接着报道了较为详尽的真相，但西方传媒已抢得先机占据了国际舆论阵地。我们虽然抓住了一些传媒报道不真实的有力证据，但实际上担当的是一种被动的揭露、抗议、解释的角色。我们在抢占国际传播的制高点上，起步慢了，一步跟不上，以后扭转局面就显得非常被动。由于西方媒体的某些歪曲报道，反而造就了中国网民与西方传媒直接交锋的机会。这是中国对外传播的一大突破，起到了官方媒体所无法起到的作用。“一个事件发生了，先声夺人很重要，这是对话语权的最有利的控制机遇”。第7期《新闻记者》刊人民日报记者李泓冰文章认为，对拉萨事件，中国媒体的报道起初显得迟缓与不充分，一些西方媒体趁机大量发布带有偏见的失实报道和评论，使不少海外受众受到先入为主的影响。即使后来中国媒体提供了大量真实的新闻图片、录像和详尽报道，仍然难以挽回某些海外受众业已形成的偏见。5月1日《南方周末》刊中国社科院单光鼐、时事评论员蒋兆勇、新加坡联合早报研究员于泽远关于“怎样化解西藏事件的公关危局”的谈话。于认为“我们的话语形态需要改变，如果用斗争语言去指责西方媒体，往往效果不大。不善于沟通，会导致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更加难以避免”。蒋说“如果坚持宣传的方式，就永远打不过自由传播。我们需要适应世界文明框架下的对外传播……，行政化的宣传工具也难成为有公信力的媒体。不着眼传播规律的摸索，没有创造性思路，没有构建诞生和设置议程的能力，我们永远是国际话语体系的矮人，话语霸权永远在别人手里”。
●胡锦涛视察人民日报
6月20日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胡总书记就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出“五个必须”：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把坚持正确导向放在新闻宣传工作的首位，更加自觉主动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新闻宣传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③必须不断改革创新，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努力使新闻宣传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④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要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宣传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⑤必须切实抓好队伍建设，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引导广大新闻宣传工作者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增强业务本领，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纪律严的新闻宣传队伍，培养造就更多人民群众喜爱的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名主持人。
●胡锦涛与网友在线交流
6月20日胡锦涛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在线交流20多分钟。据人民网报道，2分钟内，网友发帖超过200条，半小时内在线人数超过200万。6月26日《南方周末》报道认为，“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直面公众的提问，彰显最高领导层对网络强大影响力的首肯”，“同时亦显示官方对网络这块‘阵地’的重视与管理进入到新阶段”。《南方周末》引用一资深新闻学者的话说，多年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级领导几无接受国内媒体的采访，最高领导人则更为罕见。自2008年以来，中国政治领袖对待传媒的方式有新的变化。5月16日，在汶川地震灾区的温家宝接受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集体采访。虽然电视画面中没有见到记者提问，但国务院总理专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已是罕见。而此次，胡锦涛首次直接与国内网友在线交流，接受访谈提问，与之前相比，其突破意义不言而喻。
●数据
据《2007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2007年全国共出版报纸1938种，总印数439?99亿份，定价总额206?53亿元，用纸量391?17万吨。其中全国性报纸221种，省级报纸816种，地、市级报纸882种，县级报纸19种，综合报纸809种，专业报纸1129种，各类期刊29亿册。2008年1月1日零时，人民日报发行232?55万份。
至2007年年末，全国共有广播电台263座，电视台287座，广播电视台1993座，教育台44个。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95?4%，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6?6%。共开办广播节目2477套，电视节目1283套，付费电视138套、付费广播17套。
据国家工商总局数据，2007年全国广告经营总额1741亿。第4期《现代广告》报道，2007年全国报纸广告收入总额为322亿元。9月12日汪家驷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刊文认为，2007年中国报业广告到账收入比2006年同期增幅仅6%，考虑版面折扣与实际到账率指标，再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国内报业整体广告收入增幅有限。广电方面据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2008中国广播影视发展报告》公布，2007年全国广播影视总收入1383?66亿元，其中广电产业收入1129?41亿元，比上年增长17?65%。作为广电产业主要收入来源的广告收入为600?56亿元，比上年增长13?88%。其中广播广告收入65?39亿元，比上年增长10?82%，电视广告收入519?21亿元，比上年增长14?53%。第二大收入来源的有线网络收入为306?71亿元，比上年增长21?95%，其中有线电视收视维护费212?20亿元，付费数字电视收入8?34亿元，比2006年同期增长15?61%、59?31%。据第2期《中国广播影视》报道，2007年全国电视广告收入前3名为央视110亿，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33?33亿，北京电视台21?5亿。广播广告收入前3名为北京电台5?6亿，广东电台3?89亿，上海电台3?47亿，中央电台名列第7为2?35亿。
截至2008年3月底，全国手机用户数超过5?74亿。
据CNNIC2008年1月发布统计报告显示，2007年农村网民人数增加至5262万，年增长率为127?7%。2008年7月发布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人数已增至2?53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