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闻记者 | 作者:蒋含平 纪永德 |
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历程充满戏剧性。
从1907年张伯苓先生在天津青年会第五届学校联合运动会的颁奖式上提出要参加奥运会开始，中国人已经有了对于奥运会的向往。但是，参加奥运会对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1932年，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举动，使得中国人仓猝间闯进了奥运，迈开了中国奥运之行的第一步。
当时的中国，正值日本制造“9·18事变”，入侵中国东北。面临战争，国民政府放弃了原有派出足球和田径选手参赛的打算。但是，日本为了让自己扶植起来的伪满洲国获得国际上的认可，却决定让伪满洲国以“新国家”的身份派选手参加在美国洛杉矶的奥运会。
为了粉碎日本的阴谋，国人强烈呼吁派代表中国的选手参赛。于是中国民间组织与热心人士积极运作，在距离奥运开幕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促成中国这首次奥运之行。东北大学体育系学生、短跑健将刘长春，成为这次奥运之行的唯一参赛队员。此次奥运之行，被当时的媒体称为“刘长春单刀赴会”。对于这一次传奇而坎坷的中国奥运“处女秀”，中国媒体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作为当时国内南北两家重要的媒体，《申报》、《大公报》均对此进行了报道。
站在奥运盛会即将在中国举办的2008年，回顾当年中国人第一次出洋参加奥运会的历史情景，当时国人的抗争与失落、报人对于体育的理解与呼唤，仍然清晰可感———
《申报》报道 丰富全面
作为坐镇上海的国内权威大报，《申报》的报道可以说是敏锐而全面的。它既敏锐地把握住了这次奥运之行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也全面报道了此次征战奥运的全景。从1932年7月1日至8月23日，《申报》共发表奥运会报道181篇，全部刊登于教育消息板块中的“体育”栏里。中国队组队参赛开始，到最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官员赴美参加世界体育会议结束，《申报》对于整个奥运行程进行了全面的报道。
高度关注与评价此次参赛的政治意义与历史意义
1932年7月1日至1932年7月31日，《申报》刊登了8篇与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相关的新闻，对于整个参赛风波的过程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回顾，例如对于参赛动机的阐述，《申报》充分揭示参赛过程的政治意义与历史意义。如《世界运动会中华选手刘长春昨日安抵上海》报道，指出刘长春此次“参加大会意义有四”：第一是“使满洲伪国不得参加，不得在国际上得地位”；第二，“刘为东北人，可乘机向世界青年宣传日侵我东北，主持伪国真相”；第三，“开我国运动史上新纪元，使国旗首次飞扬于世界运动场上”；第四，“志在观摩各国，促进我国体育，胜败非所计”。①《威尔逊总统轮今晨送刘长春宋君复赴美》的报道，则突出强调“刘君亦为中华参加亚林匹克（按：即奥林匹克）之第一人”的深远历史意义，认为这个举动是“破天荒最值得纪念之新纪元”，“其意义之深远，使命之重大，于刘君启行之今日，安可不表而出之” ，并希望通过赴会与世界体育发展的先锋力量切磋交流，“与各国选手携手，以促进国际体育地位”。②
在比赛期间，《大公报》从8月1日到8月16日每日都在第四版刊登一篇关于奥运会以及部分赛事结果通报的综合短消息。比如《世界运动大会开幕典礼盛况》、《世界运动会男女健儿斗胜中》、《世界运动会第二日男女百米均造世界新纪录》、《世界运动会成绩良好》等，报道内容的选择主要还停留于奥运会赛事上。
发挥《大公报》“文人论政”的评论优势
从1932年8月7日至8月23日，《大公报》集中发表了《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与全国体育会议商榷》、《再论体育问题》、《阿林比克与日本》、《提倡土体育之应声》5篇评论，把体育问题置于“9·18”以后国难家危、国家要发展、民族需振兴的大背景下，通过大量的思想交锋，探讨了如何将体育发展与国家民族发展相结合，集中体现在“土体育”与“洋体育”的比较权衡上。很显然，《大公报》主张中国应该大力发展传统体育，反对一味模仿西洋的竞技体育，认为“今后之体育，应以国术为宗，舶来者辅之”。⑤
《大公报》列出了“洋体育”的种种不足：第一，“夫欧美日本流行之运动竞赛，究之，乃有闲的国民之游戏事也，其最大的妙用，在使青年余剩的精力时间有所寄托，使其兴味集中于运动竞赛,免为政治斗争”，而中国“今日何日，国家被吞并，人民失生计，神州禹域，眼看断送。犹之家贫遇盗，颠沛流离，救生不暇，安能学邻家子雍容消光”。第二，中国的贫苦困顿不允许发展“洋”体育，“外国养成一大选手，须多少时日，费多少金钱，……安能步武彼等有闲的国民，消耗金钱时日，与之争尺寸分秒之长短，纵胜亦辱”。第三，西方竞技体育未必能促进身体健康，“如日本女选手‘人见氏’，名闻世界，青年而亡，是知运动与体育并非成正比例”。第四，竞技界的浮躁之风，“中国今日，虽无大选手，而习气则已深,捧角心理流行于体育界，运动健将，每无勤学，是‘洋’体育之得未偿失也”。而“土体育”却有不可取代的优点：第一，中国传统体育中蕴藏着丰厚的养生之术，“世界一切文化中，关于养生之道，绝无如中国文化之丰富者。敢断言曰：关于祛病延年之术，中国必为世界第一无疑也”。第二，中国传统体育就地取材，适合全体国民习练，“拳脚乃土体育之正宗，费用极微，而健身之效定大于西式运动”。第三，国术修炼可用于抵御外敌的入侵。⑥可以看出，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大公报》对于体育的强调，更注重其实际效果与实用性。
在这次报道中，《大公报》采用通讯社发稿22篇，本报自编自采（包括评论）为7篇。所采用的通讯社稿件分别来自于新联社、合众社、哈瓦斯社、国闻社、电通社。在国内阶段的报道中，自采稿件只有两篇，其余选用的是国闻社稿件，没有来自体育界的第一手资料。
同样的奥运 不同的解读
从1932年的奥运报道中可以看出，在“9·18事变”、“淞沪会战”的弥漫硝烟中，《申报》、《大公报》不约而同地把这次奥运之行放在了这一时代背景之下，但是两报对中国的首次奥运行作出了各自的解读。
历史上的《申报》是一份以市民和中下层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群的报纸。“9·18事变”以后，该报政治倾向开始激进，并加大了改革的步伐，希望报纸可以成为推动爱国抗日热潮的舆论中心。《申报》因此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姿态，无论是在淞沪会战时对于国内援助活动的积极报道，还是在评论风格上，都倾注了极大的抗战热情。在此次奥运首航的报道中，《申报》高度关注奥运参赛风波及其意义也就成为必然。同时，《申报》还注重这次赛事本身和奥运的人文背景、意义，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奥运全貌，体现了一个成熟的都市媒体应有的新闻敏感与理念。
当时的《大公报》是一张以言论占主导地位的报纸，主要读者群体是政学界的知识分子、官员和市民，“文人论政”成为《大公报》的主要特色。“9·18”之后，《大公报》开始形成“国家中心论”的政治导向，这使得报纸在部分言论上与蒋介石的“缓抗”论趋向一致。这就可以解释《大公报》何以避开“刘长春单刀赴会”事件的政治意义，而将目光集中于对奥运之行背后的中国体育发展道路和对于未来中国体育政策的呼吁上。与《申报》的详尽报道相比，此时的《大公报》思考更为深沉，似乎更希望通过自己的言论为决策者提供助益。这种思考多少弥补了《大公报》奥运报道上的不足。《大公报》对奥运报道的简化处理，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对于体育运动的别样认知。
当1932年的中国惶惶然踏上奥运的赛场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奥林匹克运动还是遥远而陌生的，《申报》、《大公报》这两大分属南北两地而又兼具巨大号召力的报纸，都对奥林匹克运动作出了自己的诠释。通过两报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出，早期中国报纸上的奥运报道已经初具规模，比如固定版面、集中报道等；同时，两报还把奥运报道置于报纸各自理念下进行操作，使得奥运报道开始表现出多样与差异。但是不同的解读，并没有掩盖中国报人通过体育赛事所表达出的民族情感与爱国热情。
而这个主题，至今仍然是我们奥运报道乃至体育报道的主旋律。
尽管这些最早的奥运报道与现如今的奥运报道相比，过于单薄，也不够成熟，但是不管怎样，76年前的新闻媒体对国人的首次奥运行留下了珍贵的记载，使我们能够从中领略当年的中国人是怎样来看奥林匹克运动的。这是永远值得我们记忆与纪念的。■
（作者分别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