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诚勿扰》：各个小故事组成的情景悲喜剧
根据西方的戏剧理论，叙事文本分为喜剧、悲剧、悲喜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愿意将《非诚勿扰》看做是一个多元混杂的悲喜剧本，男女嘉宾最后是否牵手成功代表着“大团圆”结局的到来与否。在一开始的嘉宾介绍中，每个嘉宾背后的故事和经历或喜或悲，平凡的人生被浓缩在一个短短的DV介绍中，原生态的暴露带给了人们新鲜刺激感和无意间的评价；紧接着是男女之间的互评，个中一些千奇百怪的理由和出位的言论肆意揭露对象与理想之间的差距，这种“审丑”就达到了喜剧的效果，一些著名的“宝马论”、“富二代”等话题也正是在这个环节男女嘉宾的交锋中被凸显出来；最后的大结局，男生或者得到自己心仪的女生或者失败，都是喜剧或者悲剧之间的转化，男主角就此告别舞台。在人们还没有机会回味上一个男生的成功或者失败之时，下一个男生已经伴着音乐登场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新一个叙事文本又开始了。
由此可见，《非诚勿扰》作为一个多元混杂的悲喜剧本，观众可以在观看过程中任意带入自己的观感体验，自主地选择阅读视角确立自己的情感认同，伴随着男女嘉宾的情感体验开始自己的审美过程。
（二）《非诚勿扰》：传统性别政治的反叛
包括《非诚勿扰》在内的多数相亲节目都在环节设置中将女性权力放在前面，男嘉宾在出场之后首先要面对女嘉宾们的辛辣点评，虽然男嘉宾也有反驳的机会，但是1比24的悬殊比例常常使男嘉宾的话语权力在舞台上处于劣势，节目就在这种悬殊的话语权力对比中进行，一反男性占据话语权力的传统。
长期以来，女性作为一种“他者”的形象被建构，在历史上的“语言学转向”中语言被赋予了社会文化和权力实践形式的功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我们在生活世界中一直在将人归类，但在这些无数类目化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却被划归为与我群存有差异的“他者”。这些类目一旦形成就意味着在社会中本来混沌的人群立刻被贴上了种种勾联丰富的文化意涵和概念联想的“标签”，从而被清楚而永久的区隔开来。[5]一旦这种二元化对立形成，就被约定俗成而不易改变。大众传媒再现任何社会角色的形象时就可自然而轻易的将特定个体加以类目标签化（category labels），就如同简化的逻辑三段论一样，某一特定个体被归类于某一种人，也就同时预设他拥有那些简化、本质化的特征。福柯认为，认识或思想方法不是由人，而是由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推理结构所决定。[6]
女权主义者认为，在我国的大众传媒形象建构中，女性一直处于社会话语权力的边缘地带，丧失了社会主流话语权，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女性的身体经常被投放到大众媒体中作为男性观赏的对象。约翰?伯杰认为：女性自身的观察者是男性，即被观察者是女性。这样她将自身转化为一个客体，尤其是转化为一个视觉的客体，即一种情景。[7]女性的外在身体在传统上作为男性观察和品头论足的对象，女性也一直作为大众舆论中的弱势话语形象，但是节目却将男性置于被点评的境地中，特别是在“爱之初体验”环节中，仅仅凭借男嘉宾的长相、着装就由女嘉宾做出评价，更是带有了不一样的女性主题意志。
虽然仍有很多观众在观看《非诚勿扰》时为女嘉宾的外形所吸引，女性身体审美准则并没有被彻底颠覆，但是节目中的女性强势话语权的获得具有了更多的积极意义。
（三）《非诚勿扰》的微观叙事文本
如荷兰叙事理论家米克?巴尔所述：“文本分析的目的不在于说明写作过程，而在于说明接受过程的状况。叙述本文是如何以一定的方式打动读者的，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同样的素材由一个作者表现出来如此成功，而经由另一位作者之手却显得非常平庸？”[7]《非诚勿扰》之所以在同质化的相亲节目中脱颖而出，我们还要从微观上分析节目所使用的典型叙事技巧。
1.人物角色。从《非诚勿扰》这一叙事文本的人物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角色：男女嘉宾（主人公）、主持人（协调者）、嘉宾主持（仲裁者）、助手（现场观众及场下以节目为话题的网民等），这些人物角色共同推动故事向前发展。
嘉宾之间的互评代表着在大众传播时代将本该属于私人领域的人际关系交往搬上荧屏，嘉宾主持和主持人的现场仲裁和调解既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又将事件冲突引向大众文化的领域，场外观众随之引起的争论使之发展成为媒介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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