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源
“报社如果派你去索马里，你敢去么？”部门主任樊巍征求我的意向。这是我第一次得到赴索马里采访的信号。
再过几天，就要告别2008年了。说实话，这一年我亲历了四川地震、北京奥运和酒泉神七发射，此时已近年底不太会为某个新闻选题而激动了。但我听到“索马里”这三个字，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激情似乎一下子被唤醒了。因为，中国军舰即将启航，远赴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此去索马里，一个还没有中国记者深入采访过的地方，一个多国新闻记者喋血的地方，一个在西方人眼里极度恐怖的非洲国度，跟我以往在国内任何一次艰难采访都不可同日而语。正因为如此，我们作了尽可能精细的前期准备，查阅了大量的报道、资料，遍寻可能帮助我们采访的人脉资源……但是，当时没有看到一篇由中国记者发自索马里本土的报道，而国外媒体的大部分报道则仅仅通过电话等的外围采访，其中还不乏一些捕风捉影之作。此外，我们还发现索马里没有华人商会，甚至没有找到在那里做生意的中国人。由于局势混乱，我国驻索马里的外设机构也于多年前撤离，暂在他国“办公”。广袤的索马里在我们眼里，就如同一个大大的问号，充满了未知的危险。
2008年12月25日，报社领导几经考虑，毅然作出出国采访决定，让我和曾玉前往索马里，实地探访海盗滋生的源头，现场报道索马里人对我军舰护航的反应。
不久，我们顺利地拿到了签证。索马里驻中国大使艾威尔先生也愿意为我们提供帮助，尽他所能保证我们两人在索马里的人身安全。终于，我们先后找了7家国际机票代办机构，踏上了飞往索马里的征程。
一波三折的前行
此次赴索马里采访，如同放出去的风筝，只能与后方保持电话联系，但在前线，我们却时常遇到情况突变，采访计划数次被迫改变，所幸几番周折，总算不辱使命。
原定1月12日抵达索马里港口城市博萨索，但当飞抵索马里邻国吉布提时，我的行李遗失了。其中有我所有换洗的衣服、药箱、手机和照相机的充电器等，以及原本打算送给索马里朋友的茶叶等礼物。幸亏，电脑和充电器是在随身的包里。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传来，原订转机的航班毫无来由地取消了，而等到下一班飞机则要在3天以后。这样一来，我们环环紧扣的采访计划被打乱了，与索马里采访对象约好的会面日期不得不推迟，整个采访行程无端地减少3天……在吉布提机场，因为身份特殊，我们被暂缓入境，偌大的候机室内仅剩我们两人，被困了5个多小时后才无奈地离开机场。
为了填补待机的“空白”，我们在吉布提提前拉开了索马里报道的序幕：了解吉布提人眼中的索马里，探访吉索边境以及在亚丁湾海域打击海盗的多国舰队驻地……
事后回想，反而因祸得福，我们发回的前期报道，国内读者反响不错。而且，在吉布提的3天，等于让我们有了一个缓冲或过度，使得到达索马里后能迅速适应那里的环境。
1月15日，我们的航班终于降落在了索马里。可当我和曾玉背着行李走出机舱时，映入眼帘的除了被铁丝网包围的建筑物，便是数十个手持AK47步枪的大兵。在当地人看来，两名中国记者无异于天外来客。那群大兵很快就把我们团团围住，一名机场的武装头领便前来询问我们的来历。当我们费尽口舌地说完此行目的后，这位头领（事后得知他是机场区域武装力量首领塞德）竟然下令：“你们必须返回机舱，马上飞回吉布提！”他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入境后随时面临人身危险，他不愿为此承担风险。于是，我们不断地借别人手机，跟之前约好的本土联系人通话，却迟迟无法拨通。这时，急着推我们重返飞机的武装人员，也渐渐失去了耐心。就在登机的梯子上，我们拉锯般地“缠”了将近一个多小时。就在近乎绝望之时，曾玉的前脚已经被迫迈进了机舱，突然一个手拿电话的小伙子朝飞机奔过来：“国防部长要见他们两个，让他们下来！”这简直如同电影一般，我们在最后一刻等来了戏剧性的转折。在机场的一个小屋子内，邦特兰自治政府国防部长又对我们进行了一次“面签”。门外是几挺刚刚架起的重机枪，四周到处是警惕的卫兵。在我们惊魂甫定之时，部长先生终于同意入境采访。但前提是，必须雇佣5名贴身卫兵和两辆随行车辆，另外我们所有的活动范围都必须事先经过卫兵的同意……无论如何，我们留下来了。索马里，我们来了！
稳扎稳打的挺进
在我们的身边突然多出5个卫兵，这在以往的采访经历中是不可想象的。卫兵24小时枪不离身，随时在我们周围15米的范围之内摆开应对突发事件的阵势。
在索马里港口城市博萨索安顿下来，我和曾玉便为如何采访苦恼起来。
此前搜集的资料中，博萨索曾被列为海盗的主要活动区域，但我们从卫兵及当地人获知的信息却是，海盗聚集在邦特兰首府加罗韦附近的小城埃勒，再说，我们约定的重要采访对象也都在加罗韦。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面前，加罗韦距离博萨索750公里。这一路上险象环生，荷枪实弹的大兵能否允许我们去加罗韦？
我们立即向后方报告当天的惊险历程，报社领导要求我们留在博萨索不要乱动，担心这一路太冒险。然而，我和曾玉还是想早点去加罗韦，又担心擅自行动惹来麻烦。关键是看5个大兵的态度，而后决定是否出发。酒店服务生建议我们给5个大兵20美金，让他们自己出去吃饭。我们没有零钱，就给了佛伊德（5个大兵之一）50美金。之后我拿了一些从中国带去的“中南海”香烟给他们。酒店总台离我们的房间大概30多米远，因为要询问网络和电话怎么使用等问题，我们时常要来回穿梭。尽管酒店大门外设有路障，有持枪卫兵守卫，但是我们每次走出房间，5个大兵都会跟着贴身护卫。当我们向他们道谢时，他们总是憨厚地笑笑，表示这是应该的。第二天一早，我们打电话给后方，根据与大兵交涉的结果，报社最终同意我们可以向加罗韦挺进！
于是，在大兵的贴身保护下，我们在沙漠公路上驱车750公里，当天就到达邦特兰的首府加罗韦，并以此为“主阵地”展开了本土采访。
步步为营的拓展
最初两天，我们提出的采访计划都被大兵以“NO”回绝，因为我们想采访的地方，不是人太多，就是局势太复杂，不愿让我们去冒险。无奈之下，我们困在小小的房间内，如笼中之鸟，每天仅允许在特定的时间内“放风”。市场不能去，贫民区不能去，小餐馆不能去……种种限制让我和曾玉很是苦恼。即便磨破了嘴皮，卫兵领队艾哈迈德仍然不为所动。但是， 5个大兵渐渐发现，两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记者，走到外面居然大受欢迎，几乎所有遇到我们的索马里人都很友好，高声喊“china”,或者用生硬的中文“你好”表示友好，这是大兵之前没有想到的。因此，为了帮我们两个“中国兄弟”一把，他们开始愿意承担一点小风险，满足我们的采访请求。
这样，我们就可以开着车到人群最为集中的广场上去转转，也可以在当地百姓喜爱的茶馆里跟人聊天，甚至主动陪我们去逛拥挤不堪的杂货市场，徜徉在挂着AK47步枪和子弹叫卖的军火市场。由于行动不便，我和曾玉商量能否在深度新闻上做些文章，不约而同想到的是，身边跟我们朝夕相处的大兵就是很好的采访对象。索马里连年战乱，士兵究竟有着怎样的心态，有着怎样的生活，国内读者一定会很关心。于是，一闲下来，我们就拉着大兵一起聊天、看电影。一周下来，我们发现了真实的索马里士兵，并完整地呈现给了国内读者。
与海盗“零距离”交流
海盗，无疑是吸引我们前往索马里采访的最大“新闻眼”。初到索马里，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前往海盗的老巢——邦特兰的加罗韦地区。几天下来，我们已经掌握了海盗从诞生到猖獗，以及政府缘何无力打击海盗等问题的第一手资料，但始终无法与海盗面对面进行采访。到底谁是海盗？真实的海盗生活是怎样的情景？我们急切地希望探知。
事实上，在加罗韦地区，海盗并不会像很多外媒报道的那样，大摇大摆地在城里挥霍金钱，开着敞篷跑车四处兜风。恰恰相反，海盗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们在陆地不仅低调做人，还时刻面临被政府军逮捕的危险。尽管明知每天都有便衣穿着的海盗到加罗韦采购生活用品，但我们难以确定人群中谁是海盗。索马里的监狱关着真正的海盗，于是我们便向邦特兰政府提出到监狱采访的要求。在得到邦特兰最高领导人和国防部长的同意后，我们满以为采访会十分顺利，却没想到当我们动身时，地方官却临时变卦，无论如何也不准采访。我们向这位地方官再三要求，直至后来有些气愤地争执，都无法弥补这一缺憾。正当心灰意冷之时，向导尼查却告诉我们一个为之振奋的消息，在博萨索有名定居的海盗，可以试着联系。连夜辗转联系，直到次日中午，我们最终以高额的采访费换得了与海盗的零距离面访。这个只肯透露昵称“纳吉彼”的人，利用充当海盗期间掠夺的高额赎金，已经在博萨索购买了豪宅，化身为拥有多种产业的大商人，但他还是向我们讲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海盗往事，让我们“深入索马里”的报道有了完美的收官。在远赴索马里的十多天里，新闻晨报为我们开设了“深入索马里”专版，每天连续刊出，共刊发了我们从索马里本土发回的近4万字稿子和20多张照片。人们常说，新闻是用脚跑出来的。是的，记者更要学会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作者单位：上海新闻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