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产阶层”调查|精彩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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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 0楼发表于: 2009-06-14

南方网讯　中国中产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为11．9％，近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公布了这一数据。
　该书主编、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主持的“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都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课题组，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5大城市的居民进行了抽样和电话访问，完成了3038份问卷调查。
　该课题组是依据以下标准得出中国中产阶层占11．9％这一结论的：经济上月收入5000元；职业为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或技术专业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
　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宛丽，从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工作及劳动方式、就业能力、职业权力、收入及财富水平、消费及生活方式和社会影响力7个层面综合考量，认为目前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类似西方的中间阶层，即中产阶层，大致占我国目前就业人口的13％～15％。“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有效百分比在11％～19％之间，最多不超过20％。”周晓虹说。
　调查显示，人们心目中中产阶层所从事的职业排在前列的依次为私营企业主、企业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而对于中产阶层所应该具备的经济条件，被调查人员没有明确的看法，有30．6％的人认为“说不清”，21．2％的人认为“50万元以上”，19．3％的人认为“100万元以上”。
　张宛丽认为，在我国，如果中产阶层能够达到就业人口的30％左右，就能够成为推动现代化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社会结构的主体力量，“这个比例是理想的橄榄型社会中中产阶层的最佳比例。”
　　中产多出自：经理人员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
　 “中国中产阶层群体的出现基本上是1978年之后的事情。”《中国中产阶层调查》主编、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说。从前景来看，经理人员，公务员，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如律师、教师、工程师等，将是我国中产阶层的孵化器。
　周晓虹说，中国目前中产阶层的构成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形成单纯的“白领”阶层，而是“杂领”，包含老式中产阶层和新中产阶层。我国的老式中产阶层如私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及小业主等的产生，是改革开放后市场转型的结果。而新中产阶层是一个以知识和技能谋生的阶层，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阶层等，具有现代性、知识性、专门性，可能获得优厚待遇。
　是否一进入上述职业群体就能进入中产？周晓虹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进入这些职业群体的还必须是成熟的从业人员。
　　中产比中产以下阶层日均工作多两小时
　《中国中产阶层调查》显示，我国中产阶层在工作上投入巨大，工作时间显著多于中产以下阶层。
　沈晖认为，从满足中产阶层的3个单项条件来看，只满足“月收入5000元”条件的可以称之为收入中产，单纯满足“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条件的称之为学历中产，单纯满足“职业为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或技术专业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条件的称为职业中产。
　调查样本总体的人均工作小时为每天6．79小时，而收入中产平均工作时间为8．04小时，职业中产为7．58小时，学历中产7．27小时，进入收入、职业、学历三重意义上的标准中产阶层，日均工作时间则高达8．51小时，比中产以下阶层的日平均工作6．46小时高出2．05小时。
　此调查结果显示，中产阶层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
　与工作时间长相对应，中产阶层睡眠时间相对稀缺。调查显示，中产阶层的平均睡眠时间为7．25小时，低于中产以下阶层的均值7．51小时。
　对此，周晓虹认为，这是由于中产阶层的“成就动机”比中产以下阶层强烈造成的。中产阶层具备了较高的文化、技术素质，有能力改变生活，这也促使中产阶层更拼命工作。“中产以下阶层努力工作获得预期受益是有限的。”
　 “每个人都在追求自我实现，中产阶层的这种追求更为强烈。”周晓虹说，年收入达到10万元后会期待年收入50万元，达到后会追求更高的收入，这种顶峰体验的不明确推动中产阶层努力工作。
　周晓虹认为，中产阶层还有地位恐慌的特点，为了掩饰这种恐慌，中产阶层用诸如旅游度假等方式放松，“中产阶层的悠闲都是用更长时间的忙碌换来的。”此外，中产阶层在消费上比中产以下阶层要多，所以经济上的压力也可能更大。“比如一个白领，为了维持高水平的生活，可能会去买房买车，这样肯定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工作，压力自然也就大。”
　　转型期社会评价机制存在潜规则
　　我国部分中产想当官
　　“我国的中间阶层有些‘官本位’取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宛丽用“中间阶层”来指代我国现阶段雏形期的中产阶层。
　她认为，我国目前存在3种社会文化及价值观“打架”的情况，在“官本位”文化、现代市场导向的价值观和传统社会价值观之间，“官本位”文化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很多单位的评价机制存在着一种潜规则：只有坐到了管理者的位置才算成功。
　张宛丽在研究中多次发现这种情况：曾经有个学计算机的小伙子，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国际著名IT公司北京分部工作，没过几年就辞职了———这个公司的评价机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原来，在这家公司有个不成文的观念，如果一个员工两三年之后不能被提升为销售经理，就不成功。“这个小伙子只想在软件开发上有所成就，不在乎是否能当上管理者。虽然他也被提升为销售经理，但这并不是他所期望和擅长的，而是潜移默化的‘官本位’评价机制造成的。”张宛丽说。
　张宛丽认为，由于我国目前实行“双轨制”，处在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同时伴随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这种“潜规则”的作用特别大。

　　八成大城市居民自以为是“中产”
　　“中层意识”占据社会主流
　《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有85．5％的城市居民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其中，自认为属于中上层的占14％，自认为属于中中层的占43．1％，自认为属于中下层的占28．4％。
　该书作者之一，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沈晖认为，这个数据说明当前我国的“中层意识”占据了社会主流。
　对于有这么高比例的人自认为属于中产阶层，沈晖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心态是稳定的，尽管存在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但这种不均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改革开放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另外，这与中国文化中的“中庸”思想有关，富的不说自己富，穷的不说自己穷，觉得自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然属于中间位置了。
　调查还发现，认为自己属于“中中层”和“中下层”的共占68．6％，“人们的自我阶层认同有向下倾斜的趋势。”
　沈晖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居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与占我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相比，城市居民是改革开放更大的受惠者。因此，无论是同改革开放前的城市居民相比，还是同农村人口相比，目前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都应该是“升”而不是“降”。“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城市居民既没有拿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生活对比，也没有拿自己的生活与农民的生活对比，而是以拥有大部分社会财富的富豪阶层作为自己生活变化的参照物。这样一比，自然是社会地位‘下降’。”沈晖说，人们一般不会“向下”或者“向后”寻找参照物，而只会“向上”或者“向前”选择参照物，来判断自己社会地位的升降。
　沈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有一部分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突然暴富，人数虽然不多，但掌握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登上了金字塔的顶端。这让那些辛辛苦苦、靠自己劳动获得收入的人们感到自己被拉开了距离，生活水平下降了。“仰望那些身居金字塔顶端的富豪，大多数城市居民将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还有一个原因是，多数城市居民以内心期待的生活作为参照物。”沈晖说，不断增加的经济增长数字和频繁更新的经济发展目标，促使人们为自己未来的生活状态勾画出美好图景。但当人们将这种期待的生活状态与现实中体验到的生存情况相对比时就会发现，许多很沉重的生活成本都在预料之外，比如一路攀升的房价、沉重的就业压力、居高不下的药价等，现实不如预想的美好。“媒体也在不断刺激人的欲望，鼓吹消费，对社会大众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在这些情况下，大多数城市居民不得不将自己归入社会“中下层”。
　沈晖认为，“自我阶层认同向下倾斜”是人们在生活中体验到两极分化差异时的一种反映，有可能构成社会冲突的隐患。（编辑：唐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