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在两岸政党沟通中的角色审视 [复制链接]

传媒在两岸政党沟通中的角色审视
作者： 马汇莹 张晓锋 童兵

【摘 要】传媒是承载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信息的基本载体，也是两岸政党沟通的重要途径。本文简要回顾两岸政党沟通的基本历程，认为传媒在促进两岸政党交流与沟通中，发挥着促进相互认知、培育情感认同、弥合政治分歧以及提供舆论支持的作用，并经历了传递政策、传递事实和传递影响力的角色变迁。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探讨了传媒在促进两岸政党沟通中存在的问题和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政党沟通；传媒角色；对策
2005年4月——7月，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接连“登陆”，大陆与台湾政党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被誉为一股“春天的气息”，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其中，“胡连会”达成的一项重要共识是“建立党对党定期沟通的平台”，8月份两党基层间的交流也热络展开。从高层对话到基层交流，政党沟通正在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助推力，两岸传媒的报道、合作也高潮迭起。当两岸关系掀开新的一页，在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下，在尚存重大歧异的两岸政党的互动中，以促进交流和沟通为使命的传媒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历史角色、怎样才能演好这个角色，这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新命题。本文从两岸政党沟通这一角度对传媒角色进行检视和解读。
一、两岸政党接触的简要回顾
海峡两岸从隔绝到交往、从对峙到缓和、从民间接触到政党高层对话，这是一个逐渐扩展的漫长过程。以下把两岸的重大政策、政治对话、具有政治意义的重要来往作以整理并将其作为研究背景，因为它们是政党交流必不可少的铺垫和背景，有时则是以授权形式间接进行的政党接触，从这个较为宽广的背景中可以更好地认知媒介所扮演的角色。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
1986年5月，因偶发事件引发“中华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举行 “两航谈判”。这是海峡两岸自
1949年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接触谈判。尽管事后双方都声称只是一次事务性谈判，但因谈判双方背后直接由高层主导，普遍被认为极具政治意味。
1987年底台湾开放一般民众赴大陆探亲。
1990年9月，两岸为解决遣返私自渡台人员问题签署“金门协议”，为其后两岸授权民间机构进行商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2年11月，两岸达成“九二共识”，即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为“汪辜会谈”及此后各种事务性协商谈判奠定了基础，扫清了障碍。
1993年4月，“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是经两岸官方授权的重要会谈。
但是两岸关系在“九二共识”之后，出现几次波折甚至跌入谷底。1994年千岛湖事件、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两岸政治接触一度划上句号。2004年，民进党当局宣称“正名正宪”、“公投制宪”，海峡两岸关系形势严峻。从1994年至2004年，两岸关系陷入“十年僵局”。
物极必反。2005年4月—7月，国民党、亲民党、新党主席先后登陆，分别与中共举行会谈，并达成若干协议。2005年8月，中共与国民党基层党部交流分阶段展开。
回顾以往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大陆方面频频伸出槛榄枝，台湾方面经过了消极对抗、酝酿试探、局部开放几个阶段，通过民间、间接、先单向后双向、渐进的方式发展与大陆的关系。两岸的政党沟通应当纳入台海两岸交流的历史洪流中去体察，是两岸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交流的自然发展，在此背景下考察传媒的独特角色才更为贴切。总体上讲，两岸政党关系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1、文化传播启动沟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1982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转载台湾文化大学新闻所教授尹雪曼的文章《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大陆最早发表的台湾作品之一。1984年起大陆媒体上开始出现少量的台湾文化和社会新闻。台湾从1982年起出现大陆风光片，1987年9月《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突破台湾当局的禁令转道来到大陆采访1 。新闻界先声夺人，开启了两岸新闻、文化交流的序幕，并带动了两岸人员来往。
2、经贸交流成为纽带。两岸贸易总额从1990年的25.75亿美元到2004年已经突破700亿美元2 ，两岸市场的相互依存度持续上升，台商在大陆投资持续增长。台湾工商界对“三通”、“直航”、维护台海和平一直呼声很高。
3、政治对话边缘突破，交流层次逐渐提升。从内容上看，由具体事务谈判逐渐到两岸关系的政治性谈判；从参与者看，由双方授权的民间团体到政党的高层领导人；从方式上看，由间接接触到直接对话；从性质上看，由被动地偶发事件谈判到有计划地会晤会谈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此外，“胡连会”后国共两党建立党对党交流平台，使政党沟通趋于机制化。
4、两岸民间往来提供强大助推力。两岸亲情血浓于水，从1987年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到如今两岸经济、科教、文化、体育各个领域的广泛交流，这股民间力量推动着交流层次的提升，使高层次的政党沟通势在必行，正是这种来自民众的助推力几十年来推动了两岸政治接触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二、传媒在两岸政党沟通中的角色分析

传媒的基本功能是报道新闻、传递信息。海峡两岸隔绝四十年，两岸人民彼此互不了解。传媒通过报道新闻，使两岸人民相互认知，了解对方的发展状况，了解民生习俗，消除心理隔阂。这种转向启动、推动了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并为以后的政治沟通铺垫基础。

1、媒体在两岸对峙的历史情境下发挥了其独特而重要的功能：对话渠道。

由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迥异和利益诉求的严重分歧，两岸关系跌沓起伏二十多年，相关政策只能通过传媒进行“隔海对话”，长期以来传媒成为两岸间接对话的最为便捷的通道。一方面，两岸政党通过传媒表明立场，宣传、阐述各自政策。这种宣传对内意在整合民意、教化民众、争取民众，对对方和国际社会而言则表明立场、探测态度并寻求国际舆论支持。另一方面，通过传媒展开政策辞辩、作出回应。比如，在陈水扁迫于“连宋登陆”引起热烈反映的压力，表态称“愿意无条件地和大陆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举行会谈”的问题，几天后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李维一就在记者会上作出反应。这种通过媒体进行的辞辩和回应可视为间接的政治对话，实际上双方已经形成了一套灵敏的间接对话机制。大陆方面有国台办、中台办不定期的记者会、台记者在大陆驻点采访机制等。

2、危机时期传媒成为两岸关系的“稳定器”。

两岸关系是十分脆弱的，不仅因为要消融相隔几十年的隔阂，决非一日之功，更“因为两岸执政党的互信没有建立起来，没有建立政府层面的交流，统一与分裂的斗争贯穿在两岸关系中，所以官方关系无法成为两岸关系的支撑点。在这样的特殊状态下，两岸新闻媒体就起到了特殊的支撑作用”3 。两岸关系跌沓起伏，几次出现重大危机，“其中2000年民进党赢得选举后，两岸正式与非正式的所有沟通渠道全部中断，连海基会、海协会都停止接触，两岸处在盲目状态，互相不明情况，这是非常危险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两岸新闻媒体发挥了重要的沟通作用。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分析，透露了大量信息，基本上能够使两岸当局避免误判，使两岸关系最终停留在稳定阶段”。4

在连宋登陆的完全放开的报道中，这种“稳定器”的功能还体现在：缓和了大陆民众长期以来由于两岸关系的曲折动荡所累积的焦虑心态和紧张气氛，有效遏制了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借台湾问题蔓延。同时，通过传媒也生动有力地向台湾民众诠释了“和平统一”的方针，扭转岛内一度甚嚣尘上的“台独”气焰，使台湾民众企盼和平和维持现状的意愿得以迸发和表达，使两岸态势最终在民意取向中稳定下来。

3、传媒成为两岸政治沟通的“新闻推手”。

两岸关系作为一个重要议题，传媒除了被动地作为政策发布、表明立场的“传声筒”，还积极主动地通过报道新闻、表达民意、作出评价发挥助推力：

①传播文化，增强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台湾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存在着“身份认同”的迷思和文化失根感。岛内学者石之瑜分析认为“台湾人民受日本殖民与美苏冷战近百年影响，失根的感觉深，因此对中国人的身份同时存有相互逆反的两种心理：一方面生活在固有文化下，另一方面却又对固有文化排斥。诚然，台湾的固有文化历日本殖民而未衰，俟国民党来台实施教化，以致始终不辍于人心。不过，日本殖民统治种下对中华文化排斥轻视的根源在先，美国保护伞又输入一种现代化包装在后，两者都对台湾知识界充满诱惑，弥补因为遭殖民而失去自尊，内战败北而失去自信，与依附美国而失去自重的失根感。”

两岸传媒从代表意识形态搞“对抗”、“骂战”到回归传媒本身进行“信息交流”、“对话”的过程中，呈现出文化的趋同性和相似性，显示出文化强大的向心力。这种相似性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两岸传媒“和为贵”、“和而不同”、“异中求同”的传播思想；两岸传媒深受“文人论政、文章报国”的传统影响，注重政治事功，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洋溢着一种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宏大气象；注重传统伦理道德的宣扬等等。

当电视镜头中一遍遍出现台湾团体、知名人士到大陆寻根问祖，当连战在清凉寺祭拜祖母、宋楚瑜携带白发苍苍的老母湘潭祭祖，这些缘于同根同宗的文化影响力都透过媒体传达出来。传媒本身就具有文化传承的功能，只不过是在两岸文化同根而政治分离这种情境下更具有文化“粘合”的意义。

②敲响边鼓、牵线搭桥。早在蒋经国政权时期的两航谈判，尽管当时奉行“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但“两航谈判”的成功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美国舆论称之为‘国共两党的首次正式接触’、‘首次直接会谈’，日本《东京新闻》发表评论称此次事件是海峡两岸关系‘一举向前发展的划时代事件’。香港报纸则称：‘两航谈判就其影响而言，显然具有高度的政治含义，说它是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决不为过’，‘它标志着国共两党及两岸关系的一个新起点’”5 。有一个生动的比喻，说海外华文媒体在祖国统一大业中扮演的角色是啦啦队，大陆和台湾就像两支球队，就看哪支队掌握主动权、在统一大业中“进球得分”了。这个比喻很生动，说明了传媒对两岸关系的推动作用。

媒介“敲边鼓”、渲染气氛的角色在“连宋大陆行”的报道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连战登陆之前，传媒便把连战的行程、下榻的酒店和房间特色都做一一介绍，甚至连战吃饭的餐具、菜单、准备的点心、老舍茶馆看戏的节目单等这些细节都不拿下，全景式地来报道。除此之外，还以大篇幅报道大陆民众对“连宋登陆”的欢迎、期盼之情，各地有关方面迎接准备情况等等。

③整合民意、传递民声。过去报纸通过采访民众、刊登读者来信等来表达民意，随着技术的进步，民意调查越来越受到传媒重视，成为传递民声的一个新渠道。2005年3月，传媒刊登的许文龙退休感言引起岛内震动。如果说这只是个人感言的话，伴随着连宋登陆，两岸多家媒体如《中国青年报》、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东森电视台等都展开了民意调查，两岸公众对连宋大陆行的关注和好评展现在节节高涨的民调数字中。如果说过去传媒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反映的“民意”经常被认为受到政府规制、影响、“宣传”痕迹浓的话，如今媒体借助于民意调查大显身手，更为准确、客观地反映、整合民意，这种民意可与政府决策作为比较，为其提供参考或施加影响。

4、传媒有时直接参与、像“催化剂”一样推动两岸政治进程。

1987年9月台湾《自立晚报》的两位记者李永得、徐璐绕道东京来到大陆采访，在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从此掀起台湾民众“返乡省亲运动”的热潮，迫使台湾当局加快开放大陆政策步伐。4年后，新华社记者范丽青、中新社的郭伟峰因“闽狮渔号”突发事件，首次到台湾采访，也同样引起两岸人民的关注。到2004年底，来过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累计已超过1万人次，13家媒体获准驻点采访；到台湾采访过的大陆记者也有近500人次，获准驻点采访的有5家媒体。通过两岸记者的大量报道，台湾与大陆，揭开了彼此神秘的面纱。两岸新闻交流的每一个微小进步，都推动两岸关系的进展。

三、两岸政党沟通中传媒的角色变迁

如果说传媒的上述角色偏重于静态描述的话，那么伴随着两岸关系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传媒还经历了角色的变迁。根据报道侧重点和效果的不同可粗略分为三个阶段：

1、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1992年“九二共识”，可称为“传递政策”时期。传媒尤其是大陆传媒偏重于对政策的宣传和阐述，通过公布文件讲话、发表民主党派及群众社团的呼声等多种方式宣传对台政策。台湾学者宋国诚经过对1990年10月1日至1991年8月31日的《人民日报》国内版的量化分析，认为“从‘议题设定’的观点来看，在78篇选样中，实际上占重要地位的是有关中国统一主张之宣传和对台湾内政、外交及大陆政策的辩论与批判。”6

2、1992年—2005年，逐步过渡到“传递事实”阶段。1994年4月的“两岸情势与新闻传播”研讨会上，学者们得出的结论之一就是：国内传媒的报道基调逐渐趋于中性和温和7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淡化宣传色彩、注重报道客观事实。大陆学者郭可经过量化分析1996年——1998年《参考消息》和《新民晚报》中的台湾新闻，得出的结论是：前者在三年中把50%左右的篇幅用于政治新闻，而后者的政治新闻三年均在10%以下，30%——50%用以报道社会新闻8 。这固然与两报的定位有直接关联，但从中也可看出大陆传媒越来越重视“投放事实”，而非一味机械、简单地图解政策。 3、连宋登陆后，伴随着“和平之旅”掀开两岸关系新的一页，也预示着未来的传媒将更注重“传递影响力”。连宋登陆的报道内容丰富、活泼生动、趣味性强、人情味浓，较好地传递了大陆人民的善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台湾的民意走向。这是传媒长时间真实、准确、客观、公允报道事实的结晶，是建立在传媒“可信度”基础之上的传播效果。“连宋登陆”报道给我们的启发是，要传递影响力，一要注重报道客观事实，二用民意来影响对方民意。

媒体这种角色的变迁是逐渐发生的，三种角色既共存又交替，不能将其截然分开。导致这种角色变迁的原因，从传媒外部来看，随着两岸交往的广泛和深入，大陆的对台政策更为务实、灵活，除了“一个中国”、“反对台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作为捍卫国家主权的政策底线外，台湾新闻不再是清一色的敏感话题，传媒有了更大的报道空间；从媒介自身来看，大陆的新闻体制改革催生一批都市报的问世和迅速发展，而政治文明建设也给了媒体更多的自主权，传媒可以根据自己的地位、读者、所在区域更灵活地处理涉台新闻，当然这也是传媒自身适应激烈的业界竞争的需要。需要强调的是，两岸传媒间传递的影响力是相互的，对它应该淡化政治色彩和政治功利，恢复平常心态，这样才有利于两岸人民的知己知彼、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弥合几十年的心灵隔阂。

四、两岸政党沟通中传媒角色的缺失与对策

传媒在传递信息的基础上也在传递影响力，这有利于两岸的融合。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传媒对于两岸的报道并不到位，存在着一些问题值得探讨。

1、两岸传媒应尽早“脱敏”，还原一个真实的对岸。

两岸几十年的“隔绝”、“敌对”状态下形成的思维方式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传媒。两岸关系被视为敏感话题，使得双方在报道对方时都小心谨慎，本应多姿多彩的新闻报道常被“泛政治化”，这不仅限制了双方全面、双向的信息交流，也容易因过分敏感而形成误读，不利于两岸人民的真正了解和理解。台湾作家胡一渊曾经写道：“长期以来大陆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如政治进步、文化和科技突破都被当局视为统战宣传，媒体在报道这些方面的时候也不由自主地自我检视，以免遭遇‘中共文宣’之妨。一来二去之间，媒体的选择性成为了两岸误读的重要源头。许多台湾民众在没有登陆大陆之前，读到的是大陆政治管理制度的漏洞，社会问题的云集，甚至有人专门撰写‘我在大陆的历险’，给大家造成了巨大的恐怖。”9

台海两岸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台湾人民因历史原因有复杂心态，“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10 大陆传媒应充分正视和重视这一现实，除了对极少数“死硬台独分子”外，在报道中应摒弃“非黑即白”式的简单两分法，更不能为人物贴上简单的“政治标签”。白岩松在采访台湾后撰文写道“对于普通人来说，大家最关注的是过日子，是自己的生活。这是我这次到台湾最强烈的感触，百姓真正关心的是那些对生活有改变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节目中提到有个老板开了简体字书店的连锁店。老板说，台湾人有这个需求，他就两地来回跑。对于他而言，这是他的生活和商业利益，自然要把这件事做好。”11

两岸传媒应该首先“脱敏”，恢复平常心态，彼此要先有信任和亲近感，有愿意靠近的冲动，深入对岸社会中再现普通人原汁原味的生活，这之后才能慢慢累积起互信。两岸真正的了解要先从“还原”开始。

2、加强常态报道，培育民族情感

两岸政党沟通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增强民族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经过长时间潜移默化而形成的。然而，目前传媒往往注重热点事件而忽略常态报道。的确，台商春节包机、连宋“登陆”等，这些重大的事件新闻值得传媒大做文章，然而日常报道也不容忽视。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新闻更容易让两岸人民深入了解所思所想。目前，除《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央电视台和《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等少数几家沿海地区报纸和电视台开设专门的台港澳专版和专栏外，绝大多数内地媒体只在两岸热点事件时才给予关注，对于民生新闻、常态的生活报道较少，往往习惯用“统一大叙述”框架代替“个人小叙述”，忽略了新闻中鲜活的个体生活状态。比如，大陆宣布台湾水果有十几种零关税进入大陆市场，台湾农民对此究竟有何想法、会给他们带来哪些具体的变化等等，大陆传媒上鲜见报道。

另外，大陆传媒处理涉台新闻时往往是“多种媒体，一个声音”，我们当然应该坚持基本的立场和正确的导向，但是，报道的单一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媒体的主动性，也挤压了两岸互动和社会团体政治表达的足够空间。事实上，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达，也是台商聚居地，仅上海就有20多万台商，台湾前100个大财团中，有近70家已在上海投资。12 如果地方传媒针对这些台商和留学人员提供所需的两岸政治、经济、社会信息，无疑能间接产生政治影响力。

3、加强媒体合作和信息沟通，扩大传媒影响力

信息的不对称依然是两岸沟通的主要瓶颈。这种不对称既是指相对于台湾记者来大陆采访的多，而大陆记者去台湾采访的少，也是指两岸民众“欲知”与“已知”间的不对称。通过传播信息、交流意见、促进对话，传媒作为影响舆论的平台在当今社会民意走向中发挥着很大作用。然而，由于两岸新闻交流政策的限制，目前大陆传媒对台舆论的影响力仍然十分有限，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因传播实力的差距,大陆媒体的对外传播还缺乏整体性的话语权，在对象地区的主流社会产生的影响不大；其二，大陆传媒在报道方式上往往倚重单兵作战而缺少协同合作。事实上，从中央电视台和台湾东森电视台最近的几次合作来看，不仅搭起了一个更大的传播平台，构筑了双向交流的桥头堡，而且也为媒体的合作提供了一种示范。其实，有很多话题是两岸人民共同关注的，比如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简化台湾居民出入境手续、教育留学问题等等,媒体的报道可以促进双方的“换位思考”，促进民众间的相互认知，推动台湾主流民意继续朝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的方向转变。一方面，应该依托香港、澳门传媒在台湾的采编便利条件和影响力，在岛内报道相关涉台政策与大陆发展情况。另一方面，加强与海外媒体的通力合作，使它们成为传递影响力的有力渠道，消除外界对大陆的疑虑和误解，在此基础上争取更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压缩“台独”势力的国际市场和空间。

注释：

1参见陈力丹：《中国海峡两岸新闻交流的回顾与展望》,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

2数据来源：中国海关统计。

3参见郭伟峰：《两岸新闻交流对两岸关系的影响》，《第六届两岸传媒迈入二十一世纪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页。

4同上

5引自《“九二共识”与“汪辜会谈”》,中国台湾网www.chinataiwan.org

6宋国诚：《官方媒体在两岸交流中的角色分析》,《新闻媒体与两岸交流》,台湾学生书局,第100页。

7李卓钧：《对台宣传与对内报道》,《新闻大学》1998年夏季号。

8郭可：《大陆报纸如何选择和报道台湾新闻》,《两岸传媒迈向二十一世纪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60页。

9胡一渊：《神舟六号升空 媒体做海峡神舟》，《国际先驱导报》05年10月21日。

10龙应台：《不得不说的台湾》，《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05年5月25日。

11《白岩松：还原一个没有形容词的台湾》，《北京青年周刊》05年8月26日。

12资料来源：新华网www.xinhuanet.com,2005年04月25日。

参考文献：

大陆事务暨政策研究基金会(主编)：《新闻媒体与两岸交流》，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编）：《第六届两岸传媒迈入二十一世纪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刘华蓉：《大众传媒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张林、蓝艺等：《大事背后》，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版

王建民等：《国民党下台内幕》，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陈力丹：《中国海峡两岸新闻交流的回顾与展望》，中华传媒网

Review of Media’s Roles in Political Parties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inland and Taiwan

[Abstract] Mass media is a basic carrier of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messages. It is also a major communication pathway among the political parti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This paper reviews briefly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process among the political parti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mass media promote the mutual cognition, cultivate emotional identity, reduce the political divergence and influence public opinions. Mass media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pagandizing policy, transferring information and exercising influence.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mass media and their solutions in political parties’ communic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key words ] political parties communication, mass media’s roles, solutions

转自《新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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