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通常都是写出来的，新闻理论当然也是写出来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最近二十多年来的新闻理论教材，给人留下了“写得不好看”的印象。陈力丹教授的新著《新闻理论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则是“讲”出来的，录音整理，结构上跳出了原有新闻理论教材的套路，讲得让人入境，所以值得一看，而且确实能让人读下去。这是一本致力于应用却又超出应用目的的理论著述。
明辨：新闻学基本概念的厘清
有学者认为中国新闻学关键词存在着“政治与学术的二元对应”的现象，①如果对此不加以分辨，很容易用政治话语代替学术话语，导致概念的混乱。该书第一讲引出“新闻”概念的时候，首先指出：常用的“新闻宣传”“新闻舆论”是政治话语。然后分别对新闻与宣传、新闻与舆论进行辨别，一开始就厘清了新闻概念的学术内涵。
对于概念的不同应用范畴，不同条件下的不同含义加以区分，也是该书关注的问题，因为理论必须首先得在概念上明晰。例如“有闻必录”与新闻的客观性完全不是一回事；民主与自由、法制与法治，所指均有很大的差别，不能乱用。“新闻民主”之类，更是说不通的概念。纠正那些在新闻理论中随意使用、似是而非，甚至作者自己都不知所云的习惯用词，实际上是在澄清新闻理论的基本认识问题。
通过讲述理论或概念的来龙去脉来辨别理论和概念，是该书一个明显特点。例如东、西方“新闻”概念的流变史，客观性理念的形成史、人类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宣传和舆论概念的演变史，中国新闻立法的进程，等等。以“新闻客观性原则”来说，作者讲述了其产生于19世纪的三方面背景：“政党报刊向商业报刊的转变”、“哲学认识论关于事物可知的信念得到确认”、“传播科技的发展（例如照相术、电影、电视的出现）支持着客观性理念”。通过这样的历史叙述，新闻客观性理念为什么会在不断遭到质疑中不断“复活”，便得到有力的解释。
作者还以史的完整性，提醒人们注意对新闻传播人物或事件的全面认识。例如德国法西斯纪录片的女导演莱妮·瑞芬斯塔尔，虽然把她的宣传行为作为证明目的不当、方法精致也惘然的实例，但仍提及她的另一面：“二战后瑞芬斯塔尔受到审判，之后就隐名埋姓仍然从事摄制工作，一直很努力，晚年在非洲做了很多有益的事。”
我看到过其他新闻理论著述引证恩格斯关于传媒党派属性的那段语录，即“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然而，这段话其实是断章取义。该书把这段话完整地予以展示，在上述这句话后面，恩格斯写道：“而这种情况也不会破坏论战的自由，因为每一个派别，甚至是最进步的派别，都有自己的机关报。”作者说明，恩格斯叙说的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即欧洲主要国家从政党报刊向商业报刊时期转变过程中新闻自由的表现形式。以往的片面引证，带有较强的实用主义倾向。
对列宁关于报纸是某种“工具”和“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表述，该书也进行了类似的辨别。就“工具说”作者指出，“这些说法是列宁搞共产主义试验的时候说的”，列宁改正错误之后，没有再说过类似的话。关于“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作者指出，这是列宁特指《火星报》。在党中央被沙皇警察破获以后，该报编辑部实际上担当起党中央领导机构的职能，“这是一种独特情况，不能扩展到党中央机构健全下的党报，更不能扩展到一般的报纸。”
作者借助自己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的功底，使人们对一些误解的引证得到澄清和纠正。他提醒大家：“要从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不能够僵化地引用革命导师的语录。”即便是经典言论，如果脱离具体的语境，也可能变成谬误。
致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作者曾撰文指出：“现在我国的新闻传播业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市场经济的新环境要求新闻理论给予新闻工作以新的解释和指导，而新闻理论落后于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实际，已经成为一个显在的问题。”②他在本书的前言中再次强调：“新闻理论是一种应用性理论，作为教材，不能像哲学那样钻进去出不来。”因此，该书从表达到材料的选择，再到具体可操作性方法的提出，都基于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业的实际，服务于新闻专业学生和新闻从业人员的需要。
首先，该书语言简洁，没有空话套话，很实在。例如谈到新闻不可能完全真实、与事实有一定距离时，作者这样说：“新闻是对事实的叙述，理论上讲，你的叙述与事实是否相符，事实是检验新闻真实的标尺。但是，毕竟新闻只是关于事实的叙述，不是事实本身，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如果这个距离适当，大家都会认为你的新闻报道是真实的，不会苛求。具体的事实本身是非常复杂的，而你在报道的时候，文字篇幅、时间都是有限的，说得差不多，大家就会认为你的报道是真实的。”虽然语言浅显，但直指新闻真实问题的核心。
这本书结合自身经验谈问题，好像一位长者站在对面与你交流心得，娓娓而谈，亲切自然。例如分析新闻不真实的一种惯性思维时，作者说：“有一次，我收到一篇来稿，讲突尼斯一个有几十个国家参加的国际性信息会议，作者说，会议强烈反对这，强烈反对那。看完了文章，给我的感觉是，批判美国信息霸权的决议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赞同，肯定通过了。幸亏我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个决议没能通过。既然没有通过，上面描绘的激烈批判情形，不是作者主观、片面的选择吗？”此时关于新闻真实的体验，比周严的逻辑推衍更容易被人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其次，本书选取了很多最新案例进行分析，为新闻研究积累了来自实践的具体素材。例如2006年富士康诉第一财经案、2007年的杨丽娟事件、央视《揭密传销》假图片事件，等等，这些案例十分典型，能够集中反映我国新闻传播业当下存在的问题。为了说明一些传媒报道事实中存在的真实程度有限的问题，该书选取2006年我国传媒对“埃及－沙特红海沉船事件”的报道进行分析。作者记录了我国传媒关于这个事件报道的全过程：从第一天的众说纷纭到第二天的主题转向，再到第三天第四天关注船长是否先逃，然后报道突然中断；三个半月后，仅出现一条关于这个事件的简讯，从此再也没有了该事件结果的踪影。作者指出：这是一种我国传媒报道中已经见怪不怪、虎头蛇尾的习惯做法。
第三，该书不仅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同时也为解决问题提供可操作的方法。例如报道科学新闻，作者提出四个“特别当心”：当问题属于科学暂时无能为力的领域的时候；当问题处于科学探索的困惑时期的时候；当问题面对随机性和复杂的因果关系的时候；当人们渴望健康和幸福而现实尚不能完全实现的时候。如果新闻源提供的事实完满而精彩，可能会是假新闻，因为现实生活如此完满的事实是罕见的。
超功利：新闻专业主义理想的追求
这本书的行文很实际，但在理论上是严谨的，没有功利考量，闪耀着学术理性的光芒。该书一改过去新闻学“理论的有效统摄范围不够”的“无法统摄古今中外各种形态的新闻事业”③的状况，体现出跨越时空的统摄力。
作者从世界的眼光看中国，打破特定政治、经济和文化局限，视野开阔，兼容并包。例如关于大众传媒的职能，没有像以往那样简单地说传媒具有党性、阶级性。而是说“从总体上说是有的”，但不能落实到每句话、每个字，不能直接用来说明所有的具体问题。作者还以美国两党同属于一个阶级为例，说明党性和阶级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谈到世界上的两大法系（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从大陆法系的特点，以及世界上大陆法系国家均有具体的、成文的新闻法，进而得出属于大陆法系的中国，同样得有这类法律的结论。
持批判的眼光论述问题，也是该书超功利、坚守学术理想的体现。例如，作者有意避开出处而引证了一段话：“为了确保新闻真实就要贯彻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接着他分析道：“中国以外的人大多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难道他们报道的新闻就做不到真实了吗？……世界的观念是多元的，你的观念存在，也应该允许别人的观念存在。”针对现在一些传媒“紧跟快转”的新闻，作者写道：“学习能够立竿见影，谁也不相信。但我们经常有这种情况：昨天公布了一个很长的讲话，第二天传媒上就说某个地方学习这个讲话如何见了行动。”这类情形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但是谁这样公开提出批评了呢？很少。
批评是为了警醒，也是为理想的坚守。作者在前言中说：“我的目的就是告诉你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儿的”。在这本书中，多数问题都有明确的衡量目标，这样的新闻“理论”，才可能对新闻实践有指导作用。有些似乎抽象的问题，其实仔细想想，依然可以有衡量标准的。例如如何衡量言论自由的实现程度，该书依据历史上已有的研究成果指出：“衡量自由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允许少数人发表意见。”这一标准时下似乎显得过于理想化，但并不妨碍我们以此为追求的目标。
鲁迅说过：“真正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④超越现实功利的权衡，坚守学术理想，并且一丝不苟地躬行，陈力丹教授通过《新闻理论十讲》使世人看到了新闻学研究者作为真正知识分子不畏艰难上下求索的身影。
（作者：陈秀云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教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注释：
①参见秦志希：《由新闻学关键词看新时期新闻理论的变迁》，《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3期
②陈力丹：《新闻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3期，第40页
③陈作平：《当前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状况评析》，《现代传播》2004年第5期，第44页
④《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