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理论 科恩(Cohen,1963)认为:报纸或评论不能让读者怎样想,但在让读者想什么上很有效果。这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最直接来源。这一假设的内涵有两个方面:一是媒介议程影响受众议程;其次,又从有限效果论回到强效果论,但与早期 “魔弹论”等强效果论强调的态度的转变不同,这一假设强调的是对认知的影响。对于经验主义学者来说,科恩的这一假设有了方法层面的意义,即可以进行媒介内容分析与受众认知的调查,检验二者是否有因果关系,就可以确定假设是否成立。
框架理论 框架的概念源自贝特森(Bateson , 1955),由高夫曼(Goffman , 1974)将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后来再被引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中,成为了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高夫曼是戏剧主义理论中的符号相互作用理论家,他用戏剧性的比喻来分析人的行为(斯蒂文·小约翰,1999)。高夫曼认为对一个人来说,真实的东西就是他或她对情景的定义。这种定义可分为条和框架。条是指活动的顺序,框架是指用来界定条的组织类型。对于信息传播活动的研究,高夫曼也是放在框架分析的背景中进行的。
高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那么框架是如何来的呢?高夫曼认为一方面是源自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