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用一个假设句来作为开头，假设不需要思考，同样，结论也不需要责任。这是读者和作者同时希望又悲哀的事实。
尼采说，上帝已死。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意指，作者已死。所以，伊格尔顿无不讽刺地揶揄道：基要主义者都是恋尸癖，希冀在死去的文本中寻找恒久的意义。
我们生活在意义的快餐时代。鬼话连篇的文章充斥着情绪和宣泄，却被疯狂地奉为圭旨。如同印刷媒介还不发达的中世纪，同样的圣经在天主教徒的手中就成为权力的象征。而如今的文本，意义所指涉的不再是作者或者读者。如同德里达而言，消解了逻各斯中心主义，自我消解也不可避免的诞生了。
这是一个谣言散播的世界，我们不在追究隐藏域文本背后的意义。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的伟大作品似乎是一件仅仅作为美学的欣赏而高悬于空中的至上主义的画卷，人们远远的观赏，品头论足，议论纷纷。这种隐喻不亚于毕加索在性高潮的时候将作画的灵感写在情人的腹部。
该如何界定这样一种人类，说它是的同时给它否定的评价，说它非是时候又以肯定的运气推崇它？
隐喻和悖论一直是我探讨的重点，无可非议的，世界也总是以这样的一种形态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探究、诠释、甚至于“同化”于它？文本的意义深藏于背后。
漂泊的诠释，这个词可以说明我想表达的观点之一。虽然有无数先哲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语词仅仅成为意义的附庸。真理永远不可追求。意义隐藏在悖论身后。
我们永远不可能与世界平等的对话：
我们希冀的是，自我和他者能够平等的对话。
我们希冀的是，能指和所指不再是肆意的舞蹈。
我们希冀的是，交流的愿望能够穿越肉体甚至心灵。
我们希冀的是，天堂和地狱似乎只有一线之隔。
我们希冀的是，耳朵和眼睛的平起平坐。
我们希冀的是，肉体和鬼魂界限消解。
在尘世和城市中，面具给人带来的压力比现代性的生活更加沉重。
魂灵带给我们的不是轻，而是重。
跟过去的能指说再见，为新的所指加上一个迥异的桎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