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远去 风范长存
——————记名报人梁启超
07级传播学研究生 陶流林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风云人物，他对政治界、学术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被成为“舆论界的骄子”，足见其在新闻界的地位。本文尝试着从梁启超的志向、发奋等方面，对其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的探析，以期对当代新闻人成长有所启示。
关键词： 梁启超 志向 发奋 博学 职业道德
2007年已接近尾声，岁末年初，人们有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习惯。07年什么媒介事件最值得去总结呢？或许，答案有很多。但不能不提的是“纸馅包子”事件。
7月8日，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播出《纸做的包子》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执法人员对北京早点市场进行彻底检查，没发现存在“纸馅包子”。市公安部门介入组成专案组全力核查，于7月16日查明事实真相。经查，该栏目组临时人员訾某，以工地民工购买早点为名，要求做早点生意的外地来京人员卫某为其制作包子，他自带了从市场购买的肉馅、面粉、纸箱，授意卫某将纸箱经水浸泡后掺入肉馅，做成包子。并拍摄了制作过程，随后将其编辑，用欺诈手段获得播出。
事后，訾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此事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许多专家学者从法律、用人机制、媒介失范等角度进行了分析，这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低劣是主要原因之一。每到年末，便会统计出媒体年度的十大假新闻。假新闻和有偿新闻一样，是危害新闻事业发展的一大毒瘤。是该作出深刻反思的时候了，是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低吗？恐怕问题还是出在其自身的职业操守上。现如今，我们该如何去做合格的新闻人呢？培根曾说，历史使人明智。翻开历史，许多新闻战线的前辈给我们作出了榜样。而这其中，梁启超是最值得研究的人物之一。
梁启超（1873—1929），清末明国初期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哲学家，著名报人和新闻理论家。梁启超是中国过渡时期典型人物，中国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建设现代的立宪政治、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综观梁启超的一生活动，从一开始就与报刊密切相关。从1895年编辑《万国公报》起，至1920年欧游回国主编《改造》杂志后正式脱离新闻界止，他的“报馆生涯”达25年之久。梁启超的启蒙宣传，几乎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青年。毛泽东、鲁迅、胡适、郭沫若等都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能够在清王朝灭亡后勃然萌发，若无梁启超的启蒙宣传，恐怕也不会来得那么快。梁启超出生乱世，帝国列强的侵略，使中国一步步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之中。外祸日亟，国贫民困，亡国大祸迫在眉睫之间。然而，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中，梁启超成为了舆论界的骄子，思想界的陈胜，原因何在？只有从梁启超自身进行分析，才能找到原因所在。
一 鸿鹄之志
梁启超从四岁开始，在母亲的教导下学习认字，并随祖父阅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从小就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1890—1894，师从康有为，学习于万木草堂，是梁启超人生的转折点。万木草堂“学纲”包含的道德内涵是颇为丰富的，康有为要求学生“志于道”，就是要学生将儒家的“道”作为人生目标，立定追求真理的远大志向，通过学习及气节与意志的磨练，成为“劲挺有立，刚毅近仁”，忠勇双全，气节高尚的仁人志士。
万木草堂四年的学习，梁启超的学业大为长进，在传统的中国学术文化方面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四年的学习，使他树立了参与政治、改造中国的伟大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1894年就学万木草堂的最后一年，梁启超写下了一组言志诗，其中一首写道：
“奇士在世间，即造一世福。履崇与处卑，所愿乃各足。新义凿沌窍，大声振聋俗。数贤一振臂，万夫论相属。人才有风气，盛衰关全局。去去复奚为，芳草江南绿。采撷当及时，无为自穷蹙。”[1] 读时可见他当时的抱负和心境。
1897年，梁启超应邀到长沙，主持时务学堂工作，并担任了中文总教习。他来后所办的第一件事便是拟定《学约》，第一章就是立志，要求学生师法孟子、范仲淹、顾亭林，以天下为己任，立定救世安民的志向。梁启超还专门同学生谈到立志的问题，“《记》曰：‘凡学士先志。’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朱子曰：‘书不熟，数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志不立，天下无可为之事。’‘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孔子之志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不被其泽，若己推而纳之沟中。’伊尹之志也！‘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范文正之志也！学者苟无此志，则虽束身寡过，不过乡党自好之小儒，虽读书万卷，只成碎义逃难之华士。”[2] 可见，之所以能成大器，和梁启超胸怀大志是分不开的，正如苏轼所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时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二 勤奋好学
梁启超天资聪颖，机敏过人，很早便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才华，被誉为“神童”，在祖父及父母的指导下，他6岁便已读完“四书”及《诗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1考中秀才并且名列前茅，16岁便登科中举。20几岁去北京去北京参加会试，与其师康有为“公车上书”要求变法，并且很快赢得“舆论界骄子”的称号。人们不能不惊叹他是神童和天才，但是我们细读他的学术著作就会发现，在他天才、神童的表象之下，更多覆盖着的却是勤奋好学。
梁启超从小在长辈的指导下学习四书五经；师从康有为，进入万木草堂后，接触到外国历史文化及自然科学知识，对学习更是如饥似渴、不知疲倦，几年期间，梁启超学业大为长进。戊戌政变发生后，出逃到日本，言语不同，梁启超在生活与事业上均感不便，因而产生了学习日文的想法。只要时间上稍有闲暇，便和通日文的友人一起学习日语言。从初习日文开始，他便注意搜集阅读各种日文书籍。对其中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方面的书籍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殚精竭虑，治之三反，学问、思想均大为长进。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回忆道：“自东居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与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1918年12月底离开上海到1920年3月初重返国土，梁启超的欧洲游历长达一年零三个月。这不仅是为了在巴黎和会期间，为中国的外交做舆论鼓吹，而且带有考察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的目的。在这期间，他先后考察访问了英、法、比、荷、瑞、意、德等欧洲主要国家。
在欧洲，梁启超旁听了英国国会下议院会议，瞻仰了法国思想家卢梭故居，泛舟与瑞士日内瓦湖，目睹了德国战败后的惨状。回国后，将其欧游见闻和观感整理出一部分，以《欧游心影录》为题，连载于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表明自己对西方文明的新认识和看法。
梁启超读书甚勤，手不释卷。他一生究竟读过多少书恐怕已无法统计。曾经与他有过交谊的毛以亭为他读书之多深为感佩。1918年底梁启超乘船前往欧洲游历考察，毛留学欧洲，恰好与他同乘一艘船。毛惊奇地发现，“在船上五十天，他看完两大箱近百本的日本书”。其中以关于战后建设者为多，另外还包括文学、哲学、经济、政治、社会、生物等各方面的书籍，应有尽有。毛以亭说：“依此进度来平均估计，他至少已看过一万册以上的日文书了。”毛说的仅仅是日文书籍,若至中文书籍，由梁启超过目者，其数决不会在日文书之下。古人所谓“读书破万卷”之功，在梁启超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文章中的“神来之笔”，其实是他辛勤汗水的结晶。
三 博学多才
梁启超一生关心政治，从1895年列名公车、上书言政起，到上世纪20年代初，30余年，他对政治的热情分毫不减。这期间，他经历了与革命派合作的尝试、策划自立军起义、回归改良营垒、尝试议会政治、联袂反对复辟等事件，塑造了众人熟知的政治活动家形象。
在近代思想家行列里，梁启超亦占有一席之地。在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中，最有价值的是他的新民学说。新民学说提出了人的现代化这一根本性问题；把国民性的改造提上了中国社会改造议事日程。新民学说涉及到的内容有国家思想与合群意识、公德与私德、竞争意识与冒险进取精神、权利思想与自由主义价值观、尚武精神与刚性文化等。例如，在谈到如何养成国人的尚武精神这一问题时，梁启超认为，一个人要成功一项事业总是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如果畏首畏尾，一遇困难便气馁心摄，那就一事无成。事情的难易、情景的险夷既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与一个人的胆魄有密切的关系。无胆力者无处不是险境，有胆力者则无处不是坦途。若能有悍然不顾一切的胆力，“则置之死地而能生，置之亡地而能存”。胆力、心力、体力是当时中国人所缺乏的，梁启超极力呼唤国人在这三方面从事陶冶锻炼，以养成尚武精神。在国际竞争残酷的基础上，呼吁国人改变自我，即便言论有某种程度的偏颇，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梁启超不仅在政界、思想界叱咤风云，而且在学术上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以其56年的有限生涯，创作出数以千万言计的作品，仅收入《饮冰室合集》的就有1400余万字。梁启超学术研究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清代学术、先秦政治思想、史学等领域，成就尤为突出。1920年欧游归国后，梁启超抛弃其他，专心致志于著书立说，终于产生了《清代学术概论》这部经典之作。该书系统地评述了明末自清末两百多年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概况，架构极为宏观，颇有高屋建瓴、鸟瞰全局的气象。发表于1922年和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在史学理论方面的代表作，该书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的形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 理论创建
在梁启超长达25年的办报生涯中，他先后亲自主编了10个报刊，其中民国前7个，民国后3个。除以上直接主编的报刊外，梁启超参与创办的报纸也不少，如澳门的《知新报》，湖南的的《湘报》等。这里所说的理论创建，主要指在新闻理论方面的创建。1910年，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一文中归纳出“五本”、“八德”思想，针对新闻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如道德品格、知识水平和业务技能等方面提出了明确、全面的要求。这套比较完整的新闻职业观，对我们当今的新闻工作者加强自身素质建设仍有一定指导意义。
梁启超归纳出的“五本”，即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对此，他一一作了具体分析。一曰常识：报馆及新闻从业人员应当具备丰富的知识，即关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重大现象，以及原理、原则的知识；本国及世界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时事热点等，这些都是普通常识，需要掌握。二曰真诚：报馆及新闻从业人员以真诚的态度发表意见。一定不能从个人利益出发，而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凭其良知发表观点，这样才有助于健全舆论的形成。三曰直道：报馆及新闻从业人员必须具有不畏强权、刚直不阿的高尚品格。四曰公心：报馆及新闻从业人员不能以自己的好恶来判断是非善恶或怀有党派偏见，而是要站在公共立场上，超越党派之外，要以公众利益为评判标准来发表议论。五曰节制：在新闻报道过程中，报馆及新闻从业人员一定要控制舆论的范围和强度，要有所节制，防止炒作化而造成狂热至极，否则会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影响。
八德即指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一曰忠告：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国民，其举动有不入正道的，有不适于时势的，均不能偏袒，但也不能嬉笑怒骂，而是要给予忠告，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以诚动人。二曰向导：向导的对象是政府、国民兼而俱之，对“向上欲善”的人要“掖而进之”。这是报馆的责任，而且，新闻从业人员自己首先要做到“识涂至熟，择涂至精”，也就是说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然后“有以导人”，并且要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来进行向导。三曰浸润：要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宣传，其收效虽然迟缓，这是鼓吹舆论的一种有力工具。四曰强聒：宣传者不能因为宣传对象一时不接受自己的观点而轻言放弃，应该像孝子对待父母，反复劝谏；又应像良师教导学生，要有耐心，坚持不懈，反复进行。五曰见大：社会上需要解决的病例问题比比皆是，新闻舆论的对象要有所选择性，分清先后主次。六曰主一：宣传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一定要围绕同一主旨，百变不离其宗。七曰旁通：丰富的常识是进行判断的基础，从事新闻宣传的人必须广泛收集各种资料，积累广博的知识，能够供给普通民众丰富的精神食粮，从而帮助众多的民众形成正确的判断。八曰下逮：报刊的文字语言应符合读者的知识水平，要采用通俗移易懂的方式以便于受众接受媒介的观点。[3]
梁启超离开我们已近八十年了，如今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各项事业的发展日新月异。新闻传播事业的面貌涣然一新，它集为党和人民代言的功能于一身；并且，在数量规模上也有了很大的飞跃。然而，正如名记者梁衡所言“自从有新闻以来，职业道德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探析梁启超成名成家的原因，对于今天新闻人的成长仍有启示意义。时代的主题虽然已转换，但心怀天下、忧国忧民、勤奋好学这些精神品质永不会过时。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政府的喉舌，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新闻工作是一种神圣而崇高的社会职业。新闻工作者要用眼睛观察社会，用头脑思考现实，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整个社会的进程，推动社会的前进。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在职业过程中的行为，都直接关系到新闻事业与社会功能的发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新闻事业的看法、甚至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声誉。新闻工作者，在社会生活中有“布衣宰相”、“无冕之王”的特殊地位，正所谓“笔下有人命关天，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毁誉忠奸”。因此，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自觉用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来检验自己的职业行为，正确的行使职业权利，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完成其职业使命的基本要求。
当前新闻界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表现，主要可以归结为“四大害”，即“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侵权新闻”和“低俗新闻”，如果在加上群众反映强烈的“虚假广告”，可以统称“五大害”，这“五大害”说到底是少数媒体及新闻工作者无视自己的社会使命和道德责任，滥用新闻自由权利，贪图小团体和个人私利造成的。由于这些东西的存在，致使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受到严重伤害，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形象也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在目前我国新闻法律尚不健全，媒体自律机制很不完备的情况下，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刻不容缓，这或许就是我们今天重新解读梁启超的原因之所在。
参考文献：[1] 隗瀛涛著， 新民之梦——梁启超传，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2] 梁启超著， 梁启超语萃， 华夏出版社，1993。
[3] 占康，健全的舆论需要素质健全的报人——梁启超的“五本”“八德”
新闻职业观， 新闻窗2007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