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你才刚上路
文/王龙珺
中国新闻学研究滥觞于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并集体研究新闻学的团体，被公认为中国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开端。戈公振先生于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想来，中国新闻学研究已历百年。百年时间，对于一个学科而言，是多么短暂的时间啊！相较于文学，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百年时间的确不过一瞬耳。然后，这百年的时间，中国的新闻学人又有多少时间在一个安稳的学术环境中潜心于学科的建设和开拓呢？
中国新闻学研究诞生于上世纪初叶，那是一个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年代。学术研究环境之恶劣可想而知。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第一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内战争接踵而来，原本就处在襁褓之中的新闻院校和研究机构就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年代中缓步前进，学术研究时断时续。新中国的成立给新闻学研究带来了一线曙光，国家兴盛，实乃学术之幸事也。特别是“双百方针”的提出，中国的新闻学人有理由相信学科发展即将步入快速前进的快车道。然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随之而来是大跃进和万马齐喑、人妖颠倒的文化大革命。新闻学研究的道路被硬生生地腰斩了。大批才学甚高的学者被迫中止了心爱的事业，有的甚至因此失去了性命。邓拓先生、赵超构先生、王中教授，他们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至今，他们的睿智依然影响着年轻的学子。
十年文革结束于1976，随之的两年，新闻学者们依然压抑在两个凡是的阴影中。改革放开的春风吹绿了中华大地，也吹绿了早已荒芜多年的新闻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心情愉快、信心满满地重新踏上治学之路。时光到了八十年代中叶，受国内国际两个大环境影响，右倾思想略有抬头。这又给刚刚恢复的新闻学研究蒙上了阴影。那场发生在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又阻挡了新闻学学术研究的前进步伐，此后三年，新闻学术界陷入了反思和停滞的阶段。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再次点燃了新闻学扬帆起航的灯塔，自此，新闻学终于迎来了春天。
如果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处于小学阶段，那传播学研究至多处在幼儿园阶段。改革开放后，传播学从西方引入。陈力丹教授聆听了那场掀开中国传播学研究历史第一页的讲座。讲座设在人民日报社顶楼，由日本学者演讲。从那次讲座开始，中国传播学学界把英文单词communication译作传播。
现在，我们仍没有理由乐观。许多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处在一个低水平、浅层次的阶段。研究成果大多限于经验描述和译介的阶段，真正属于自已原创的学术成果少之又少，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去甚远。反观新闻事业的现实，同样是问题百出。有偿新闻、黄色新闻、新闻体制缺乏活力等问题层出不穷。
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经济高速发展，同时社会矛盾有待于缓解。我们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人口基数巨大。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人民群众需要一项发达健康的新闻事业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又好又快地发展。新闻学建设，刻不容缓！
我，作为一名新闻学本科生。一个中国五流大学的新闻本科生，没有优秀的教授指导，没有丰富的书籍阅读。但，我确实喜欢这门学科。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够从事新闻学科的学习和研究。我希望能为祖国的新闻战线的建设添砖加瓦。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新闻学，你才刚上路。新闻学，我才刚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