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01-15 08:54:20 ）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3版
从北京网友自制的“草根春运购票指南”，到浙江慈溪网友用手机拍下售票员涉嫌倒票的画面，到“北京站37号窗口售票员内部大量出票”的网上视频，民间力量对春运问题解决的推动和促进，今年通过网络似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13日央视《新闻1+1》节目公布了一组调查数据：47.3%的被调查者认为最有可能买到车票的方式是“走后门、托关系”，37%的人认为是找票贩子，而仅有15.4%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通过正规的渠道在预售窗口买票”。
与这组数据同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网上流传的两段视频：浙江慈溪网友用手机拍下了售票员涉嫌倒票的画面，而“北京站37号窗口售票员内部大量出票”的视频，更是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在网友“顶帖”和媒体问责之下，有关部门对此予以了“回帖”：浙江慈溪辞退了“上班时间打手机”的售票员，北京站则向民众解释了“误会”是如何产生的。尽管多数网友对此并不买账，但这些回应无疑让民众看到了新的希望，即网络监督正在成为化解买票难的催化剂。
蚍蜉也可以撼树
民间力量对春运问题解决的推动和促进，今年通过网络似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北京网友自制的“草根春运购票指南”因为即时更新网友收集的票务信息而大受追捧，以《新京报》为代表的媒体则呼吁“铁老大”从民间智慧中吸取营养，及时发布权威、可信的信息。
而面对铁路内部人员参与倒票、炒票的质疑，铁证之下，有关部门已经无法再像“37号售票员”那样拉下窗帘遮遮掩掩了。
回顾整个事件，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种解决问题的新路径。对于民众所关心的问题，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将意见传达给相关部门，并促使问题的逐步解决。“虎照事件”如此，“出国考察门”事件也是如此。
在“倒票质疑”事件中，正是网友的转帖与跟帖使得久为诟病的问题重新进入公众视线。随着舆情高涨，网络议程转化为媒体议程，形成了热烈讨论的舆论环境。最终，舆论的压力从民间传导至官方。
《钱江晚报》评论道，尽管疑虑还是难以消除，有解释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但民众的期待又不止于这种“进步”。
知情是舆论监督的前提
其实网络只是发表言论的平台，可以反映问题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草根春运购票指南”也是民众对于政府职能缺位的弥补。民众对春运不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信息不透明和有关部门对民众知情权的漠视。本报10日“新华时评”栏目曾刊文指出，知情是监督的基础，知情权得不保证，公布再多的监督电话也不能解决问题。
对此，《新京报》的评论曾直指买票缺乏“透明规则”和程序正义。各个火车站都有内定的计划票，保证当地的机关和一些特殊客户的需要，这样的“潜规则”使得票务“权力化分配”，也使得购票在程序上留有暗箱操作的可能。不少网友因此质问，为何发票首日通宵排队却依然被告知“票已售完”，为何“黄牛党”轻而易举就能弄到大把车票，铁道内部人员是否是导致购票难的“特洛伊木马”？
在火车票分配程序上需要透明和公正，在销售环节上同样需要透明。《工人日报》援引《铁路路风管理办法》的规定说，“铁路车站和售票中心售票窗口的固定票额，要向社会公布，增加售票的透明度”。应该说，这一规定深得人心，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价值。但是，铁路车站和售票中心售票窗口的固定票额，何曾真正向社会公布过？
以网友不接受北京站方面的“澄清”为例，正是由于民众与铁路双方掌握的信息不对称，“误解”才显得不可避免。天山网的评论说得好，因为公众对于铁路的售票程序一无所知，“正常的提前出票也显得很不正常”。
纵观这几年的春运，似乎还能发现这样一个悖论：虽然有关部门每年都在说运力紧张，但最终广大要回家过年的民众还是回家了，无论是采取什么方式好歹都走得了。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目前的铁路运力也没有传说中的那样紧张，只不过是车票在某些环节被“截流”了，或“堵塞”了一下。这种现象无可避免地造成了民众的集体焦虑，加剧了“买不到票”的紧张感。更要命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终绝大多数人弄到票走得了的背后，是广大民众的“被折腾”，是社会运行成本的成倍加大，是更多不满的悄然聚集。
铁道部“预告”说“2012年基本消除买票难”。现在离2012年还有两三年，在这两三年里，为了减少民众被折腾，铁路相关部门不妨更加广泛地听取民意，吸取民间智慧，通过信息公开、程序公开、阳光操作、理顺购票流程等手段改善购票软环境，对缓解“一票难求”的局面、疏解民众的焦虑情绪应该是大有裨益。
